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给我家发了三笔抚恤金，奶奶说这钱我们不要了

大家好，我是霞姐。

最近因有美国的撑腰，岛国菲律宾又强势起来，不断在南海问题上发起挑衅，甚至闯入仁爱礁，招致中国海警的强硬回应。

回看历史，中菲也曾一致的并肩作战，书写过感人的抗日故事。

在菲律宾打拼的华人，更是和祖国有着深厚的血脉深情，抗战爆发后，这些回不了家的华侨，也纷纷加入了菲律宾的抗日组织。

其中有一支组织就叫华侨义勇军，他们全部都是华侨。

华侨洪永传就是这支义勇军中的一名参谋长，1945年2月，队伍被日军包围了，他决定救下所有人。

一直以来我对爸爸的印象不多。

我1932年12月出生，1935年我爸爸就跟着四姑婆到菲律宾去了，在马尼拉，那时候厦门人很多都是到菲律宾谋生的。

福建省作为我国山最多的省份之一，因其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等因素，自古就是“兵家不争之地”。

当地百姓为了生存，大多选择下南洋谋求出路，菲律宾是东南亚离福建最近且最富庶的国家，是“过番”的首选之地。

记得小时候爸爸大概两三年就回来一趟，看一看家，再到菲律宾去。从马尼拉到厦门很方便的，有大海轮，半天就到厦门了。

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要侵占厦门了，很多人都逃到菲律宾去了，我爸爸那次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那年我5岁，姐姐6岁，妹妹1岁，弟弟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没有出生。

我还记得爸爸要回去的那天，他在楼下，我在楼上，我们都送他到楼梯旁边，他还转过头来叫了我的名字，跟我告别一下。

这个画面在我脑子里面存了几十年，到现在还很清晰。

一开始我们跟爸爸还可以通书信，爸爸汇侨汇给我们生活费。

那时家里主要的生活来源，除了爷爷卖猪脚面挣的，就是爸爸侨汇给我们的。

我爷爷叫蔡洪世礼，光绪末年从老家晋江东石来到厦门做生意，卖猪脚面、点心。

他买下了思明南路一座上下三层的店铺，楼下经营，楼上自住。

我爷爷是很耿直、安静的一个人，心地很善良，从人家称呼他就能看出他是怎么个为人，他卖猪脚面，人家就称他“猪脚慐”，慐在闽南话里就是呆傻的意思。

家里和店铺实际上都是奶奶陈刊治在打理，面积挺大的，一楼的门面就有100平米左右。

我奶奶很能干的，是个传奇女性，对我影响也最深。

那时候厦门有12个“大哥”，按现在来讲就算黑社会了。那时候他们之间谁互相有矛盾了，都要到我家的店铺里来，让我奶奶来居中调解。但我奶奶没有加入过他们任何一个社团。

我爸爸是1911年出生的，是家里独子，上过几年私塾，按现在来算，初中文化是有的，也是很早就出来打工贴补家用，在钟表行做过学徒，十七八岁的时候和我母亲结了婚。

1935年我爸爸跟着四姑婆到菲律宾去以后，先是在四姑婆丈夫家的烟厂做工。

菲律宾是世界著名的雪茄烟产地，四姑婆的丈夫名叫柯腾辉，是菲律宾华侨富商，柯家兄弟九个，柯腾辉排行老三，是家族第三代华侨。

后来爸爸离开烟厂又去了马尼拉的一家钟表店供职。

我爸爸不在家，我是跟着爷爷长大的，爷爷很疼我到哪里都带着我。小时候他总是带我去鼓浪屿听讲古，就是说书啊。

1938年厦门沦陷了，爷爷奶奶带着我们跑去鼓浪屿避难，就在黄家渡附近搭一个棚子，卖猪脚面。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鼓浪屿度过的。

面店一开始是爷爷跟奶奶经营，四十年代爷爷病逝了，我妈妈就开始跟奶奶一起。

我妈妈也是晋江东石人，她性格很善良，把这个家看的好像她身上的一个宝贝一样。

爸爸妈妈的照片

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爸爸的侨汇没有了，我们跟爸爸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那时候整个家都靠我奶奶和我妈妈来操持的，两个妇道人家起早贪黑，很辛苦，我们又小都在上教会学校，也帮不了家里的忙。

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家才又搬回来厦门。

46年，华侨都陆续回厦门来了，就我爸爸还没回来。

一天家里来了个菲律宾回来的华侨，说是我爸爸的战友，他告诉我们，我爸爸牺牲了。

奶奶和妈妈当时是什么反应我已经记不得了。我是1931年出生，爸爸去菲律宾的时候，我才4岁，中间他也只回来过几个月，我对爸爸几乎没什么印象。

我只知道战友带回了我爸爸的几件遗物：一条军用毯，一个装钱的皮夹子。皮夹子里面放了一个爸爸妈妈的婚戒，还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那是我弟弟刚会走路时，我们一起拍给爸爸的。

战友还告诉我们，爸爸的名字在华侨烈士名单里排第二位，他的纪念碑就立在菲律宾华侨义山公墓。

我们很早就跟爸爸失联了，爸爸什么时候参的军，在菲律宾发生过什么，我们一点不知道。

这个战友还带来了一份特刊，上面有登一篇我爸爸写的《军中随记》，就是他牺牲以前在部队写的日记。大概是抗战胜利以后当地政府为了纪念他们才刊登的。其中的一段还被刻在了爸爸的纪念碑上。

我是通过这个知道了爸爸参军的过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华侨踊跃捐款捐物，还有的直接返回祖国参加抗日。

我爸爸得知中国空军官兵死伤惨重，急需补充飞行员，又看到成都空军军事学校的招生公告，就动员四姑婆丈夫的七弟弟柯腾蛟说：“你年轻、身体健壮，又有文化，参加空军打日本最合适。”

于是柯腾蛟从菲律宾回国到长沙报名参加航校招生考试，并通过了严格筛选，1938年7月30日正式成为成都空军军事学校第二期学员。

柯腾蛟毕业后加入了飞虎队，成为一名优秀的驱逐机飞行员，参加了中日对空作战。

解放战争期间，柯腾蛟曾奉命去攻打延安，被共产党俘虏了，关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

共产党一向是优待俘虏，被关期间，柯腾蛟没有被绑着，有吃有喝，甚至不限制他自由，柯腾蛟在窑洞里待了几个月，伤好后就自行离开了，先去了北京，50年代就回到了菲律宾，跟我们再没有过联系了。

如今我也只跟四姑婆的女儿还有一点联系。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随即对菲律宾发动了空袭和登陆。当时菲律宾是美国的一个殖民地，驻有美国远东军约3万人。

美国远东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试图阻止日军的进攻，但由于兵力、装备和训练的不足，以及日军的空中优势和海上封锁，美军不敌日军的猛攻，被迫撤退到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岛上进行顽抗。

1942年4月9日，巴丹半岛上的美菲部队向日军投降，随后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巴丹死亡行军。

日军攻占巴丹半岛后，对科雷希多岛连续实施炮击和轰炸，1.5万名美菲军依托坑道工事抗击，并组织敢死队展开白刃战。

5月6日，日军后续部队投入战斗，温赖特率美菲军余部投降。7日，日军占领该岛。

10日，驻棉兰老岛和北吕宋山区的美军投降。18日，驻班乃岛美军停止抵抗。

至此，日军控制菲律宾全境。13 万美菲军大部投降，只剩小股残余分散在广大群岛的山间和丛林继续武装抵抗。

大量华侨被屠杀、侮辱，货物、仓库纷纷被日军没收，生活无着，侨汇、交通断绝。华侨纷纷奋起反抗，组建、参加地下抗日组织，拿起武器打击侵略者。

我爸爸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参加了华侨抗日义勇军，不止如此，他还把菲律宾一个村子的老乡一起动员去参军，大概有几十个人，所幸这些人后来都活了下来，只有他自己牺牲了。

华侨抗日力量与日本占领军相比，强弱悬殊，他们主要是做抗日宣传、情报、破坏、锄奸、游击战等任务。

1942年8月，义勇军队伍与丹乃山上马京上校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开始陆续派部分队员分散上山，接受军事训练、打游击。

我爸爸也在其中。

当时在菲律宾抗日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我爸爸参加的抗日华侨义勇军，是国民政府和美国盟军一起组建的；另一支是抗日游击队，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

美菲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从菲律宾撤退前曾留下“我还要回来”的诺言，菲律宾人深信不疑，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美军的反攻上。

美军当时在菲律宾设有一支第一侦察营，负责收集情报工作，为盟军被击落的飞行员和战俘开辟逃跑路线，报告日军运输动向、空中活动、天气情况和军事情报等。

其中的一个情报站就设在马京游击队基地，马京游击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设在基地的这支美军情报小组。

丹乃山隶属黎刹省，面湖背山，高山纵横，是易守难攻之地。

马京游击队有 1000 人左右，义勇军战士一开始就与其混合编组，人员越来越多后，经协商，华侨单独成立一个特务营（支队），分五个分队，推施逸生为司令，柯俊智为参谋，李君亮为营长。

到1944 年底，山上的义勇军战士已达六七十人。

为了躲避日军的围剿和抗击土匪武装，游击队不时要转移营地，往往三餐不继，在荒崖危谷间通宵达旦、跋涉劳顿是家常便饭。

1944 年 8 月起，菲律宾的日本侵略军垂死挣扎，加强了对人民的压迫、屠戮和对抗日力量的镇压，两次大规模进丹乃山清剿。马京游击队经常转移营地，阻击日军侵扰，并频频主动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战事频仍。

义勇军寄人篱下，被马京游击队当附庸性质看待，受尽了委屈。一遇警报，不是当先锋冲刺就是殿后掩护，甚至领导阶层也被怀疑是内奸间谍。

但义勇军坚定信念，忍气吞声，英勇作战，机智勇敢，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报道里说，我爸爸成了队伍的参谋长，具体详细的事没有记录。

爸爸寄回给我们的照片

1945年1月9日，美国第6军团在吕宋西北的仁牙因湾海岸登陆，迅速向南推进。2月3日，美军第1骑兵师进入马尼拉北面外围，次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解放马尼拉战役。

期间，马京上校命令游击队、义勇军下山赶赴马尼拉。节节败退的日军则纷纷从城市、村镇向山区、森林转移，躲避美军的空袭。双方攻防之势完全逆转，形成大对调。

游击队下山时，经常与日军遭遇，短兵相接。

1945年2月，我爸爸所在的队伍在山上被日本兵围了，当时爸爸打摆子很厉害，为了不拖累队友，他叫战友们都撤退，一个人留下来，等到日本人上山的时候，爸爸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战友带回来的几件爸爸的遗物，就是后来他们再上山，在一个洞里面找到的。

抗战胜利本来都是欢天喜地的，只有我们收到了爸爸牺牲在菲律宾的消息，全家都很愁苦。

父亲的遗骨葬在了菲律宾华侨义山公墓，当地政府修建了一个华侨抗日义勇军烈士纪念碑，上面刻了蒋中正亲题的“效忠成志”四个字。

1946年9月25日，国民政府发布第二六三三号公告，褒扬华侨抗日义勇军烈士，宣布给予死伤者家属抚恤金2万元国币，但我家并未收到。

菲律宾方面倒是有三笔抚恤金，西南太平洋盟军、菲律宾政府、侨社捐赠各一笔，但要求由烈士长子亲赴菲律宾领取。

我的弟弟没到10岁的时候就传染恶性寒热病夭折了，家里只剩我一个男丁。

我家在菲律宾亲戚众多，又是这么一大笔钱，奶奶担心那边的亲戚们会不会虎视眈眈，怕我一个人去不好回来，而且去那边也不知道路上会不会出什么事。

奶奶说，她只有这一个儿子，已经没了，现在她唯一的孙子不能再没了，这个钱我们不要了。所以最后我也没有去菲律宾取这笔抚恤金。

我家原来在厦门的店铺，在去鼓浪屿前租给了别人，后来又被日本人占去了。

抗战胜利后戴笠的部队来厦门接收敌产，结果变成了一场“劫收”，他们把思明电影院门口黄金地段的一排十几间店铺全部指认为自己的房产，要求我们清退。

这些店铺原本都是我们店家花钱从别人那里购买的，是厦门最繁华的地段，后来中国黄金在厦门的第一家直营店就开在我家店铺原来的店面里。

民国时期的思明南路

大家都很气愤，奶奶组织了几家店铺老板，一起聘请了名律师刘扎方打官司，然而两年交锋下来，刘律师说，别打了，斗不过、打不赢，算了吧。

特务头目还威胁说要抓我的叔叔洪永顺去当壮丁，叔叔是我奶奶的养子，结果叔叔逃去了台湾，从此跟我们再没有见过了。

没有了店铺，猪脚面店开不成，我们一家人又搬回了局口街的平房里，那是爷爷刚到厦门时买的。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奶奶和妈妈帮人家洗衣服、缝缝补补，做些手工活，过得很艰难。

我在四姑婆的资助下，先后在厦门大同中学、省立厦门中学读初中。

当时学校师生很多都是地下党员，我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因为父亲牺牲了，我还有一个妈妈、一个奶奶，还有弟弟妹妹，作为家里长子，我担子很重。

但我也踊跃参加中共地下党的一些外围活动，把大公报上一些讽刺当时政府的文章转载到墙报上去。

当时我也没想过什么，就是觉得报纸上公布的那些都是事实，没想到出事了。

48年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夹着用一根长布条捆扎的书本去上学，在校门口一个牛肉店拐角，有人告诉我说：“洪国勋你不要进学校，在抓学生了，你快跑。”

我没有看清楚那个人，听声音像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

我不敢进学校了，转身跑回了家，中断了学业。

两三天以后，妈妈把我带到了鼓浪屿一位老朋友的馅饼厂做学徒，就是现在很有名的鼓浪屿馅饼厂，后来厂子搬到香港去了。

我在馅饼厂做了3年整学徒，管吃管住，也有书读。

我每天早上四五点起来生烤糕点的炉子，再去门市开店门，把一天的备料准备好，然后跟着老板的大公子去上课。

老板的大公子跟我同年，我俩算是同学，他是个纨绔公子，不喜欢读书，每天回到家后，我要先写完自己的作业，再帮他写，然后晚上还要再去厂里做馅饼，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这期间我姐姐在厦门结婚了，妹妹也中断学业去当了店员。

我在鼓浪屿当馅饼工人时，团工委的干部就很重视我，我作为鼓浪屿的青年代表经常参加一些活动。

后来他跟我说，你干脆到我们团工委来工作。我说不行，我读书读太少了，我想再去读书。

他说好，那我介绍你去读书。所以我又去了英华中学，就是现在的二中去读，念到初中毕业。

当时这所学校属于师范中专，出来可以当小学教师的。但我们几个岁数比较大的学生就没有出来教书，都留在了厦门市政府机关。

我先是被分配在财经局，后来在市委宣讲部。

我现在的样子

1957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李德甫来到厦门市委组织部，物色对华侨广播播音员，要求厦门话口音纯正、政治条件合格。

这已经是该台第三次到厦门物色播音员，前两批试用都不合格。厦门市委组织部的张永福推荐了我去。因为我从小在岛上生活了十几年，口音是非常纯正的。

为什么对华侨闽南话广播要用厦门口音呢？首先，厦门话属于“漳泉滥”，即漳州腔和泉州腔的融合，泉州人、漳州人都能听懂厦门口音。

福建华侨以漳、泉籍居多，通行闽南话，但各地口音差异较大，互相沟通都有点吃力。

其次，大部分福建华侨出国是通过厦门口岸乘船出去的。当年办事效率低，在厦门办理出国手续等待时间很长，往往少则三两个月，长则一两年，因而大多都能听懂厦门话。还有不少是移居厦门多年才去过番的，也熟悉厦门口音。

他们安排我到厦门人民有线广播站试录了一段，合格以后，又由李德甫审查我的政治条件。

当时我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父亲是抗日烈士，上学期间又多次参加过地下党外围活动，所以政审完全没问题。

李德甫当场拍板，让我两个星期后到北京报到。

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帮忙试录，对外调毫无思想准备，但还是服从组织安排。一年后我在厦门日报社工作的爱人陈卿也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北京接受两三个月的培训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1958年初我开始挑起大梁，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对华侨广播组厦门话小组的主要播音员。

改革开放后，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善，录播比例增加，我逐渐成为采、编、播合一的兼职记者，负责福建、广东的新闻采访，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作为烈士的子女，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工作期间，我从没有出现过大失误，曾经连续播音六七万字无差错。

有一次，一份稿件与另外一份内容有所关联的稿件混放，把A稿的前4页与B稿的后2页搭在了一起。其他语种的播音员没有注意，当成一份稿件播了出去，让听众一头雾水，成为一次播音事故。我在播音前细心检查察觉，及时纠正，避免了错误。

从1958年开始的二十多年里，我的声音通过电波穿越千山万水，传到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缅甸等国家，广受华侨同胞好评，听众来信很多。

那时候我对外广播的名字叫做“洪国泰”，有些华侨回国到北京旅游、探亲时，还特地到电台大厦求见洪国泰，但台里有严格的纪律，不允许会见，一概以“洪国泰在外出差”为由挡住了。

这一时期，海外关系紧张，有战友就把我爸爸的骨灰从菲律宾拿回来了，交给我奶奶和我妈妈。

电台工作要求很严格，不允许请假，连年节也是很忙的，奶奶和妈妈远在厦门很想念我。

奶奶更是直接一个人跑到了北京来看我。

那个时候从厦门到北京还很不方便，要从厦门到福州，从福州到鹰潭，再转车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转到北京，四天三个晚上。奶奶一个人过来，连个伴也没有。

当时她已经六十多了，从来没出过远门，不认识字，不会说普通话，还是个小脚女人，三寸金莲。

我都想不到她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

奶奶陈刊治

奶奶在我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我特意陪着她坐三轮车，从车站坐到我工作的电台，让她看看北京的马路跟街道情况。

奶奶看到我工作很好很开心的，那时候能从厦门到北京工作就很不简单了。

我带奶奶在北京四处逛了逛，在北京人眼里奶奶也是一个“宝贝”啊，我们到王府井，人家都在看她的脚，怎么那么小呢。

奶奶回去的时候我送她到车站，交代同车的解放军帮忙照顾一下。

奶奶回到厦门后，我姐姐发现奶奶有一件棉袄不见了，之前她有带到北京去的，姐姐就问我是不是落在了北京。

我找了下家里，确定没有，后来才知道，奶奶到北京以后就把这件棉袄给当了，用当掉的钱买了鸡、鸭还有补品给我吃。

这件事在我心里记了几十年。

几年之后奶奶过世了，倒没什么大病，就是人老了。是家里打电报告诉我的，我很难过，可也请不了假回不去。

奶奶来北京看我那次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

奶奶还有一个陪嫁丫鬟叫琼花，从小就长在我们家，很疼我的，我小的时候都是她背着我玩，照顾我。对我来说相当于二奶奶了。

她后来病重，临终之前还一直念叨着我，我苦于工作无法脱身，只能在寒冬腊月半夜里匆匆赶去邮电局给她打个电报，表达我的关怀和歉意。

老人在收到我的电报后没两天就过世了。

1984年，我妈妈年迈，得了乳腺癌，想到母亲那么年轻就守寡，现在又孤零零地在厦门，我想回母亲身边尽孝。

和爱人商量后，我们一起向单位申请调回厦门。

台里商议后，批准了我们的申请。

我俩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厦门定居，我作为人才引进，被厦门华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刘维灿招进了卷烟厂工作，刘维灿的父亲就是当年帮我奶奶打官司的律师刘扎方，她本人还是一位老地下党。

我爱人则调入厦门市委宣传部。

妈妈是在1988年去世的，86岁，我们把她和爸爸的骨灰葬在了一起。

到2014年，因为我的孙女在菲律宾马尼拉读书，我去看她，同时去了菲律宾华侨义山公墓祭扫，那时距离父亲牺牲已经过去70年了。

那个陵园面积很大，前面都是华侨的私人墓地，只有最后面才是抗日烈士的纪念碑。我们托当地人帮忙，找了很久，还骑着摩托车在陵园里一块一块地找。

终于看到父亲的名字的时候，我一下子情绪有些失控，险些跌倒，几乎是蹒跚着爬过去的，扑倒在父亲的纪念碑前。

我一直觉得自己对父亲的感情很淡，没什么印象，那一刻我却好像见到了失散很久的亲人，内心里说不出的激动。

纪念碑被维护得很好，非常干净，上面的名字都是鲜红的。有当地华侨自发地组织出资，专门聘请了守陵人每天打扫，定期供奉鲜花、祭品，每两年就要描一次红。

那次回来后，我女儿每隔几年还会去祭扫一次。

我和“爸爸”的合影

能亲自去菲律宾祭扫父亲的纪念碑算是全了我一个心愿，我只剩最后一个大的心愿了，就是认祖归宗。

我们本家原来是姓蔡的，太爷爷叫蔡国勤，1900年前后跟南安蓬华华美村的商人洪氏合伙做生意，那人的名字我就不知道了。

洪氏家境很好，先后有两位夫人，生了七个女儿，没有儿子。

太爷爷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就是我爷爷蔡世礼。那时候爷爷经常随船跟他们做生意，两家人感情很好，亲如兄弟，洪氏就收爷爷做了养子，带到自己家抚养，我爷爷改姓叫蔡洪世礼。

后来爷爷来到厦门卖猪脚面，成了家，1911年生下我父亲。

洪家的七个女儿对爷爷这个大哥都很敬重，她们中有四个都嫁给了菲律宾华侨。其中四妹洪佩珍，也就是我的四姑婆1935年回国探亲，就把我父亲带去了菲律宾谋生。

那时候菲律宾是东南亚最富庶的国家，离福建也最近，是过番的首选之地。但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殖民地，排华很严重，如果没有亲友提携，华人去菲律宾需要高价购买菲律宾居留证，俗称“大字”。

一张“大字”就要3000多元，相当于普通百姓5到10年的收入了。

只有一小段时间，菲律宾的政策稍有松动，允许华侨把自己在国内的孩子接过来。

那时候也没有电脑，也不会验DNA，接谁就是谁了。四姑婆就带了我父亲过去。

为了感念洪家对我父亲的疼爱和栽培，从那时起，父亲就正式改叫洪永传了。

我们家也各种尝试找过族谱，但方向没找对，我知道的信息又实在有限，就没有找到。

去年有位文史研究学者许志强老师来采访我，写了我们家的故事。

我还给他看了当年战友带回来的几件遗物，军用毯已经破烂不堪早就没了，报纸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家里人烧掉了，皮夹子和那枚戒指还好好保存着。

许老师走的时候说要帮我去爷爷的老家福建晋江东石寻根。

许老师费了很大力气，去年10月份，终于帮我找到了族谱。

一开始许老师在洪氏族谱里找，没有找到，后来在蔡氏族谱里，终于找到了我爷爷蔡世礼和我爸爸蔡永传的名字。

上面归档得清清楚楚，我们家是哪一支、哪一房、多少个子孙。我还看到了爷爷和爸爸几个堂兄弟的照片，长得都挺像的。

我们在东石只待了一天，家族还为我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认祖归宗仪式，把我的名字、我女儿的名字，都写进了族谱里面。

心愿已了，我也终于是有根之人了。

洪老先生今年93岁了，精神矍铄，白头发都没有几根，看起来非常年轻。

只是耳朵不太好，为了听清楚我们的提问，会特意把脸凑近手机屏幕来听，还因此误触屏幕挂断了两次电话。

面对一些我们反复追问的细节，他仍旧不急不缓，很耐心地一遍遍回答，隔着手机也能够感受到他的谦和。

为了补齐一些信息，我们又和他女儿聊了聊。

女儿证实了我们的感受，洪老是个非常正直、懂得感恩的人。

当年把洪老从北京人才引进回厦门的刘维灿董事长，是个敢想敢干的女强人，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企业里面难免对她有议论。

但洪老跟女儿讲说：“谁都可以说刘维灿，唯独我们家里的人不可以。无论这个人怎么样，我们都不能说刘维灿一个不字。”

洪老这份重情重义，给女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都讲血脉相传，从洪老身上，我们能试图感受到抗日烈士蔡洪永传，他会是什么样的人。

相信他不仅会是很好的父亲，也会是很好的爷爷，更是很好的战友，还是一个舍得牺牲自己保全士兵的指挥官。

在记录这篇故事、挖掘烈士故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性角色，就是蔡洪永传的母亲、洪老先生的奶奶陈刊治。

从民国开始，到解放后，动荡的几十年里，可以说，是陈刊治一手撑起了整个家，她也是对洪老先生影响最大的人。

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洪老先生对奶奶孤身去北京看望他的事仍旧念念不忘。

今天，致敬烈士，也致敬烈士的母亲。

编辑：佳汇 霞姐

图片来源：口述者供图

感谢许志强老师提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