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官碑》，给后人留下丰富资料，对于汉隶书法研究起到关键作用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在我国东汉时期，因为人们重视厚葬、崇儒、歌功颂德等，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隶书碑刻，大部分碑刻均出土于我国中原地区。

而在南京固城湖畔发现的《校官碑》，不仅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于汉隶书法研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校官碑》概况

《校官碑》又称《潘乾校官碑》，是在南京溧水县发现的唯一的一块汉碑，由实物可见，此碑也是我国至今为止保存得相当完好的汉碑。

根据历代学者的研究，《校官碑》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书法艺术风格上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校官碑》原石高134厘米，宽77厘米，碑顶有隶书额“校官之碑”，下有穿，孔径12厘米。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校官碑》刻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

而其出土时间与地点。在《隶释》《夷坚志》等书中均记载是在宋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被溧水尉喻仲远发现于固城湖边。

但是碑文中开头处就提到的是“溧阳”而非溧水，《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记载：“按固城原为古溧阳县治，隋后属溧水县，明弘治后属高淳县”，所以在今天看来，《校官碑》的出土地点是在南京市的高淳区。

该碑全文共492字，值得注意的是，碑中正文的内容与碑额的内容都是用隶书书写，不过在东汉时期大部分隶书碑刻为了突出装饰性而在碑额处采用篆书，如具有代表性的《张迁碑》，其碑额的篆书就极具特色。

对于研究书法的人士来说，因为石头常年的风化、磨损，会造成碑中字迹不清，那么拓本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校官碑》的拓本，根据研究其在宋代时期已经失传，现在书籍中所看到的拓本主要是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时期所拓，大多在私人手中收藏，其实关于拓本的年代分析，是根据碑中“光和四年”的“光”、“四”的完整度所确定的。

在明代，“光”字还未破损，而清初的拓本所见“光”字已经有破损，但“四”字都是完好的，不过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所见拓本，“四”字也已破损。

但因为《校官碑》的价值很大，后世留有很多伪品，故意修补完整以谋求利益，这在研究书法或历史的后人来说形成了一道障碍，但有经验的学者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破绽，故研究拓本的真伪也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关于“校官”的解释

碑文中的“校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因为“校官”有官职之意，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认为此碑中的“校官”是官职名。

而清代的金石学家翁方纲却予以否认，他在《两汉金石记》中提到“……所谓校官弟子者，学舍之弟子也。兹碑特颂其兴学之事，故其石刻于学舍。”

他认为这里的“校官”指的是学舍，而后世的记载也大部分都顺从了翁方纲的观点。其实根据东汉一些著作中的记载，笔者发现“校”与“学”二字是有相通之处。

如《汉书·循吏传》中记载：“……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颜师古在其后注曰：“校官，学之官舍也。”

又如《隶释》中提到：“……费氏父子三碑合并列于吴兴校官之壁。”所以根据以上文献的记载，可以判定在东汉“校官”不仅是职官之名，还有学舍的意思。

另外东汉的学、校、痒、序都是指学校，而“县、道、邑、侯国曰校”，所以在当时的溧阳县，学官自然就是“校官”了。

要证明《校官碑》中的“校官”是学校，还可以从碑文的主人公来探讨。碑文开头提到的“潘君”其实是当时的溧阳长潘乾，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县长之职。

整篇文章看下来里面没有提到他有担任过学校的任何职位，而是歌颂他的兴学、兴教以及清正廉洁之事。

其实在灵帝时期，因为国家呈现衰落之势，宦官、外戚的矛盾越发严重，尤其是中原地区战乱频发，国家对于教育没有前代重视。

在这个时期溧阳长潘乾能够重视教育、兴学等利民之事，加上东汉又是立碑颂德的鼎盛时期，《校官碑》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校官碑》的“校官”可以理解为学校，可见在东汉时期江南地区的学校已经是比较发达，根据史书的记载，东汉时期学校的发展最为兴旺，各县到乡都有兴办学校的记载，这其中也得力于汉灵帝的政策。

他当时让蔡邕等人刻五经于鸿都门外，当时前来观看学习的市民络绎不绝，可见当时国家的人民对于知识还是很有向往的。

在《校官碑》中提到的主人公潘乾又是一位非常重视教育的长官，在他的带领下此地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有着很大的进步。

《校官碑》文字的结体

《校官碑》中每个字大概宽3厘米，长2.6-3厘米，可见字的结体是以方正为主。在历代文献记载中，杨守敬的《平碑记》说：“方正古厚，已导《孔羡》之先路。”康有为以“丰茂”二字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方朔在《枕经金石跋》中不仅提到《校官碑》字体方正，结构如《张迁碑》《衡方碑》，还指出“有西京篆初变隶风范”。

在汉隶完全成熟的汉灵帝时期，《校官碑》可以说是在众多碑刻中特立独行了。

隶书发展至东汉后期已经与篆书越来越拉开距离，篆书逐渐退出实用的舞台，其装饰性更强了，东汉装饰性篆书以《张迁碑》的碑额为代表。

东汉后期的隶书在字形以及笔法上面有往楷书过渡的痕迹，如《白石神君碑》的结体已近似楷书。那么《校官碑》作为为数不多的南方汉隶碑刻，在东汉隶书的成熟期它的用笔能够呈现出西汉带有篆意的风貌，这与篆书向隶书演变是有关系的。

王凤阳在《汉字学》中提到：“由隶书的酝酿到隶书的完成前后经历了将近五百年”，说明演变的时间相当漫长，在这期间部分区域的书风就会形成“迟延”现象，因为国家的面积是很广阔的，书风不会说变就变，所以这部分远离中原的碑刻就会形成与主流的不同。

而《校官碑》的出土方位与文字演变同样有着紧密的关系。溧水在江苏南京，这里远离东汉的中原地区，与朝廷的距离远了，有的信息或者政策就不那么容易传入。

另外通过考察，《校官碑》方正的结体又直接影响到南方后代的书法风格，比如同地域的《天发神谶碑》，整体字的结构和用笔的感觉都能看出《校官碑》的遗韵。

对于《校官碑》的结体，经过笔者的研究，《校官碑》主要是方整中带扁、空间舒朗、重心下移、平中见齐。比如《校官碑》中“冠”字的写法，虽然从整体上看去是方形的，但是单独看时会发现字形稍带扁。

再如碑额中的“校官之碑”四字，均是方中偏扁状。在空间舒朗方面，这里可以分为字内空间和字外空间，字外空间更多属于章法范畴，这里主要是说的字内空间。

比如碑中“百”字其倒数第一横和倒数第二横之间空白要明显大于其它笔画，说明当时的书家在有意识地求变，努力让字显得不平庸。

又如碑中“的”字，此字在其他碑刻中非常罕见，而《校官碑》中“的”字的处理显得非常到位，因为右部分笔画稀少故形成一大块空白，如果不注意就会写的过大或者过紧，然而《校官碑》中让读者觉得处理的恰到好处，说明当时书家造型能力之强。

重心下移是东汉时期多数碑刻的统一风格，此类书法造型古拙憨厚，与秀丽派隶书相比是反其道而行之，故形成一种特殊的汉隶风格，《衡方碑》《张迁碑》等都属于此类风格的隶书碑刻。

具体到《校官碑》中，如“资”字的写法，下方两点的处理是决定字拙与巧的关键点，在偏秀美的隶书中，这两点往往拉长，而这个“资”字的两点写的很短小，这样与上面的结构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重心也就下移了，字形自然拙味更浓。

《校官碑》的章法布局

字形的结体，章法也是书法中的大门类，“章法的构成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是形与势的统一，是一个多维的、多向的美的系统。

但势贯穿于形之中，时间性通过空间性传达出来，我们对章法的所有体验都建立在对‘形’的观看和感受上。换言之，章法构成的主要手段在于造型，即对各种造型元素进行塑造和组合并实现美的关系。”

从古至今，章法一直影响着书法创作的形式。东汉时期的隶书碑刻，“它区别于金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和社会化传播。

无论是立于墓地、宗庙或者其他纪念性建筑之内，还是立于街衢坊巷，名山大川或者荒郊野岭之中，都意味着它具有了公共媒介的属性。

从章法来看，碑的文字继承了西周青铜铭文中那种‘纪念碑’图式，一般采用逐格书写的横纵秩序，布字均匀，立碑者越是郑重，对规范的讲求就越严格。”

这里可以看出汉隶碑刻的章法布置是相对严肃的，不像明清时期草书那种求险的章法安排。《校官碑》在章法布置上采用了紧密的布局形式，一般隶书都是字距大于行距的排列。

而《校官碑》文字上下左右均采用密不透风的布局，理论上说这样会显得拥挤，但是当时书家在字外空间和字内空间的处理上还是非常考究的，整体看上去并没有表现出拥挤不堪，反而密处不透风，舒处可走马。

结语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校官碑》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书法角度考察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说明在南京溧水，虽然隶书碑刻远不如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发达，通过观察，其文字的书写风格并不逊色。

反而因为此地因为距离和社会人文等原因，字体不是纯正的东汉隶书，其在隶书基础上可见篆书遗韵又可见楷书雏形，方正古拙，一派汉代盛世景象，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2. 班固.汉书·循吏传·文翁[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宋]洪适.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