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

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

冯玉祥回答道：”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

汪精卫居然嘲弄到：“这简直就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

可是到了最后，谁无知？谁狂妄？

1944年是汪精卫生命的最后一年，当时的中国战场形势大好，胜负将定，日方在中国的战况几近于穷途末路。

而此时的汪精卫，身患重病，命不久矣。回顾一生，估计汪精卫自己都会觉得可笑吧。

汪精卫出身传统的书香世家，祖父中过举人，但到了父亲这一代并未读书入仕，父亲为养家常年奔走经商，其母一人居家养老养小，忧劳辛苦。

汪精卫自幼刻苦读书，19岁中秀才。家境贫困，生计艰难，再加上十三四月的年纪父母相继离世，之后寄兄嫂篱下的经历，使得汪精卫形成了自卑清高、怯懦寡断的性格。

得中秀才后的汪精卫，获得了赴日留学的机会，在留日学习过程中，汪精卫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这时候的汪精卫，心怀共和大志，一腔热血投身革命。

1906年回国以后，他拒绝为清政府效力，追随孙中山积极展开革命。1910年，为进一步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汪精卫等人筹划刺杀摄政王载沣。

不料暗杀失败，面临杀身之祸，汪精卫毫无畏惧，甚至还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

你很难想象，这么一个豪气干云的年轻人，有着那么龌龊可耻的余生。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早期追随者，汪精卫在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的地位很高，在孙中山、廖仲恺相继离世，胡汉民被迫下野后，汪精卫成为国府内权利一把手的有力竞争人选。

奈何当时的蒋介石后来居上，汪精卫对此非常不满，但搞政治明显不是汪秀才的强项，文人傲气、意气用事、不顾大局，种种性格导致他在权力斗争中处于劣势，逐渐败下阵来。

九一八事变时，汪精卫尚能积极主张抗日，甚至还坐专机跑到北京要求张学良出兵。但经过淞沪会战、南京陷落后，汪精卫对日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

再加上和蒋介石的权力斗争失败，令他一直郁郁不平，于是他开始打起日本人的主意。

此时的汪精卫，已然被权力冲昏了头脑，甚至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利用日方在华势力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与虎谋皮，焉有其利，书生天真不过于此。

当他选择向日方靠拢，组建伪南京政府时，已然成为日本法西斯的帮凶，其麾下76号更是恶名昭彰，不知吞噬了多少华夏好男儿的性命。

就汪精卫个人品质而言，可谓正人君子。作为国府的高层领导，汪精卫烟、酒、赌、色丝毫不沾，是一个极其爱惜羽毛的人。

有人说汪精卫并没有意识到日本侵华的本质，认为日方会适可而止，因此才妥协投日，借此来影响日军对华的政策。因此说汪精卫是委屈求全，曲线救国。

这种说法完全是为汪精卫的软弱无耻洗地，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不仅不坚持抗日，还藐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意志，甚至为虎作伥，这不就是卖国求荣吗？

汪精卫的一生，甚为可笑，以至于他自己在弥留之际，预感到日军即将战败，于是写了一首《自嘲》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该诗确实悲凉，回首往事，他也曾经为了国家民族，一腔热血，舍生忘死，但也清楚自己的一念成魔，死后万代都不会青史留名。

于他这种书生意气极其爱惜羽毛的人来说，万世骂名大概是最难接受的惩罚。

诗中倒也看不出有什么后悔，只是满满的遗憾和绝望，也不清楚当时那个身处日本，躺在病床上受尽折磨的汪精卫，是否还能记起当年那个在北京狱中抱着必死之心、以死明志的汪兆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