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四十年前的那封“松绑信”

“一部四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本质而言，便是一部不断松绑的历史。”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写信了。不久前，我收到一封信，信封老式褚黄，为“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专用，写信人黄文麟。

看到这个名字，我先是一怔，似乎并不相识，继而又觉得并不陌生。展信一读，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

“节前，我女儿邀我一同收听你的跨年演讲，从而联想到十多年前拜读你的大作《激荡三十年》，至今记忆犹深。尤为感到欣慰的是书中介绍了1984年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公开信，并赞之为‘当年度最具轰动的企业事件’。”

黄文麟今年90岁，正是四十年前轰动全国的《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书的幕后推动者。

那封“松绑信”发表于1984年3月24日，距离今天，整整四十年。于今读来，言犹在耳。

在《激荡三十年》里，我把1984年定义为“企业元年”。

在变革热情的鼓涌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创业的热浪，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例如联想、海尔、万科、健力宝、科龙、南德、正泰等等。

3月下旬，福建省的55位厂长经理们齐聚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期间，厂长经理们的抱怨之声不断，“现行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于是，厂长们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了一封信。

这是一份言辞恳切、表述谨慎的公开信，厂长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3月24日，这封1100个字的“松绑信”在《福建日报》全文刊登。一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转载，并配发“编者按”。

接着，全国报纸纷纷转载、评论，“松绑”新闻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事件。在当代企业史上，它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就经营者的自主权提出公开的呼吁。

“公开信”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它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呼吁通过扩大权力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这一呼声很快形成为一种共识。5月10日，国务院顺势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后又做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直到两年后，国务院发文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明确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一厂之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3月24日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家活动日”。

日后披露的史料显示，这封“公开信”并不完全是厂长们的自发行为。

给我写信的黄文麟，当时是福建省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正是这封信的主要起草人和发表推动者。在某种意义上，“公开信”其实是福建官员与数十位厂长经理们，唱出的一台“松绑双簧戏”。

黄文麟（图源：人民网）

我今日重读四十年前的“松绑信”，内心感慨，一言难尽。

信中“大胆伸手”所要的权力，比如企业的人事权、财权和企业自营权等，虽然在语境上，属于国有企业的放权范畴，然而，在当年却成为了整个企业家阶层对市场化和法治化的集体呼声。

就如同要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要相信企业家会办企业，把经营决策和市场创新的主导权交还到他们的手上。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史上，除了技术进步的不可逆之外，其他的很多要素都可能出现反复和波动，包括创业的动力、法治的环境和制度的设置等等。因此，对企业家们的创新精神，需要不断提倡和维护，以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社会氛围。

四十年前的那封“松绑信”，在今天仍然有一读再读的现实意义。而黄文麟等地方官员的自我突破的勇气，也仍然值得赞赏和倡导。

要松绑，就要找到那根捆绑的绳子是什么，它们绑住了什么，如何松绑，松绑的效果如何评估，以及进一步地松开其他的绳子。一部四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本质而言，便是一部不断松绑的历史。这是中国经验的底色和基本逻辑。

2024年的中国经济正驶入一个远比四十年前更为辽阔的深水区，变数更大，挑战更大，机遇也更大。近日，我行走在从东北、华东到华南的企业界，分明感受到企业家们的焦虑和彷徨，对动力和活力的渴求如潮涌动，“松绑”的声音仍然时时入耳。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天让我们重读四十年前的那封“松绑信”，或许在那里，企业家们和黄文麟们能拾起继续携手同行的勇气。

本篇作者|吴晓波|责任编辑|何梦飞

主编|何梦飞|图源|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