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巨大损失全怪他？

项英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当时留守的主要领导，一个是陈毅，时任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另一个是项英，时任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对于留守下来的革命斗争，1940年陈毅在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的干部晚会上说：“叶挺、项英成为最适应领导新四军的人物。叶挺同志是过去北伐时代老四军领导人物，项英同志确实是土地革命时代南方苏区的最高领导者。”

对于陈毅，大家都很熟悉，但对于项英、很多人并不太了解。今天是项英牺牲的纪念日，如去愿和大家一起追思。

项英原名项德隆，曾化名江俊、江钧、张成，1898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15岁从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后、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做学徒。

1922年4月，在包惠僧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1922年10月，他领导了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最终取得罢工的胜利，其本人也成长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

那个时期，项英在武汉、上海等地，先后参与领导了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1926年秋，他在武汉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并出任总队长。

大革命失败后，项英来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6月，去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从此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之一。在莫斯科，斯大林接见了项英，并赠给项英一支手枪。此后，项英一直把这支手枪带在身边，直至牺牲。

项英和其他中共领导

1930年底，项英奉命来到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张国焘一同被选为中央临时政府副主席（毛泽东为主席）。美国友人尼姆•韦尔斯（斯诺的前妻）将那个时期的项英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率部策应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当时，留下的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及红军独立团等武装力量仅1.6万余人，这支力量既要照顾2.5万余名红军伤病员，又要迎战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中央红军离开后，为迷惑敌人、项英将中央政府的全套机构都保留了下来，各部门、各机关仍使用原来的名称开展工作。《红色中华》报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正常出版，宣传内容仍是扩大红军、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内容。

这让国民党军一直以为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红军主力还在。直到一个月之后，蒋介石才确知红军主力已离开中央苏区。此后，蒋将苏区分割成无数小块，构筑大量的堡垒封锁线，开始全面清剿留守红军。

此间，对于斗争方针，项英多次向中央报告、并请求给予“详细指示”。但当时的党中央忙于转移，3个月“无指示”、“无回电”；针对这种局面，他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

直到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2月5日，项英才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兵分9路开始突围。突围中，瞿秋白、贺昌、何叔衡等一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牺牲。

到了1935年4月上旬，项英组织召开“长岭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分兵游击”。此后，项英领导游击队，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与敌人周旋在群山峻岭之中，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周恩来和叶挺、项英（左）

陈毅在1942年在一封信中写道：“南方的3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则是这么说：“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项英和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在国共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项英和陈毅等人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动员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

此后，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10300余人被改编为新四军，编成4个支队在皖南、皖中集结。陈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1937年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并于12月7日，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战战场上、三年时间歼敌九万余人，部队发展到近十万人。

众所周知，1938年10月结束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基本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

正如大革命时期，北伐胜利在望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发动清党运动、疯狂屠杀共产党一样；在抗战进行到相持阶段、蒋介石看到胜利的曙光后，又开始对共产党动手了。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要求中共武装力量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强令50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项英（左）和战友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开始北移。6日，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此为“皖南事变”。

由于力量悬殊，新四军方面除了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辗转到赤坑山一带。这里地势险要，丛林密布，项英、周子昆在密林深处发现了个天然山洞（因过去有采蜜人在此休憩，当地人称为蜜蜂洞），决定暂时隐蔽于此。

这个洞比较狭小，只能睡4个人。当时，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刘厚总在里面睡，其余人在外面搭棚子住。

1941年3月24日凌晨，副官刘厚总于用手枪将熟睡的项英、周子昆打死，将黄诚击伤，然后劫走黄金、银元、手表、枪枝等。劫得法币24600元，赤金约9两，金壳表、钢壳表、怀表各1块，手枪3支，自来水笔3支，一块大烟土（周子昆药用），投靠国民党（1952年刘厚总归案，在南昌被处决）。

附近的警卫员听到枪声后赶来查看，恰遇到慌张下山的刘厚总，但是等到大家发现项英和周子昆遇害后，再追击刘厚总时、已不见踪影。

皖南事变后，曾有党史、军史学者认为项英应该对皖南事变遭受的重大损失负主要责任，原因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处境险恶，以及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需要，曾三令五申要其北移。项英由于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一再借故不执行……”

正因此故，项英此前的功绩多被抹煞，名字一度从党史、军史资料中消失。直到后来，学者们经过谨慎考证，认为前述问题均事出有因或另有内情，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巨大损失的责任全推给项英、是不公正的。

文化日报“项英记”

附录：这里有一份对于项英的早期介绍，发表在1932年7月22日的《文化日报》上。该报创刊于1932年6月，社址在上海成都路。以下是全文。

• 一、毫无名气
  项英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名望没有朱毛贺龙那么大，资格没有张国焘周恩来那么老，每为世人所忽略而不加注意。但谈到目前的中共，项英确已成为一个首脑人物，在党的地位高于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力量仅次毛泽东，其他是谁都不在他眼里！他握有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实权，操纵着好几个共党省委会，争夺着红军的军委会。重要至此，安可不为之介绍？
  其实在上海武汉，一定还有许多人认得他。他在上海总工会工作足有三年，在武汉也有近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往江西去后，就难得出来了。项英之所以不出名，第一是不比朱德贺龙那样，在做军事指挥官。第二是不比毛泽东周恩来那样，做过国民党委员或是大官。第三是不比张国焘瞿秋白那样，做过大学教授，有学者的声名。
• 
  二、貌不惊人
  项英的面貌再平庸也没有了。他非但比不上贺天官的白胖（贺龙的样子酷肖一尊天官图）；比不上朱德毛泽东的苍黑长大；甚至比那个跳来跳去的周恩来还不如。
  他的下颚很短，前额很阔，眼睛混暗，嘴唇太薄。夹杂着黄陂汉阳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太勤。十句话中间至少有一句“糟糕以买司”（早搞什么去了。如去注）闲了无事就哼哼汉调，活脱脱是一个下流工人。
  年纪呢，大概三十五六岁，有时留八字胡子，黄黄的稀稀的两丛，穿了蓝袍黑褂，又像一个北方小官僚。
  三、穷小子的出生
  项英的住家是在湖北黄陂的一个小镇集上。在先叫项德隆，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娘，一个二十多岁村姑似的妹妹。家里很穷，没有进过什么学校，也没有到外国去过，是一个十足的无产阶级。
  就是做了多年的共产党徒，莫斯科的情形也只在他憧憬之中。不像其他的共党要人都受苏俄的洗礼来的。在上海时同一个四川女党徒张良（实为张亮，如去注）算是夫妻，但现在又脱离了，过着真真共产主义的杂交生活。
  四、从工会组织员做起
  项英能有现在共产党中的地位，是千难万难的。他不比其他的人老早出风头做到中央委员。他是在磨练中得来的。“五卅惨案”前后，项英已在上海做工会组织员。这是共党中最下层最起码的工作人员，每个月拿十九块钱生活费。
  他历尽了沪西沪东浦东闸北各区，历尽了印刷纱厂码头电汽各产业工会，慢慢的成为“上总”的一个要员。做起纱厂总工会码头工会的特派指导员来，已经过二三年了！
  北伐军占领武汉，武汉的工运立刻高涨到了顶点，他就被调去做湖北省总工会的秘书。此时他为共党中湖北派老头子张国焘所发现，这是他要走运的肇端。于是他能有中央委员到手了！
  自后地位一天高一天，江苏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第一任主席，第八军第十五军军长，军委会主席，全总委员长，直到现在的全苏副主席兼劳工部长。已没有人能妨碍他的发展，而他却可以左右全局了！在共产党内，他可以算是行伍出身，工会运动的好手。
  

介绍见下行文字

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