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王不曾有，圣人君却常在

其实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哲人王，但却有发达的教人如何成王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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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希腊三贤”之一、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声誉及对后世的影响似乎明显超过老师，名符其实的“青出于蓝”。也许是他的运气好。若是他生于东方的中国，无论如何也只能做一个有如孟子的“亚圣”，无论如何也不敢超越自己的老师的。

在柏拉图之后两千多年的一个叫拿破仑的人说：

可以征服人类世界的只有两种力量：一是思想，二是剑。但最终还是思想。

想一想，有史以来，靠剑征服世界的人数不胜数，大有人在。然而能真正完全靠思想征服世界的实是少之又少（有些人是既得靠思想，更得靠剑）。但还是有那么几个的。柏拉图便要算其中之一。而且他仅凭一本《理想国》便征服世界。后世之人无不公认，柏拉图是西方文学传统上最耀眼的作家之一，也是哲学史上最有洞察力、影响最广泛的作家，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有哲学家认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是柏拉图主义者，哲学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在深度和广度上接近于他。

他的《理想国》一书涉及到了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哲学等多个领域，思想博大精深，几乎代表了整个希腊的文化。而西方两千年来的哲学尽管伟大，但也不过都是柏拉图及其学派的注脚。

“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吧，因为它的价值都在这本书里！”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美国著名学者、作家爱默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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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很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论语》。首先，它们的内容都是学生记录老师的言论。其次，都是语录体。而更重要的是，它们所谈论的都是如何治国，且观点十分一致，都认为国家要由一个神一般完美的人来治理。只不过他们各自心中的完美治国者叫法不同：一个叫哲人王，另一个则叫圣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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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好的国家必须是正义的国家。何谓正义的国家？正义的国家和正义的人一样，需要具备三种美德：智慧、勇敢、节制。而只有由具有这种美德的人来治国才能治理出这种美德的国家。由此可见，“以德治国”不只是中国人才有的。历史上的西方古希腊，也同样讲以德治国。在柏拉图看来，这种有德之人，便只有哲学家了。在柏拉图活着的时候，他所在的雅典城邦是僭主治国。在他看来，僭主就是不正义的。僭主是个“无限多得的攫取者”。他心中充满不知足的物质欲望，为了满足这种欲望，必定会损害他人和国家和利益。而“哲学家王”虽然也会有现样的本能欲望，但因他有“节制”的美德，所以他能很好控制、化解这种欲望，把这欲望导向对知识、智慧的追求，而不是物欲、权势的追求，所以不会伤害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柏拉图主张哲人王治国的重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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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这种理想国的构想在那个时候看来，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与美好，更是能够激动人心，按说必定要激励西方人为这样的理想国实现而奋斗了。然而，不知为何，西方人中却始终没出现一个能够符合柏拉图要求的哲人王。没有哲人王，他的理想国梦想与蓝图自然便无以实现了。而几乎是和他相同时代想到“圣人君”的中国人，却找到了自己的“圣主明君”。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圣贤君”也就相当于柏拉图的哲人王。自古以来，西方人一个自己的哲人王没碰上，而我们中国却“幸运无比”，前前后后有着几百个自己的“哲人王”。于是，两三千年来，中国便都由这些“贤德的哲人王”治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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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奇怪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曾经被无数哲人王一直治理着的许多中国人到了今天却反而向往着那个没有哲人王的西方世界。作家王小波写过一本关于哲人王的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学，我认为它可以使王者更聪明，老百姓更笨。罗素是个哲学家，他说：真正的伦理准则把人人同等看待。很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使人成王。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孔丘先生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子子孙孙都是衍圣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个哲人王。

由他的这段话，似乎可以让人明白，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如此多的哲人王却没能把中国治出一个“理想国”来，原因就在于其实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哲人王，只不过 是有教人如何成王的哲学而已。而这种教人如何成王的哲学却是相当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