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博弈与妥协, 细说国民政府委员会的组建及成员选拔

国民政府是国民党掌理全国政务的机关。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5～7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1人为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处理政务，以会议行之；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执行之。据此，作为掌理全国政务机关的国民政府以委员组成，但未规定任期，具体人数未明确规定，具有弹性。此后国民政府组织法经多次修订，对委员任期与人数均未具体规定，实际上时有不同，但大体上呈递增趋势。如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制定并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规定：国民政府设主席委员1人，委员12～16人。

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再度制定颁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以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长、副院长为当然委员，并设委员16～32人。据此，国民政府委员人数大幅增加，为安插地方派系提供了便利。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成为各派系尤其是拥蒋派系的大杂烩。先看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构成。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修正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以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副院长为当然委员，并设委员16～32人。这次全会将产生新的国民政府委员。全会召开之前，蒋介石在思考具体人选。6月9日，蒋介石初步拟定名单如下：

蒋、林、邵、宋、王、张、于、陈、戴、刘、张汉卿、张作相、朱培德、王树翰、杨树庄、张景惠、刘尚清、王正廷、吴铁城、李济深、何应钦、孔祥熙、王伯群、马福祥、钮永建、茹欲立、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魏道明。

蒋指蒋介石，林指林森，邵指邵元冲，宋指宋子文，王指王宠惠，张指张继，于指于右任，陈指陈果夫，戴指戴季陶，刘指刘芦隐。其中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林森是立法院院长，邵元冲是立法院副院长，宋子文是行政院副院长，王宠惠是司法院院长，张继是司法院副院长，于右任是监察院院长，陈果夫是监察院副院长，戴季陶是考试院院长，刘芦隐是考试院副院长。这10人属国民政府当然委员，故蒋介石在列具名单时只写姓氏。

剩余20人中，张学良、张作相、王树翰、张景惠均是东北军高级将领，反映出中原大战后东北军系权倾一时，蒋介石既需借重亦需笼络。剩余16人中军人主要有朱培德、吴铁城、李济深、何应钦、马福祥、陈铭枢6人，除李济深外，均是蒋介石的嫡系或准嫡系。但是这份名单除东北军系外，尚未容纳其他地方实力派，故蒋介石尚在不断地权衡，“对府委人选踌躇极矣”。

6月15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正式选出国民政府委员，其名单如下：

蒋中正、林森、邵元冲、宋子文、王宠惠、张继、于右任、陈果夫、戴传贤、刘芦隐、张汉卿、张作相、朱培德、王树翰、杨树庄、张景惠、刘尚清、王正廷、吴铁城、李济深、何应钦、孔祥熙、王伯群、马福祥、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胡汉民、丁惟汾、叶楚伧、邵力子、韩复榘、刘峙、何成濬、刘湘、刘瑞恒、龙云、徐永昌、陈调元、何键。

比较前后两份名单，可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总人数从30人增至40人。前份30人名单中，除去10名当然委员外，剩下的20人中，地方实力派中仅有权倾一时的东北军系4人。这种单一化的委员结构，显然缺乏协调、整合各方的功能，影响政治的稳定性，所以最终名单扩增至40人。第二，6月15日的最终名单中，减去钮永建、茹欲立、魏道明3人，新增胡汉民等13人。新增13人中，除因约法之争与蒋介石龃龉的胡汉民外，丁惟汾、叶楚伧、邵力子是南京中央党政要员，刘瑞恒出自军医系统；阵容最为庞大的当属军人，且除刘峙属黄埔嫡系外，其余全是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

6月15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闭幕。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今日上午全会闭幕，政府与党部皆已充实，较前当有进步，惟政府委员人数太多，此其缺点，当待全国代表会时改正之。”可见，蒋介石一方面不满于政府委员人数太多，另一方面又需要统筹协调安抚各路豪强，不得不妥协。

再拉长时段，将不同届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对比来看，或更能清晰地看出其笼络整合的功能。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之前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产生于1928年2月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名单如下：

丁惟汾、于右任、王伯群、王法勤、王宠惠、孔祥熙、古应芬、白崇禧、白云梯、田桐、伍朝枢、朱培德、朱霁青、李宗仁、李烈钧、李济深、汪兆铭、何香凝、何应钦、宋子文、宋渊源、林森、周震鳞、柏文蔚、胡汉民、陈调元、孙科、许崇智、张人杰、张之江、张继、黄郛、黄绍竑、钮永建、程潜、冯玉祥、杨树庄、经亨颐、熊克武、邓泽如、蔡元培、赵戴文、樊钟秀、刘守中、蒋中正、蒋作宾、戴季陶、阎锡山、谭延闿。

比较二届四中全会与三届五中全会两份国民政府委员名单（以下简称“二届名单”“三届名单”），可得出这样的认知：

第一，二届名单中，地方实力派委员包括桂系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西北军系的冯玉祥、张之江、樊钟秀、刘守中，晋绥系的阎锡山、赵戴文，以及掌握军政实权的李济深、安徽的陈调元等，共计11人，含括了当时最大的几个实力派。三届名单中，地方实力派军人主要是东北军系张学良、张景惠、张作相、王树翰，川滇实力派刘湘与龙云，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徐永昌，湖南的何键，安徽的陈调元，以及湖北的各路杂牌军领袖何成濬等共11人。

第二，二届委员中地方实力派除李济深、陈调元外，均因中原大战反蒋未出现在三届委员名单中。三届委员名单中地方实力派除徐永昌外，在中原大战均拥蒋挺蒋。徐永昌之所以出现在委员名单中，是因为他虽然出自晋绥系，但对反蒋并不赞同，实际上是在晋绥与南京之间居间调和，故能被蒋介石所接受。

第三，三届委员名单中除东北军系外，其他入选者大多数兼职省政府主席，但刘湘入选显属例外。此时四川省主席是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刘湘是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善后督办。二刘之中，选刘湘未选刘文辉。中原大战之前，南京中央扶持二刘共同奠定川局。中原大战期间，二刘选边站位，刘湘挺蒋，刘文辉与汪精卫等改组派态度暧昧。中原大战后，南京中央开始比较明确地支持刘湘，刘湘遂得以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委员之授予地方实力派，既是安抚与笼络，亦是奖赏与肯定。

第四，三届委员名单中虽然包含了与蒋介石龃龉的胡汉民等人，但总体上讲，具有鲜明的拥蒋色彩，更多体现的是蒋系意志。

三届五中全会堪称国民政府委员会安插地方军人的最高峰。

1931年11月，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约法之争导致的尖锐政潮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暂时得到缓和，政潮各方同意共同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全会对国民政府组织法进行了新的修正，并选举产生33位国民政府委员。四届一中全会的选举标准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其具体名单如下：

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唐绍仪、张人杰、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王树翰、刘尚清、薛笃弼、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杨庶堪、马福祥、恩克巴图。

不难看出，四届委员名单同三届委员名单比较，相差很大。如果说三届委员名单反映的是蒋系的意志，军人色彩浓厚，四届委员名单则是国民党内蒋系、胡系、汪系三种派系博弈的结果，拥蒋阵营遭到打压。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元老关系密切的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邹鲁等均当选。三届委员名单中蒋介石选定的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张景惠、张作相、王树翰、刘湘、龙云、韩复榘、徐永昌、何键、陈调元、何成濬等11人除王树翰外，全部落选。阎锡山、冯玉祥等与蒋介石有隙的老一辈地方实力派再度入选国民政府委员。此后国民政府委员会基本上不再承担安插地方派系军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