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临终前，揭发了张春桥和江青，为何他最后还是受到了处理？

1974年12月的一天，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到周总理那里，向其揭发了张春桥和江青的问题。

接着，他又约见了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让她们给主席转达此事，并且还宣称：“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一年后，康生病逝，终年77岁。

众所周知，康生是江青一伙的核心人物，其一直以来更是被江青尊敬地称为“康老”。

1938年在延安时，康生是中央党校的校长，而江青是党校学员，这段“师生关系”令彼此印象深刻，对此，江青曾说：“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也说：“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两人之间就保持了很好地关系。

但令人好奇的是，既然两人关系如此紧密，康生为何在临终前还要对江青反戈一击呢？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再者，既然康生在临终前已经揭发了张春桥和江青的问题，那为何在他去世5年后还是受到了处理呢？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还得从当时的形势说起。

1974年1月后，江青开始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企图利用当前国内的形势，趁机清除她夺权路上的主要障碍。

看到自己的“好学生”如此积极活跃，正在养病中的康生也忍不住加入了进来，他不仅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了江青，还亲自为她出谋划策，以至于江青还多次夸赞他“有功劳”、“立了一功”。

这年5月，康生的病情逐渐加重，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布置中央党校编写出相应材料，以配合江青的活动。

可以说，在这段时期里，康生对于江青搞的各种活动，一直都是热情支持、积极配合的。然而，从下半年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来，主席多次对江青一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二来，在这年的10月11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而在这之前，主席就曾提议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为了能在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占据主导位置，王洪文按照江青一伙的策划，在前往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诬陷周总理和邓公，并阻挠邓公出任第一副总理，提议由江青一伙出面“组阁”。

毫无疑问，王洪文此言当即便遭到了主席的驳斥，他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这年12月23日，王洪文又一次前往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期间，主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接着，主席又明确说到：邓公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很明显，主席已经对江青一伙有所反感了。

1975年1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邓公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周总理病重后，邓公又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江青一伙“组阁”受挫、四届人大顺利召开、邓公成功就职……这些似乎都在透露一个重要信息——江青一伙不会长久！

对于康生这样一个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人而言，他自然能轻松窥测出这一切，于是，他对江青一伙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

他一方面疏远江青一伙，另一方面则尽量靠近、关心起周总理和邓公，甚至还一度表现得非常逼真，比如拒绝江青的探望、主动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等等，这跟几个月前的康生完全不一样。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康生的表现，却尽显狡黠，毫无真心实意可言。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逝，其讣告称赞他为：

“一个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

“四人帮”被粉碎之初，康生原来的几个秘书多次在一些公开场合上，竭力宣传他“对四人帮早有抵制，同四人帮有斗争”等。

有趣的是，他们还真就列举出了一些证据，而其中一点就是康生曾揭发张春桥和江青的叛徒问题。

然而，无论是康生自己生前的努力，还是死后他的同党们的努力，都不能改变这悠悠青史的真实性。

1980年10月16日，即康生去世5年后，党中央做出了开除其党籍、撤销悼词、将其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取出，并向全党公布其罪行的决定。但由于他已经去世，所以就不再追求其刑事责任。

康生机关算尽，他所玩弄的“揭发江、张叛徒问题”这一招，最终还是没能蒙蔽住世人的双眼，反而留下了其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