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专题陈列丹淅吉金——中原楚国青铜艺术独具魅力

周成王时，熊绎在楚地立国建都丹阳，励精图治，至春秋时期，楚国先后吞并汉淮之间四十余国，楚庄王一度饮马黄河，败晋服郑，问鼎中原。雄厚的国力与多元的传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丹淅流域是楚文化最集中的地方，楚人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中原楚国青铜艺术展览包括了：青铜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淅川东周楚墓青铜器，以其繁杂富丽纹饰和精湛铸造工艺，展现了楚文化彪炳千秋的魅力。

先秦时期，食器作为礼器的主体，多用于宴飨、祭祀等场合。春秋中期，楚国青铜食器摆脱周式铜器传统的束缚，独具特色，出现了形态各异的鼎类。

“王子午鼎”，春秋时期文物，出土于淅川下寺2号墓，一共7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现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淅川县博物馆。铜鼎为圆形，浅腹束腰，束腰的部位有一周半圆形的腰箍，口沿部还攀附着六条勾头翘尾的怪兽，正在向鼎内探视。同时出土的还有配套取食的铜匕。鼎内铸有14行86字长篇铭文，表达了对先祖的追思，叙说了王子午施德政于民的业绩，并教育子孙须以此为准则。全文流畅押韵，是楚国青铜器上不多见的长篇美文。

饮酒礼是周代的宴飨和祭祀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器在礼器组合中不可或缺。春秋时期，楚国青铜酒器主要有方壶、圆壶、尊缶及盉等，以尊缶最具特色。

龙耳虎足方壶，春秋时期文物，河南淅川下寺1号墓出土。作为古代盛酒器，龙耳虎足方壶造型高大稳健，具有中原地区青铜器所特有的厚重大气的艺术风格。铜壶口沿上装饰花冠，透雕精美的蟠虺纹，壶颈两侧用龙形怪兽做成双耳，底部有两只虎形走兽承托器身。通体除腹部为素面外，其它部位均装饰大片的焦叶纹和细密的蟠虺纹。龙耳虎足方壶和莲鹤方壶相比，一南一北、一楚一郑，各具千秋。

云纹铜禁，春秋时期文物，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 铜禁是贵族祭祀、宴飨时摆放酒器的几案。云纹铜禁主体是透雕云纹，错综复杂。禁体上部四周攀附12条龙形怪兽，它们凹腰卷尾、探首吐舌，禁体下部俯卧12只虎形怪兽，头饰高冠、张口咋舌。奇特的构思、瑰丽的纹饰，彰显着楚风神韵。云纹铜禁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失蜡法是我国古代一大铸造技术之一，云纹铜禁的出土证明春秋中晚期，失蜡铸造技术已经相当高超。

青铜水器主要用于礼仪活动中的盥洗仪式，以表恭敬和虔诚。大致可分为盛水器鉴、浴缶、承水器盘和注水器匜等。

“八音之中，以钟为首”。编钟是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一般成套成组出现，少则3枚，多则数十枚，故称“编钟”。 它既是古人宴请宾客，庙堂祭祀的必备之器，又是王孙贵族用来明贵贱，别上下的重要标志。“王孙诰“编钟，春秋文物，出土于淅川下寺2号墓。一共26枚从大到小依次组成，每件钟的形状和花纹完全一样，最大的一件重152.8公斤，最小的一件重2.8公斤，正背两面都刻有清晰的字迹，共有铭文113字。编钟表面装饰有精美的蟠螭纹，减轻了青铜的沉重感，使编钟显得华美富丽。“王孙诰”编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春秋时期规模最大、音域最广的一套编钟。

神兽，春秋文物，1990年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神兽造型十分怪异：龙首、虎身、龟足、蛇尾，张口吐舌，正侧首凝视。龙首上六条龙形小兽盘绕向上，巧妙地构成了神兽的触角，背部曲形架上站立一条龙形怪兽。龙凤纹饰遍布全身，以翠绿色的孔雀石镶嵌而成。采用青铜分铸方法分别浇铸完成，神兽主体造型上随意拆下，又能重新组合起来，且不露丝毫痕迹。通体镶嵌的孔雀石，更是让整个器物显得碧绿华贵。神兽的用途，可能是悬鼓用的鼓架，也有可能是编磬架。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先进的兵器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楚国兵器铸造精良，车马配件更加完备，制作精美。“新命楚王”戈，春秋中晚期文物，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墓葬2号墓。戈作为中国特有的兵器，可啄、可推、可勾、可砍，在古代沙场上所向披靡，成为先秦五兵之首。青铜戈上有铭文24字，大意为：“楚王受命于天，期望倗征服那些不向楚工朝觐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