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愤怒+不宽恕：邯郸杀人案的公众情绪是一种危险信号？

邯郸少年杀人埋尸案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要求严惩这三个少年杀人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很多人都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如果死的是你的孩子，你还会在这大言不惭吗？」「人性本恶，就是要严刑峻法」。

首先，杀人偿命真的天经地义吗？

未必，很多时候，我们都选择宽恕杀人者：我们宽恕未成年人、宽恕精神病人、宽恕激情杀人、宽恕过失杀人、宽恕被教唆杀人、宽恕被胁迫杀人、宽恕从犯，杀人不一定偿命。

「如果死的是你的孩子，你还会在这大言不惭吗？」这句话暗含了一个假设：「实现正义的方式，就是对加害者惩戒和报复，主张宽恕的人，都是自己没被加害，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

又错了，很多时候，我们选择宽恕投案自首的罪犯；宽恕主动交代、积极配合的罪犯；宽恕污点证人；宽恕在监狱积极表现的服刑者；取得受害者或其家属谅解的罪犯，我们宽恕；向受害者或其家属赔偿的罪犯，我们也宽恕。

这说明，实现正义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加害者的悔改和转变。

「人性本恶，就是要严刑峻法」也是错的，古代经常有砍脚（刖刑）、车裂（五马分尸）、凌迟（千刀万剐）等等酷刑，可是在现代社会，普遍的刑罚只是监禁，而且囚犯在监狱服刑，吃得不算好，但不至于挨饿，囚犯生病了监狱要给看医生，生了大病还可以保外就医，连死刑，都有100多个国家废除了。

总之，严刑峻法不是变多，而是变少了。

为什么我们现行的司法，和民众的情绪这么不搭？因为现行的司法制度，起源于西方，承接这套制度的，是我们本土的法学精英们，背后反映的，是大众与法学精英的撕裂，蕴含着大众情绪的在悄悄转变。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还得接着从少年杀人案讲起。

从感化到惩戒

1997年2月到5月间，日本神户市发生了多起小学生遭刺伤以及杀害的事件（2死3伤）。其中一名受害者，是时年10岁的女童山下彩花，她在校园厕所内被以铁锤攻击面部，重伤后过世。另一名则是凶手熟识的、时年11岁男童土师淳，他被带到住家附近的山丘勒毙后，头被割下来。

数日后凶手写了一份挑衅书，并在信封上署名「酒鬼蔷薇圣斗」，塞在被害男童土师淳头颅的口中，置于学校门口。

信件内容明显是在挑衅警方：

酒鬼蔷薇圣斗的游戏要开始了。愚钝的警察诸君，试着来阻止我吧。关于杀人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好想看到人的死亡。用死亡来制裁肮脏的蔬菜吧，用流血来制裁我经年累月的怨恨吧。

用蔬菜来比喻人命，可以看出凶手对生命的蔑视。

遇害男童土师淳

这就是当时震撼日本社会的「酒鬼蔷薇圣斗事件」，犯人是只有14岁的东慎一郎。

凶手东慎一郎手段极其残忍，连续杀害两名无辜儿童，向警方挑衅。「酒鬼蔷薇圣斗事件」的恶劣程度超过最近的邯郸少年杀人案。

更关键的是，以往出现未成年人犯罪事件时，日本的教育和福利事业相关人士往往会站出来说：孩子做错事是大人的问题，一定是孩子有了不幸的童年，要对犯错的孩子感化矫正。

可这次，「专家」们被狠狠打脸了，凶手东慎一郎从小生活在一个正常且平凡家庭氛围中，既没遭到虐待和欺凌，也没误交损友，他的父母通情达理，对自己教育出这样的孩子懊悔不已，并且积极赔偿受害者家属。

东慎一郎成长在正常的家庭环境，却犯下了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件事给日本社会的震撼，不亚于邯郸杀人埋尸案给我们的震撼，很多人开始反思，日本的《少年法》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太过宽容，太强调感化和矫正，忽略了很多小孩是「天生坏种」，因此需要对少年犯严惩，威慑那些坏孩子。

正当日本社会对未成年犯罪关注度高涨之时，又发生了丰川主妇被害事件、西铁巴士劫持事件、冈山金属球棒杀母事件、光市母女杀害事件、大分一家6人杀伤事件等数起未成年人犯罪大案。

大分一家6人杀伤事件

最终，2000年开始，日本多次修订《少年法》，内容主要是少年犯罪适用成年人司法程序，打破少年犯非公开审判的原则；扩大警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权限；刑责年龄从16岁下调至14岁。

法是修了，可是讨论没有停止，日本的教育家、社会学家没有放下这些案子，他们的研究似乎翻转了大众的认知。

「正常」家庭的杀人犯

冈本茂树是立命馆大学产业社会学系教授，他发现，所谓的「正常」家庭一再养出杀人犯。

2007年的千叶县英语老师奸杀事件，犯人市桥达也，家境优渥，父母是医生，他本人也是大学毕业生。

2008年轰动日本的秋叶原随机杀人事件，犯人加藤智大，其父亲在青森的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职位，属于精英阶层，其母亲也毕业于青森的名校，母亲对加藤的教育很是上心，对他的课业和交友严加管教。

加藤智大

还有上面提到的「酒鬼蔷薇圣斗事件」，年仅14岁东慎一郎残忍杀害两人，这些杀人犯，全部都生活在正常家庭，这似乎意味着，有些人是天生邪恶。

可冈本茂树不同意。

他认为，「好孩子」本身有时就是一种病。我们常见的教养模式、被视为正确的价值观，其实很多时候，都在把孩子逼向绝境。

《教出杀人犯》冈本茂树

因为我们大人，往往喜欢并奖励乖巧、听话、懂事、合群、刚强的孩子，很多时候孩子就会勉强自己假装乖巧，甚至下意识地视之为被爱的条件。久而久之，这些孩子便习惯压抑、排斥自身的情感和欲望。

幸运的话，他们可能自己学会纾解这些压力；不幸者要么积压至爆发，可能在青春期出现顶撞大人、和不良少年鬼混、逃课、打架等等行为，这时候老师和家长大多会作出惩罚，致使他们进一步陷入压抑与爆发的恶性循环。要么彻底被规训，变得阴郁、孤僻，无法与他人建立关系，甚至患上抑郁症。

青少年抑郁症

「酒鬼蔷薇圣斗事件」的少年犯东慎一郎就印证了冈本茂树的想法。

东慎一郎犯案时嚣张到向警方挑衅，可他被捕后，在拘留所里开始「夜泣」，每晚一进被窝就不停流泪。在他的自述中，屡次形容自己是一个「戴上面具的人」︰

事实上，我也很少哭。不是为了要「像个男子汉」。我只是不太会把任何情绪表现出来。这可能是我从小给自己培养起的自我防卫技巧······所以我必须在自己的身体里打造出一个自我防卫的壳。当我一察觉危险，便逃进自己打造出来的那个厚壳里。

东慎一郎在14岁杀人的时候，面具和壳已经是他处世必备的道具了。

日本与我们同属儒家文化圈，实际上，正是在我们看起来最最普通、最最正常的教育理念，出了问题。

养成硬壳、戴起面具的孩子，是大人亲手创造的。

简单的训诫如「要像个男人！」「不要轻言放弃！」「不要麻烦别人！」「不准撒娇！」「不准哭！」「男孩要坚强！」「女孩要温柔！」「不可以任性！」，孩子渐渐习惯压抑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时常保持乖巧懂事成为愈来愈沉重的折磨。

这些孩子有几个特点，他们往往会失去「撒娇力」，他们不会向大人撒娇，不会和他人建立依恋他人，难以诉说自身的真实感受。他们往往不了解情绪如何运作，包括自己的情绪和別人的情绪。

有些孩子性格沉郁孤僻、安全感低、老是对自己生气、难以建立亲密关系，即使谈恋爱也难以建立稳固的依恋关系；而有些孩子，失去同理心，并且把气撒到外部，无法理解自己剥夺、毁灭的到底是什么，犯下弥天大罪。

冈本茂树针对服刑人员设计了一套课程，让服刑人两个一组，先由一人问︰「你愿意听我说话吗？」对方回答︰「尽管说！」之后自由交谈。结束彼此互说︰「谢谢你愿意听我说话。」

就是这么简单的互动，就能降低服刑人员出狱后的再犯率。因为这些人没有体会过有人好好听自己说话的快乐，所以才无法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学习依赖他人、和他人建立关系，才是防止再次犯罪的最佳方法。

在之前的文章《人性本善、错在社会：邯郸杀人案的三个孩子应该保释出狱》，我提到挪威的一项司法实践。

挪威的监狱认为，人本质上可以感到悔恨并通过教育学习，因此监狱中的生活应该设计得尽可能与监狱外相似，这将帮助囚犯恢复正常生活，所以挪威的监狱就像度假酒店，狱卒和囚犯相处得像朋友一样。

挪威哈登监狱

这种监狱设计使挪威的累犯率成为世界上最低的，只有20%的挪威囚犯会再次犯罪。

冈本茂树的课程和挪威的监狱，实行的是同样理念。

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冈本茂树给出的药方就是：学会撒娇！让孩子从童年开始就培养撒娇力，让孩子学习依赖他人，诉说自身的真实感受。孩子学会了与他人建立羁绊，共情力和同理心就会产生。

说回到邯郸少年杀人案的三个少年，他们全部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生活困境更复杂，父母缺席导致他们得不到充分的照顾，作为照看者的祖父母们，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往往更加内敛，难以表达自己的爱意，体察孩子的情绪，孩子没有撒娇的人，情感被忽视的情况更为严重。

农村地区的教学理念落后，师资力量有限，打骂教育盛行，这一切都让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更为堪忧。

因此我会说，邯郸少年杀人案，错的不是这三个少年，而是我们大人，当孩子堕落到犯罪的地步时，该思考的，是大人们为何没能托住他们。

可问题在于，法学家们、教育家们，都在强调「孩子犯罪，是大人的责任」，并且给出了论证，可民众的情绪并不买账，为什么会这样？

无缘社会——危险的信号

这个问题，日本学者给出的答案是——人际关系的松弛，京都大学教授橘木俊诏在2010年提出了一个概念「无缘社会」，意思是：「许多维系人际关系的传统被打破，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再有任何关系及血缘」，后来经NHK的传播，被广为人知。

无缘社会

无缘社会中，人与人的羁绊减弱，人际关系变得松弛，人们留给家庭的注意力越来越少，很多人选择不婚不育，即便是选择生育的家庭中，父母双职工的家庭也越发多见，大人们依赖于专业的抚养机构托管儿童，而不是邻里之间互相照看。

无缘社会对于儿童而言是致命的，当亲代和子代连带关系变得松散，儿童不再是与家人、邻舍紧密地合为一体的成员，而是独立的个体，脉脉温情没有了栖身之所，猜疑和恐慌提供了入口。

「未成年人」的形象开始摇摇欲坠，在成年人的头脑中，「我们的儿童」消失不见，儿童变成了陌生人，而且是陌生的独立个体，对儿童引发的自然关怀随之消失，儿童的罪错成了个体的罪错，和社会再无关系。

正如明治学院大学社会学部教授元森绘里子所说：

人们重新认识的「儿童」被赋予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主体性」——而这，其实正是个体化背景下大众的集体选择，既然过去寄托于家庭、社区、社会的矫治措施都失去了凭依，人们不得不退入私人领域，那么，让犯下罪错的少年对自己负责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邯郸少年杀人埋尸案中，公众对犯下罪错的三个孩子表达愤怒，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可能在迈入「无缘社会」。

想象一下，你还有多少亲朋好友可以让你朝他们借钱？自己的上司和老板是不是越来越霸道偏执？自己多久没向伴侣撒娇？是不是找对象很困难？是不是不想结婚生小孩？是不是缺少知心朋友可以深夜畅聊？是不是和父母的关系变得紧张？

邯郸少年杀人案三个孩子表达愤怒，是在传递一个社会信号——社会团结的愈发稀薄，无依无靠的人越来越多，恐惧和暴戾正在蔓延。(摘自网友观点，不代表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