谋节战篇之：近代中国军队的历史经验标准

通过对近代中国四支军队的一次摸索和三次转型，以及对相关战事所进行的一个罗列，可以看到，清王朝旧军队的“道”不行、“器”不行、“法”不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军队碾着打。洋务军的武器已经不落后于敌，但“道”不行、“法”不行，仍是被敌人碾着打。新陆军，军阀混战时，各军阀之间的武器装备差不多，“道”也相差不大，蒋介石主要是凭着战略取得全国政权；在对外的抗日战争中，与日军相比，国民革命军“器”不行、“道”尚强、战略行、战术欠缺，总体上仍被敌人碾着打，但已经可以依靠“道”和“法”在持久战中扭转局势。

国共内战中，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于国民党军队，但依靠“道”和“法”弥补了武器装备的不足，进而取得最终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二三次战役，再次证明依靠“道”和“法”可以弥补武器不足的缺陷，并取得作战胜利；第四次战役中美国摸清中国军队战术，志愿军损失很大，“道”与“法”的作用下降。第五次战役及后续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中，之所以能与美军打个旗鼓相当，除了军队的强大凝聚力（即“道”）和阵前反击、坑道战等新型战术（即“法”）外，最重要的是苏联援助武器装备的到位，“器”成为制胜的基础。据此，我们可以从“道”“器”“法”三者决定战争胜利的关系进行中国式的经验总结。

（一）“道”是核心。从国内战争的整个趋势看，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军和农民军的武器装备总体上处于同一个层次，在细节上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都比农民军强，在“道”和“法”上均不如农民军。国内历次战争的结果是，国民革命军战胜北洋军阀、农民军又战胜国民革命军。因此说，在制胜因素上看，“道”和“法”的作用要大于“器”。

同样，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武器装备与法军、日军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由于法国和日本都是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政治团结，军队上下一心，协调一致，作战勇敢，战术灵活；而清王朝虽然处于被侵略地位，属正义一方，但内部腐朽，怯于作战，战术呆板，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因此，“道”和“法”要胜于“器”。

在“道”和“法”之间，则是“道”更为重要。国共内战中，共产党奉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政治上清正廉洁，实现了内部的坚强统一和外部获得民众广泛同情理解，处于道义上的制高点。蒋介石则注重权谋的运用，力求通过以派制派、分化瓦解等措施，逐步削弱各派系势力，同时政治上贪腐盛行，导致内部相互猜忌无法统一，外部得不到民众支持，经常受到各方道义上的谴责，以至于激发出西安事变这样的兵谏行动。

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支持，使得共产党可以按照既定战略战术协调一致地达到目的。内部的相互猜忌和外部的谴责，使得国民党各部队很难协调一致地实施作战行动，既难以产生好的战术，也使得好的战略战术难以有效实施。因此，在红军长征时，先有广东陈济棠让道，再有桂系白崇禧放行，后有云南龙云礼送出滇，最后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蒋介石再好的战略战术也无济于事。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想借日本的手，将八路军和新四军耗亡。但共产党高举民族救亡的大旗，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各方支持，灵活运用游击战与日军周旋，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还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游击军，大部分不是被日军消灭就是变成了伪军。因此，总体上来讲，在武器装备总体处于同一层次的情况下，“道”是取胜的核心。

进一步扩展来看，“道”所包含的政治清明，就可以实施良政，推动经济、军事、科技，直至武器装备的发展。“道”的清明，可以发现优秀的将领，想到好的“法”来组织和运用军队。“道”所包含的指挥顺畅，可以保证整个军队的协调一致行动，将“法”执行好。“道”所包含的勇敢顽强，可以推动增强“法”的潜能。

（二）“器”是基础。两次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前四次战役，都是在武器装备水平与敌不在一个层面的战争。其中，鸦片战争，旧式军队不仅武器与敌存在绝大差距，军队本身的“道”和“法”也差得很。看不出三个哪个对战争失利影响最大。抗日战争，中国军队的“道”还是不错的，“法”也行，作战的胜败很难说得出主要是由“器”“法”“道”三个哪个所决定，但总体上中国始终处于防御地位，正面战场一直节节败退。即使在敌后作游击战的八路军，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的重点“扫荡”下，抗日根据地也不得不收缩。

中国军队的同仇敌忾的强大“道”，以及八路军灵活的游击战，在日军的强大武器装备攻击下，也都只能以持久防御来消耗敌人，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是全机械化军队。而在第一、二、三、四次战役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仍是以解放战争的武器装备为主，连摩托化都没有实现。与美国先进武器装备相比，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

在前三次战役中，凭着我们强大的“道”和美国尚没有摸清中国军队灵活战“法”的情况下，志愿军打了联合国军一个措手不及，夺取了前三次战役的胜利。到第四次战役，美军已经熟悉了中国军队的战术时，志愿军的“道”和“法”都失去了作用，部队吃了大亏。到第五次战役时，由于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到位，特别是喀秋莎炮兵等强大火力装备的到位，增强了志愿军火力，才保证了坑道战等战术的成功实施。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邓华提出，抗美援朝战争证明，“现代战争一定要有必需的现代技术装备。没有必需的火炮，既不能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也不能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没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便不能击毁敌人的坦克。没有空军和防空武器，便不能打击敌人的空军，掩护自己的战场。”因此，可以这样讲，当双方武器装备水平不在同一个层次，甚至存在代差时，再强大的“道”、再灵活的“法”也是于事无补。“器”是战争取胜的基础。

（三）“法”是关键。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中，北洋军阀和国民革命军都是“小道”，武器装备也处于同一水平。因此，他们的胜利更主要的就体现在“法”的差别上。最重要的就是蒋介石“先吴后孙”，抢占江浙的战略比北洋军阀高明得多。中央红军的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军队的政治领导体制不变、武器装备相同，内部团结、作战勇敢。但前四次战役取得成功，第五次战役却以失败而告终。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战术的不同。前四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红军以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术相对。

第五次战役中，国民党采取了稳扎稳打的堡垒战术，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采取拼消耗的阵地对阵地的战术，与国民党这个“龙王”比宝，最后是处处失利，最终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前期，红军指挥员顽固坚持既定行军计划，不能根据战场情况灵活变化，严重影响了红军的行进速度，硬碰硬地直闯国民党的湘江防线，损失惨重。湘江战役，红军由出发时8.6万人锐减到3万。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由毛泽东指挥，采取灵活的战术，以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役，成功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完成了战略转移。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