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位兵团司令员中，因何只有程子华未授衔？跟密云之战毫无关系

1949年11月6日的深夜，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所属的两支王牌部队：第38军和第39军，奉命自湘西南的武冈地区出动，以隐密行程开始对桂西北实施战役穿插。

人民解放军消灭桂系军事集团的“广西战役”，也因此奏响了序曲，就在10万精兵即将入桂之际，兵团政委莫文骅却犯了难。

原来，就在第十三兵团大举进军广西的前夕，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彭明治相继调离，前往北京报到后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程子华司令员调任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而彭明治副司令员则调任新中国的驻波兰大使，双双离开前线的兵团司令部。

兵团政委莫文骅后来回忆说：“兵团所到之处要出安民告示，发布公告，兵团没有司令员，是个缺憾”。

于是莫政委给武汉的野司发报，请求解决这一实际问题，不久野司回电：任命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为第十三兵团代司令员，全权指挥该兵团在广西战役期间的作战行动。

这是四野歼灭大陆残敌的最后一战，也肯定是开国将军们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在如此关键时刻，程子华司令员为何突然被调离呢？

一、中央苏区来的红25军军长。

1905年6月20日，程子华将军出生在山西省运城市的解州镇，父亲姓苏，他是苏家的第四个儿子。

只因苏家非常贫寒，且兄弟姊妹又太多，于是将第四子自幼过继给姨母家，因此才改姓程，最初的名字叫程世杰。

1922年程世杰考入阎锡山所办的“太原国民师范”，在校期间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1926年秘密入党，随后南下投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27年汪精卫也叛变革命时，武汉分校整体上被张发奎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这个教导团是我党基本掌握的，曾经坐船东下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不幸在九江被张发奎扣留缴械。

程世杰和几位同志秘密逃出，辗转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好容易取得联系后，又被告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于是再一路赶往广东，最终成功地参加了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程世杰跟随起义军余部在海陆丰地区打游击，作战勇敢，作风顽强，期间在战斗中左手重伤，留下终身残疾。

在养伤期间，由于屡遭反动军警搜捕，且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程世杰决定撤离广东只身北上，先回到家乡，后潜入军阀岳维峻的部队栖身。

岳维峻部原属冯玉祥的国民军系统，后来投蒋，也不咋受待见，可谓杂牌中的杂牌。

程世杰隐蔽在岳维峻新编第1师的孟宗鲁营，当了一名副官，而该营副营长周凯、政治教官张维琛、书记赵品山等人都是地下党员，程世杰在这里意外地接上了组织关系，期间改名程子华。

1929年12月，程子华等同志组织五个连的部队在湖北大冶举行起义，史称“大冶兵暴”，被党中央誉为“模范式的兵变”，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由程子华任支队长。

这个红五纵队后来扩编为红八军，再与红五军共同组建为红三军团，因此就历史脉络来说，程子华其实是彭总的老部下。

1930年夏，在江西瑞昌的攻城作战中，程子华身负重伤，被迫离队赴上海治疗，遗憾地离开了老部队。

直到1931年初才返回中央苏区，被分配到红35军当团长，后历任师长、师政委等职务，所以程子华的革命资历是非常深厚的，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的“反围剿”作战。

而就在长征前夕的1934年6月，他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务，一个改变程子华将军革命轨迹的任务。

当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撤出鄂豫皖苏区，留下来的红25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形势非常严峻，部队只剩下4000余人，根据地也在不断缩小。

鄂豫皖省委为此两次打报告，请中央派遣有力军事干部，周恩来经过认真考虑和挑选，决定派程子华前往鄂豫皖，并亲自找他谈了话。

就这样，程子华离开中央红军的部队，一路跋涉到达鄂豫皖苏区。

在鄂豫皖省委的会议上，红25军军长徐海东主动提出，请江西苏区来的程子华当军长，而他自己甘当副军长，程子华忙说不行：“周副主席让我来做参谋长，我就做参谋长，不当军长”。

省委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程子华是黄埔分校的毕业生，在中央苏区就当过师长、师政委，军政素质双优，最终还是决定由他来当红25军的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

二、第一次调动：错失八路军旅政委职务。

1934年冬，红25军单独长征开始北上，一路血战挺进陕南和陕北，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全都身先士卒，队伍坚不可摧。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红25军的灵魂人物和最高领导，其实是吴焕先烈士。

因为红军时期政委是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况且程子华初来乍到，对红25军的内部其实并不熟悉。

令人扼腕的是，吴焕先政委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25军是由程子华和徐海东率领到达陕北的，之后与陕北地方红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组建了红十五军团。

期间程子华接替了吴焕先的位置，出任军团政委，而徐海东则转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这次合编，也造成了一个历史事实：红25军和陕北地方红军，构成了新的“陕北系统”。

要特别注意一个知识点，陕北红军当时的军委成员包括程子华、徐海东和戴季英，却没有刘志丹的名字。

而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陕北地区也受错误路线的影响进行了“肃反”，刘志丹、高岗等人差点被错杀。

作为军团政委和军委委员，程子华对此肯定是要负一些领导责任的，在回忆录中他也没有回避错误。

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军团的番号，与红十五军团合编后再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重建的红一方面军，当然也就是1937年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时，精锐主力第115师的基本盘。

当时红一军团整编为第343旅，由于军团长林彪已经出任115师师长，所以旅长为陈光、萧华不久出任政委。

红十五军团则整编为115师第344旅，军团长徐海东理所当然出任旅长，但是军团政委程子华却没有依例担任旅政委，而是换成了黄克诚。

军史中给出的理由，是程子华由于“健康原因”正在延安休养，因此未能在八路军初编时任职。

这个理由其实不太成立，因为程子华1937年9月即履任新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人民武装部长和高级党团书记。

说白了就是负责搞阎锡山的统战工作，而这次工作调动，其中可能有程子华是山西人的因素，但是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彼时进行了对陕北“肃反”的第一次审查，在没有作出结论之前，程子华的军职肯定受到影响。

这一次工作变动，对程子华的军旅生涯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他正常出任344旅的旅政委，后来徐海东因病疗养时，程子华很有可能接手旅长职务，因为他本就是军事干部，那么就将成为我军一个“山头”的领军人物。

三、成为东北野战军的兵团首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程子华于1945年10月调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该军区原属晋察冀军区领导，是连接关内外的重要战略区，位置极为关键，程子华也终于成为一个战略区的一号首长。

然而1947年4月20日，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又指示冀热辽军区及所属部队共8万余人，整体上划归东北军区、东北民主联军建制。

从此，程子华将军成为林彪的直接下级，同时也成为高岗的下级，前者问题不大，后者就有些尴尬了。

需要说明的是，程子华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冀察热辽军区，为东北野战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该军区曾经走出了东野三个主力纵队：第8纵队、第9纵队和第11纵队，也就是未来第四野战军的第45军、第46军、48军，几占野战军四分之一的力量。

冀察热辽部队整体上转隶东北军区的1947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正式组建两个前方指挥所，即原辽东军区司令部改制的第一前方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原冀察热辽军区改制的第二前方指挥所（程子华任司令员）。

这两个前方指挥所也就是东野第一、第二兵团的前身，因此程子华是东北野战军最早的兵团级首长之一。

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第二兵团部统一指挥第4纵队、第11纵队和两个热河独立师，实施了塔山阻击战，所以我军整个塔山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当然是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将军。

在他的率领下，阻击部队死死守住了塔山防线，为东野主力顺利攻克锦州立下汗马功劳。

大决战里面最经典的台词，当然就是那句：“告诉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为揪住和消灭华北的傅作义集团，中央命令东北野战军必须提前入关，而屯兵于热河与辽西地区的原塔山阻击部队，当然是距离关内最近的兵团，于是再以第二兵团部、4纵、11纵组成东野南下的“先遣兵团”，以程子华为司令员。

东野先遣兵团自冷口、南口等地越过长城，秘密插向平（北平）张（张家口）公路线，战役目标是配合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截歼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同时截断北平之敌的任何增援企图。

这一作战行动是必须秘密进行的，以免惊动傅作义和35军，毕竟东野主力入关尚需一些时间。

四、不必过度解读密云之战。

东野先遣兵团路过密云县城时，考虑到守敌数量很少，也为了方便辎重渡河，11纵请示兵团部以后，决定以后卫师攻取密云，来一个顺手牵羊。

结果打了一天没有攻下来，原来是敌精锐第13军的一部刚刚收缩进密云，使守敌达到了8000人以上，且城高壕深易守难攻。

第11纵队只好再抽兵一个师回头参战，再经一日猛攻，终于拿下密云，但是也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打草惊蛇，暴露了东野秘密入关的行动；二是耽误了先遣兵团主力切断平张线的规定时间。

密云失守消息传来，傅作义判断确实是东野大军已经入关后，火速命令郭景云第35军逃回北平，第35军是完全摩托化，而奉命前往平张线截歼的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又尚未赶到，若非12旅拼死阻击，差点就让35军溜回北平。

主席因此大怒，迭电批评东野司令部、先遣兵团司令部和第11纵队的擅自行动，暴露了战役企图，差点让诱歼35军的计划功亏一篑。

程子华司令员当然肯定也受到了军委和野司首长的批评，许多军史文章也将密云之战，解读为程子华从此不受重用和错失大将军衔的主因。

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理解，既缺乏军事常识，也完全低估了伟人的胸怀。

须知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各级指挥员出错的事件难免发生，因一次战役或者战斗的失利（何况密云战役还是全胜）就否定一名高级指挥员的能力，显然是不客观的，在我军著名的高级指挥员群体中，又有哪一位没有走过麦城？

比如同在截歼第35军的战役中，华北第二兵团因为动作不够迅猛，主席也曾经相当严厉的电责杨、罗、耿三位兵团首长，口吻非常罕见，这在军史上是有记录的，老电影《大决战》中，还特别插入了主席不穿大衣站在雪地里生闷气的桥段。

但是在新保安战役全歼35军取得胜利后，这些不快也就都烟消云散了，可有影响后来华北二兵团司令员的上将、政委的大将军衔？

况且在平津战役结束后，程子华还出任了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之时，程子华仍旧被任命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莫文骅任政委，而李天佑、彭明治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

论资历论军功，程子华出任司令员当仁不让，也没有受到密云之战的什么影响。

至四野南下到河南的1949年5月间，该兵团下辖第38军、第39军和第49军等三个王牌军，一路从江北杀向江南。

所以说，网传所谓程子华因密云战役而被贬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从平津战役结束到衡宝战役结束，期间整整有近九个月的时间，历史事实完全可以推翻这种不靠谱的论断。

五、第二次调动：也是非常合适的。

1949年夏秋之际，第四野战军主力奉命进军中南，程子华率第十三兵团一路横扫当面之敌，并且参加了10月初的衡宝战役，白崇禧率桂系残部逃回广西。

就在十三兵团厉兵秣马，准备参加广西战役的时候，四野总部突然接到了北京的命令：调程子华同志赶赴山西工作。

电影《大进军南线大追歼》曾经有这个桥段，程子华接到调令后，首先赶回武汉的野战军司令部，当面向林彪请求，等打完广西战役再北上赴任，毕竟广西战役可能是四野最后一场大战了，不参加确实遗憾。

林彪不无遗憾地说：我也舍不得放你走，可是中央的命令必须要执行啊，新中国刚刚成立，到处都缺干部。

许多读者将这次工作调动，视为程子华离开军队和不被重用的节点，其实仍不正确。

须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清剿匪特的考虑，以及能够熟悉当地情况的需要，不少省份的党政军一把手，都是选择由该省出身的军队干部来担任的，也基本都是兵团级。

比如福建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由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福建南安人）兼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由陈奇涵（江西兴国人）担任、湖南军区司令员由第十二兵团司令萧劲光（湖南长沙人）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曾领导百色起义）、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广东梅县人）等等。

这份名单中不仅有开国上将、开国大将，甚至还有开国元帅级的人物，所以程子华担任建国初期的省军区司令员（同时兼省委书记和省政府主席），无论如何也不是降级使用或者是不被重用，反而是非常合适的干部选用，因为兵团级主要首长当中，山西籍的仅此一名。

而就职务级别来说，在第四野战军经略中南的进程中，所属兵团也曾经分兼若干省军区，比如第12兵团司令部兼湖南省军区、第15兵团司令部兼广东省军区、第13兵团司令部兼广西省军区等等。

这些都充分说明，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调任山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完全是同级别的正常调动。

并且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跟如今的省军区有所不同），在建国初期仍然是重要的军职，并不存在“离开军队系统”一说。

实际上，程子华将军彻底离开部队，并且直接影响到1955年授衔问题的转折点，源于1950年的第三次调动。

六、第三次调动：有些莫名其妙。

1950年10月，刚刚主政山西一年时间的程子华，突然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在薄主任兼任财政部长和华北局书记的情况下，程子华等于主持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

但问题在于，这是个跟军队系统彻底脱钩的职务，且明显是降级使用。

这样一个既是地方单位，又是财政和经营系统的工作，意味着程子华将军的工作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并且一干就是六年多，直到1956年调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始终再没有回到军队系统，如此也就与1955年的大授衔擦肩而过。

关于第三次工作调动的具体原因，大概有三点，其一应该是薄主任的提名，毕竟同为山西籍干部且之前有工作交集，互相比较熟悉。

其二是1943年夏天，在聂帅赴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程子华曾代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职务，为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程子华主持搞起了合作社，亲自兼任边区工商局长，为边区经济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换言之，他对供销工作有一定的经验，而当时非常缺乏这方面的高级干部。

不过还有其三，那就是因何调离军职且明显降级使用的问题，有一种说法是，高岗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面既有陕北时期的旧怨，也有东北时期的不愉快，比如1947年高岗到冀察热辽视察土改工作时，曾批评当地的工作路线和方式，为此跟程子华有过激烈的争论，双方不欢而散。

而就在1951年初，又启动了对陕北“肃反”的第二次调查（总共三次），高岗当时职权很大，既是东北区的一把手，还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之一，方方面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程子华被降级使用并不意外。

结合历史事件和时间点来看，笔者个人比较认同这一说法，既符合历史也符合常理。

从离开中央苏区到任红25军，程子华将军便遗憾地离开了一方面军系统，失去了老首长们的照顾，有些话不需要说得太明白，懂党史的自然都懂。

而陕北的经历，又使他在政治上背上了一定包袱，再加上触怒了高岗，那么在建国前后遭到不公正待遇，也就再所难免了。

所以程子华将军调离山西后，不仅属于降级任用，也失去了在军队中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更与1955年的大授衔擦肩而过。

由此他成为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野战部队16个兵团中（不计起义部队），唯一一个没有授衔的司令员，那可是妥妥的正兵团级干部。

在红25军系统中，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是徐海东，当然还有韩先楚和刘震等上将，假以资历和职务论，其实程子华将军真的不输于徐海东。

话说回来，革命先辈们当年浴血沙场，从来不是为了什么军衔和高官厚禄。

先辈们常说，跟那些千千万万为革命牺牲的烈士相比，个人的军衔和职务真的不算什么，而我辈后人的讨论，更主要是回顾历史和缅怀他们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