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专业主义：马克思的新闻写作

作者：黄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现任职于清华大学）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5期

导 读： 本文以马克思的新闻写作为例，讨论记者超越专业主义路径的可能性。

作为记者的马克思

在马克思壮丽的一生中，“记者”是他的第一份职业，也是他一生都在从事的职业。马克思曾在英文、德文、法文、荷兰文报刊上发表文章，他本人学习和掌握了至少七门语言：德语、英语、法语、拉丁语、俄语、西班牙语、古希腊语。记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贫农、工人阶级、广大的被压迫的群众、种族、民族的命运发声，留下了经典的新闻文本，其中的哲学探讨与时代考问在今日依旧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马克思是19世纪诸多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和评论者——见证了英国宪章运动、欧洲1848年革命、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7年至1858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美国内战与废奴运动等。作为记者的马克思与他的时代展开了精妙绝伦、磅礴浩荡的交锋，他是评论员，是观察家，也是参与者和变革者。就马克思报刊活动的“空间性”而言，他所供稿报刊的空间分布远远超过其所在的物理范畴——他的读者遍布北美甚至非洲。马克思新闻写作涉及的国别问题范畴则更为广阔——包括遥远的东方：中国、印度等国，以及拉美地区。

“记者马克思”取得了非凡成就：由于马克思的加盟，《莱茵报》的发行量得到显著提升[1]；他主编的《新莱茵报》是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在科隆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2]；美国数一数二的大报主编对马克思的文采赞赏有加，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驻外记者中薪酬水平最高[3]；马克思文章的读者中有美国总统林肯[4]以及他的首席经济学家亨利·凯里，而后者不仅读过、引用过马克思新闻作品中的论述，还曾与马克思展开理论辩论……这些事实足以让人作出判断——即使在最通俗的意义上，马克思属于何等记者。

超越专业主义

专业主义是劳动分工细化的结果，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展开的具体现象。在新闻传播领域，“新闻专业主义”曾一度上升成为主导美国新闻界，甚至规范新闻市场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主流”新闻理念。[5] [6]微观而言，它要求记者冷静客观，聚焦眼前，专注细分领域。鉴于19世纪的时代特征和新闻传播业态，相较于当下受到专业主义规训的记者，19世纪的“记者”之内涵和外延显得更加丰富。

“记者马克思”这一角色兼有研究型作家与通讯记者两种属性，档案研究与理论研究是马克思进行“新闻”观察、分析和写作的主要路径。正如德国马克思研究专家Anna-Sophie Schönfelder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说，“在英国期间，马克思从事新闻工作的方法就是在英国博物馆搜集、研究最新的议会辩论等档案资料，从而构建起最新的观点。”马克思是一位不断学习、笔耕不辍、百科全书式的记者和学者。这一点在《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研究组组长Gerald Hubmann博士那里也得到确认。我们在《马恩全集》第四部分的“笔记”中可以读到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地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时做的笔记。例如，《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四部分第26卷笔记部分，为了研究经济问题，马克思曾向美国俄亥俄州的官员索要过劳工方面的最新数据。Hubmann解释道，“这说明马克思在后期非常重视美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更加关注英国的状况，这一转变也许是他没有写完《资本论》的原因”。[7]有关马克思对于世界经济的研究笔记情况，可以参考《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四部分第14卷，具体的手稿可以参考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的资料，目前电子化工作已经基本完成。[8]马克思和恩格斯用 “剪贴报”的方法进行素材积累，这个习惯帮助他们了解、熟悉和研究各大报刊的观点。

马克思是语言大师，他一生都在接触学习新的语言和文化。对于写作语言的选取，马克思是十分谨慎的。在为《纽约论坛报》撰稿初期，他对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尚不自信。他对恩格斯说，“如果你还能（假如时间允许的话）把比较次要的、各阶段中间发生的情况用‘英文’写成一两页的叙事短文寄来，那就好了。这些小东西甚至在语言方面给我带来的困难，也要比深奥的议论或者特别是我多年来由于阅读英文书籍而必须用英文与之打交道的那种材料大得多。这自然只有在没有‘大事件’的情况下才对我是必要的。主要问题是，在我感到自己不能完全掌握的那些东西上我担心我的批判意识。”[9]马克思对于报刊写作、对于公共表达的态度尤为谨慎和认真。在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后，他便基本可以自如使用英文写作了。马克思的英语写作风格很显然受到他的母语——德语的影响，语法结构复杂、词汇丰富，他也常常直接使用拉丁语等语言描述典故等。

广泛读书看报、书信往来、交谈辩论、随时随地的笔记和写作，构成了马克思“终身学习”的方式。卢格三言两语描绘出马克思的形象：“他性格很特别——作为学者、作家是完美的，但是作为记者却是灾难性的。他读书很多，工作勤奋……但是他很少完成过什么，时常中断全身心扑向无边无际的书海……他很易怒，有时由于工作过度而生病，连续三、四晚不睡觉。”[10]马克思的一天是十分忙碌的，在管理《新莱茵报》时，每天都要工作到两三点，反复琢磨、修改每篇文章。在其他时间，马克思还要频繁“出差”开展筹款活动、拜访友人、参与工人协会工作等。在伦敦时期，马克思长年累月在英国博物馆阅读政府蓝皮书、公文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著作。马克思各个时期的“书单”不仅数量惊人，跨度甚广，而且既深厚广博，又前沿新潮，这样的“输入量”成为他丰硕的学术产出的基础。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有时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开始，轮流阅读……现代小说中，马克思最感兴趣的是保尔·德·科克，查理·利维尔，大仲马和瓦尔特·司各特。”[11]甚至对马克思并无好感的巴枯宁也说：很少有人读书能像马克思读得那么多，而且我们还可以加一句，也很少有人读书能有马克思那样有见地。[12]

马克思的新闻写作与资料收集、理论分析和学术研究有机统一在一起，他的新闻作品直接受益于不断的求知过程，例如他在《纽约论坛报》等报刊发表的新闻作品就是对他日常关注的问题直接、快速的反映和表达。1853年9月和10月期间马克思专注于研究丹麦的历史问题，而后在《纽约论坛报》发表了有关丹麦政治事务的文章；为了能够阅读和理解西班牙作家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和塞万提斯（Cervantes）的作品，马克思于1854年4月和5月学习了西班牙语，在那年夏天他寄给《纽约论坛报》多篇有关西班牙的文章。《马恩全集》第四部分第13卷[13]就记录了马克思为研究西班牙革命专门学习了西班牙语。马克思也督促身边的革命友人勤学语言，特别是通过经典阅读和写作的方式学习外语，李卜克内西回忆道：“由于我对于西班牙语一窍不通，有一天他把我好骂了一顿！他从一摞书中拿起《堂吉柯德》，立刻给我上了一课。作为老师他是多么的耐心，而在其他方面他都如此的暴躁。每天他都要考我，让我从《堂吉柯德》或别的西班牙语书翻译一段话，直到后来断定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为止。”[14]

1860年，马克思在评价戴维·乌尔卡尔特的作品时，也记述到同样的学习、研究和写作过程。“乌尔卡尔特关于俄国的和反对帕麦斯顿的著作使我感到兴趣，但没有使我信服。为了取得对这个问题的确定看法，我仔细地分析了‘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和1807—1850年的外交蓝皮书。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社论（1853年底）。在这些文章中我根据帕麦斯顿同波兰、土耳其、切尔克西亚等等的会谈，证明他同彼得堡内阁有联系。”[15]

除了“有字之书”，马克思也积极阅读、理解和书写真实社会这本“无字之书”。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加入工人的文化圈。在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作为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Brüssel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的成员，每周定期参与协会组织的活动。这个协会有超过几百位成员，每周三和周日晚上组织聚会，周三晚开展政治与社会议题讨论，周日晚进行文学和音乐鉴赏。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Brüsseler-Zeitung）上有关1847年至1848年历史的记录中还有这样有趣的描述：马克思夫人是“投身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典型人物”[16]；在工人文化活动中，“马克思夫人展现了朗诵的天赋”[17]。

马克思善于将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素材、文学体验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1861年马克思曾在柏林短暂停留，友人带他去看了古斯达夫·弗莱塔格的一出喜剧。此外他还坐在记者席上参加了普鲁士议院的一次会议，听了自由派议员格奥尔格·芬克[18]的演讲。马克思这样记录：“我在柏林看过的弗莱塔格的一出名叫《新闻界人士》的蹩脚喜剧中，描写了一个名叫皮蓬布林克的肥胖的汉堡市侩和酒商。芬克就是这个皮蓬布林克的惟妙惟肖的翻版。满口是令人讨厌的汉堡和威斯特伐利亚的方言，把一些词生吞活剥地按下去，没有一句在结构上是正确的或完整的。这是我们的土产的米拉波！在这个侏儒的畜圈中唯一显得稍微像样的人物，一方面是瓦尔德克，另一方面是瓦盖纳和布兰肯堡的堂吉柯德。”[19]

马克思也是“调查研究”的鼻祖。在法国《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organe bi-mensuel de la science social）杂志出版人边·马隆（Benoît Malon）的邀请下，为了调查分析法国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20]，马克思编写了一份详细的《工人调查表》，于1880年4月20日[21]发表。这份调查表以匿名形式刊登在杂志上，一共101道题，最后一道是开放式问题（General Remarks）[22]。调查表共分为四个部分，从企业的基本状况、雇佣制度、工作日的情况、机器使用的情况、生活品价格到工会情况、工人罢工情况等方面考察劳资关系以及工人的个人感受和体验，这份调查表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了示范典例。

在孜孜不倦、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马克思谦虚、不知足，常自我调侃。1868年4月11日马克思给他的女儿劳拉写信：亲爱的孩子，你一定会认为我是嗜书如命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候我还是拿书籍的事情来麻烦你。但是你这样想就错了。我只是一架机器，注定要把书籍吞掉，再改换一种形式把它们抛掷出来，投向历史的垃圾堆上。[23]柏拉威尔评价道：“一个如此清楚看到自己缺点，机智、风趣地描绘自己的缺点的人，肯定早已做了不少努力，弥补自己的缺点，甚至能将缺点转化为力量。”[24]

结 语

1842年，博士毕业不久的马克思任《莱茵报》实际的编辑，他在给卢格的信中提到了新闻写作“三少三多”的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25]这一原则也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新闻工作中。

总体而言，马克思的新闻写作与理论研究相互交织、相互推动，新闻工作将马克思与更广泛的历史与政治空间联系起来，并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动力要素和直接来源。“记者马克思”也为我们展示了超越专业主义的可能。

参考文献：

[1]Nippel W. Karl Marx[M]. München: Verlage C.H.Beck, 2018.

[2]黄斐：马克思与《纽约每日论坛报》——从西方中心主义走向英特纳雄耐尔主义[J].出版发行研究，2020（08）：97-105.

[3]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76.

[4]Herres J. Karl Marx als politischer Journalist im 19. Jahrhundert[M]//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Berlin: Argument Verlag, 2005.

[5]赵月枝,王芊霓：新闻专业主义的迷思[J].文化纵横，2019(03)：114-121.

[6]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J].新闻记者，2014（02）:16-22.

[7]根据与Gerald Hubmann的访谈

[8]参见 https://search.iisg.amsterdam/Record/ARCH00860#

A3c42b83cb0.

[9]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3年12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14.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8/140.htm.

[10]“He has a peculiar personality – perfect as a scholar and author but completely ruinous as a journalist. He reads a lot; he works with unusual intensity and has a critical talent that occasionally degenerates into a wanton dialectic. But he finishes nothing, breaks off everything and plunges himself ever afresh into an endless sea of books … He is irritable and hot-tempered, particularly when he has worked himself sick and not gone to bed for three, even four nights on end.” Arnold Ruges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r, cited in McLellan D(ed.). Karl Marx: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M]. Macmillan: London, 1981: 8.

[11]胡尧之等译.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1//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傅惟慈,董乐山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347，注释2.

[12]Berlin I.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10. 转引自《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文版第364页，英文版第266页。

[13]具体参见Karl Marx: Experte zur Geschisichte Spaniens，Heft 1-5.（卡·马克思：西班牙历史专家，1-5册）

[14]Fischhof H. (ed.).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M]. Vienna, 1948: 52.转引自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文版第282页，英文版第208页。

[15]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第七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01-525.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4/075.htm.

[16]“Madame Marx was not the last to give to those assembled the benefit of her dramatic talent and thus provided a remarkable and extremely moving example of a distinguished lady devoting herself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17]“Frau Dr. Marx demonstrated her genius for recitation.” Cf. H. Gemlow (and others). Karl Marx. Eine Biographie,108; and Dornemann H., Marx J. Der Lebensweg einer Sozialistin.Berlin,1969: 96-97，转引自S. S.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37.

[18]格奥尔格·芬克男爵（1811-1875），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领袖之一。引自柏拉威尔著《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文版第277页，注释1.

[19]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5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69。古斯达夫·弗莱塔格（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奥诺莱·瓦尔德克和盖瓦纳都是马克思时代的德国政治活动家。布兰肯堡的堂吉柯德指摩里茨·冯·布兰肯堡，也是当时德国的一个政治活动家。引自《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文版第277页，注释2.

[20]卡·马克思.工人调查表.可参考：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9/022.htm.

[21]经本文考证为1880年4月20日出版，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817422b/f2.item.

[22]Marx K. A workers’ Inquiry.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ni/vol04/no12/marx.htm.

[23] W Schwerbrock(ed.). Karl Marx privat. Unbekannte Briefe. Munich, 1962, 转引自S. S.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67.

[24]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M].梅绍武,傅惟慈,董乐山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364.

[25]卡·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4.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黄斐.超越专业主义 ：马克思的新闻写作[J].青年记者,2023(05):1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