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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喜欢刘伯承?这事还得从1932年的宁都会议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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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被中外称之为“当世孙武”,刘伯承的一生经历曲折,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长达50余年。

在十大元帅里,毛泽东与罗荣桓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刘伯承则正好相反,是属于和毛泽东关系最差的一位,毛泽东对刘伯承一直有看法。

那毛泽东为何不喜欢刘伯承呢?这还得从1932年的宁都会议说起。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与左权去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1931年离苏回到上海,但由于刘伯承当时在军界的知名度和声望,好多人都认识他,留在上海中央工作风险太大,于是1932年1月他被护送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刘伯承最初任红军学校校长,毛泽东当时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两人矛盾的第一次激化,是在1932年的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上,在该会上是批评毛泽东“纯粹防御路线”的方针,在对于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毛泽东留下,但以博古为主的临时中央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要毛泽东回后方,刘伯承由于来苏区还不到一年,就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这一票造成了他后来一生的沉重负担。

其实对这一错误选择应该不能全怪刘伯承,毕竟他回国还不久,又是刚到苏区,对那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不是太瞧得上眼。

后来,刘伯承还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红四军中有“游击主义”,这无疑更加严重刺伤了毛泽东的心,毛泽东一生雄才伟略,但也是一个恩怨极其分明的人,甚至对几十年前的一些小事也难以释怀,谁谁谁曾经反对过他,谁谁又支持过他,陈毅当年在井冈山就曾经夺过毛泽东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位置,以至在“文革”中也是天天惶恐不安。



宁都会议的这次打击,对毛泽东来说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以至于解放后,毛泽东去过无数的地方,江西的井冈山他去过多次,但同在江西的不远的瑞金,这块曾经红色的圣地他是一次也没去过,有好几次路过时还要刻意绕道,可见此次会议对毛的伤害有多深了,乃至连瑞金这个地方都令他厌恶了,更不说当时投了反对票的刘伯承了。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刘到苏区后发现红军干部文化很低,不识字的竟达百分之六七十,刘就开始分班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和射击原理,并首次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毛泽东对这一套很反感,历史上与他唱反调的大多是留苏派,他一生对留苏生,特别是博古、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是极为痛恨和反感的,刘伯承不是政治家,留学苏联也仅学的是军事,但在毛泽东的眼里都是一丘之貉,都是教条主义的。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被中央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时,刘伯承因怒骂了李德而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遵义会议上又恢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遵义会议后,刘伯承一直作为一位专职的军事指挥员出现在各个时期,就是党的七大上,作为二野的司令员刘伯承都无缘出席,邓小平作了代表。

很显然,刘伯承在毛泽东掌权后,在政治上已经不得志了,要不是在军事上还要仰仗他独挡一方,毛泽东早就让他下来休息了。在战争年代,外有强敌,刘伯承在军中又有极高的声望,毛泽东虽对他有看法,但也不得不先用其。

我查过毛泽东对其他九名元帅,都有过题诗或是赞言,但对刘伯承却是一个标点符号也找不到,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1942年,刘伯承诞辰50周年,正是敌后抗日战争进行到最残酷最艰难的阶段,中共中央出于鼓舞敌后军民士气出发,决定在太行山给刘祝寿,朱德,陈毅,叶剑英,吴玉章,林伯渠……纷纷提笔作诗赞扬,唯有毛泽东却没了以往写诗的灵感,最终连个字都没留下。



张国焘所著的《我的回忆》第六篇——会师与内争中有一节是这样描写刘伯承与毛泽东的,读来挺有意思,“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军的行动计划……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他的独断一切,径行核阅所有军事文件......人事调动……然后径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给我们执行,让朱总司令都成了虚设或成了幕僚人员…….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一九六六年张国焘的回忆录出版后,毛也搞了一本,读完后对周恩来说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张的眼里我们这一群人中,只有刘伯承是好人。”

毛泽东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

以前就曾经听说过四渡赤水,其实是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的,毛盗用了罢了,虽是传闻,不足为信。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些要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未必是好事。

在中共五大野战军中,彭德怀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更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唯有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是一把手,为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张际春是第二书记,司令员刘伯承连个第三都没捞上。

后来在重庆组建了西南局,邓也是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刘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



1949年淮海战役快结束时,毛泽东召陈毅与刘伯承到中央商议渡江作战,同为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每天都能读到中共秘书处送来的高级文件,而刘却什么也没有,还是陈毅看不过去了,向毛泽东恳请才得以解决。

刘伯承是聪明之人,熟知中国历史,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西南一解放后就迫不及待交出兵权,辞去身兼各职,去南京筹办军校,毛泽东欣然默许。

可叹的是刘伯承以为这样就能脱离政治上的旋涡,远离是非,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的游击战,这一切无疑又让毛泽东勾起了二十年前在瑞金痛苦的回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在毛泽东耳边吹风 “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

正好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泽东就借彭德怀之手将刘整治,好在邓小平和周恩来为刘力保,刘伯承才勉强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资格,但已无任何职权。

1955年授衔,怀仁堂里只来了七位元帅,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不在,当时官方的解释是说林和刘都生病了,但这理由不能令人信服,新华记者随后赶到两人家中给他们补元帅照时,两人无一例外精神都很好,一点也不像大病的样子,林彪是怎么想的和本文无关,就不去管他了,刘伯承不去授衔,可能不想去出那风头,毛泽东一直就不满意于他,授予他元帅也是迫不得已,碍于刘伯承的战功和威望,加之授帅又是民主投票所定,不得已而为之,刘伯承当然清楚其中缘由,推病不去,少了一场尴尬。



俗话说祸之福兮,1956年的反教条主义,刘被打倒,无职无权,从此远离了政治的旋涡,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刘伯承已成了一只“病虎”,争权夺利者已不再把他看做一个威胁了,战争年代留下全身伤痕,晚年他基本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

1972年由于医生的诊断失误,误用药物,刘伯承病情加剧,1973年后更丧失了思维能力,但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但在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地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毕竟当时十大元帅剩一两个了。

刘伯承重病后,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停药,以养为主”的指示,病情才得以控制,这恐怕是毛泽东和刘伯承关系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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