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资州起义”促进四川独立‖宋国英

“资州起义”促进四川独立

宋国英

1911年11月27日,辛亥革命期间爆发了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突出历史地位的“资州起义”。110多年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一个世纪过去了,也许除中国近代史学的专家、学者还记得当年的“资州起义”外,可能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一事件在辛亥革命中有何重大意义。

早在辛亥革命前几年的1905年,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四省的人民根据光绪皇帝“铁路准归商办”的谕旨,自集股金、自办公司修建川汉和粤汉铁路。清宣统三年(1911年)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名义,悍然宣布将川汉和粤汉铁路的路权收归国有,又以借款为名,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从而激起了川、鄂、湘、粤人民的反对,掀起了保路风潮。

宣统元年(1909)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的股票

四川保路运动异常激烈。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2000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相继成立,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

资州(今四川资中)人民同仇敌忾,于7月19日在城内天上宫(今粮站仓库处)成立“资州保路同志协会”,当天到会者多达千余人。会后通电响应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一切决定,开展罢市、抗捐的斗争,在所有会所,如教育会、商会、农会开展保路废约的宣传活动。

资州保路同志会报告

不到两个月,全省保路同志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罢市、罢课、抗捐和抗粮的斗争。但由于领导运动的立宪党人主张“文明争路”,采取“哭诉”等办法,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对他们这种软弱的乞求,清政府根本无动于衷,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以致保路运动这一川粤人民争取路权的爱国运动毫无进展。

为推进保路运动取得胜利,8月4日,由中国同盟会会员、四川保路运动组织领导者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和同盟会会员兼川西南各路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张达三、罗子舟及哥老会首领胡重义、孙泽沛、胡朗和、侯国治、张益山等20余人,会聚在资州罗泉井古镇福音堂召开了四川保路运动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史称“罗泉会议”。会议研究决定“组织同志军,进行武装斗争”①,并就全川进行武装斗争的组织领导、粮饷筹集、枪弹准备、情报交换、起义时间等事项作出重大决议。这次会议点燃了全川保路运动武装斗争的熊熊革命烈火,一个多月内,武装起义遍及全省140余州县。9月8日,省府成都处于20多万同志军重重包围之中,清政府在四川的反动统治面临土崩瓦解。

9月下旬(有资料介绍为9月15日),清廷急不可待地令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统带湖北新军第16协第31标(全团)及第32标(1营)约2000名精兵,在武昌集合,分前、中、后三路入川镇压革命,帮助成都解围。

端方入川之初,一路上杀气腾腾,骄横不可一世。四川许多州县都派出代表向其请愿,要求他不要带兵入川,他均不理睬。端方的部队沿长江而上,沿途贴出告示:“良民各自归家,匪徒从速解散,倘有持械抗拒,官兵痛剿莫怨。”10月5日到达万县,向重庆的请愿代表说:“川人称乱,率兵乃朝廷命令,不能中止”,口气仍十分强硬。

11月3日,端方所部鄂军统领邓承拔率步兵队第16协先期抵达资州。11月18日,端方所部全部抵达资州后,设钦差行辕于大东街湘园(今县公安局),以天上宫为协司令部,部队分驻在禹王宫、万寿宫、文昌宫和北门外东岳庙等处。尽管“武昌起义”已爆发1月有余,其间,他仍派兵援助各地反动力量镇压革命,将四川保路运动各路起义军领导人秦载赓、陈孔白、胡驭垓等分别杀害于井研、自流井、威远等地。部队到达资州第四天,四川保路同志会派来的讲演员、同盟会员李大麟(绵竹人),便被枪杀于东门外。旧债新仇,鄂军中革命党人决心诛杀端方,以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不可一世的清大臣端方

端方带兵入川途中,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1月22日,同盟会员杨庶勘(巴县人)、张培爵(隆昌人)等组织同志军在重庆宣布起义,成立了蜀军政府,杨任顾问,张任都督。四川“隆昌、荣昌、资州、资阳、简州、威远一带俱为同志军占据”②。资州同志军首领张益山、周星武率同志军驻扎本县兴隆、石庙乡一带,已威逼州城。于是端方到资州不敢再贸然前行,更不能去解成都之危,便躲在资州城内观察形势,并被迫撤回已出击自贡、威远之鄂军,集中资州加强戒备。当时,端方已进不能到成都,退不能回武汉,陷入进退两难、四面楚歌的境地。有下属劝他微服出走,他却不甘情愿,决定带兵取道广元出川,经汉中北上到河南去与袁世凯会合(袁世凯是端方的亲家)。

其实,清廷派端方带兵来川镇压革命,就让川、鄂广大人民义愤填膺。端方带的兵是由湖北借来的新军,并非亲兵,新军中有许多革命党人,主抚不主剿。端方入川前夕,“湖北新军首领曹子清(协统、革命党人)派标统陈兆南带领新军随端入川时再三嘱咐,此举关系到革命党人及全川人民安危,标统务必俟机而行。陈豪放地回答,为民除害,纵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请协统静候佳音吧!”③10月5日,当端方的部队行抵万县时,鄂军革命党人就与杨庶勘派来接头的张颐联系上了,并议定待机起义。10月13日,端方至重庆,鄂军中有人主张乘其登岸时击杀之,因时机不成熟未遂。继后,刚成立的重庆蜀军政府也嘱鄂军党人田智亮择机起义,捕杀端方。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当时在内江的吴玉章(荣县人)决定联络鄂军中革命党人举义。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梁耀汉(鄂人)也曾“函约端方所率湖北第31标新军在资州反正”④。

11月26日上午,鄂军31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召集全体将校官在大东街资州中学堂开会,商议反正事宜。曾广大主张不杀端方,将他扣押回鄂。当晚,鄂军中的革命党人陈镇藩、卢保卿、任永森、田智亮、李绍白等人,在州城北郊鄂军住处东岳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李绍白报告了武昌起义的情况和成都、重庆的形势,田智亮介绍了他22日同重庆蜀军政府派来的人共商起义的计划。会议决定,成立“大汉国民革命军”,公举31标1营督队官陈镇藩(湖北安陆人,日本警官学校毕业,留学时加入同盟会,曾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工作,颇有威望)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在资州人民配合下发动起义。并作出三项决定:一、驱除鞑虏,建立共和;二、誓杀端方;三、回电武昌响应。到会的人皆书押、剪辫、毁肩章、袖白布,准备战斗。陈镇藩密令端方的护卫官杨毓林与董卓泉部联系以为内应,同时又派人秘密通知城外的资州同志军做好外应准备。

资州起义鄂军军事会议会址——东岳庙

当晚,大东街城门大开,鄂军来去匆匆,端方住处钦差行辕内外,灯火通明,岗哨密布。标统(团长)曾广大、协统(旅长)邓承拔、参议官刘师培知有异动,劝端方逃匿。端方犹豫不决,他想,作为朝廷钦差大臣,影响太大,哪里去躲藏?怎么逃离呢?曾、邓、刘见状,只好顾自己的性命,遂出而缒城逃走。端方十余名亲信官兵见势不妙,也改装逃离了。后来,刘师培逃往成都,在四川国学院讲学⑤。

大东街城门,左边是原端方的钦差行辕(今资中县公安局)

次日(27日)晚上,起义发动。陈镇藩令王占林、李绍白、刘怡风带30余名起义军闯入州城下大东街钦差行辕,分别将端方及弟端锦从卧室揪出,押至鄂军协本部中大东街天上宫(今粮站仓库处)戏楼下。起义统领陈镇藩坐在前面,标统陶某出来发表演说,语气激昂地历数清王朝出卖民族利益和端方入川镇压革命的罪恶事实。不可一世的端方,早已吓得面如土色,直跪下叩头求饶。革命的意志,民族的大义,使大家认清了端方的丑恶面目。起义军中的卢保卿出来挥刀斩了端方,任永森杀了端锦,将二人的头颅装入匣盒内。接着,宣布举兵反正,并通电响应武昌起义。

清大臣端方在资州大东街的钦差行辕

当日,革命军让街上住户和店铺赶制三角形白布旗,用朱红写上“大汉民国”四字,张挂在门前。还在每个城门和十字街口都张贴了大汉国民革命军告示:“满人酷待汉族,业已二百余龄。今日人心思汉,全国革命成功。满贼端方兄弟,俱予明正典刑。我军长驱回鄂,勿得骚扰人民!”全城居民,毫无惊扰。

第二天(28日)上午,全体鄂军整队,带着装有端方兄弟首级的匣盒,从大东门出发,经重庆返湖北。资中人民结队相送。

资州城大东街(实景)

端方被杀,鄂军反正,大长了民军的斗志,大灭了反动势力的威风。当日,资州州牧朱景岳逃走。次日,内江知县闻风逃窜,吴玉章率众接收了团练局的枪支,宣布内江独立,并举行了欢送鄂军东下援助武昌起义的大会。重庆军政府当即专门发布告示,晓谕全川。告示称赞道:“鄂军之明于大义,造福吾川,不特本都督苦志光复之心,当所钦佩,亦吾蜀同胞父老子弟所共当欢迎者也……今者,鄂军东归,本军政府极表欢忱!”。

12月2日,资州各界代表于州署召开军政署成立大会,宣布资州独立。继后,进攻自流井的民军也取得胜利,一些州县也纷纷起义,宣布独立,成都四周民军声势大振。

杀端方这一事件,史称“资州起义”。

端方作为清朝廷大员,是一个精明能干、很有才华和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他在任湖广、两江、直隶总督期间,政绩颇为突出。朝廷派他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他岂敢抗令?但他入川镇压革命、屠杀人民,这与历史背道而驰,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他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冲击下,被鄂军革命军人处死,成为清王朝的牺牲品。这在四川保路运动史上是一件大事,也是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它证明了革命潮流不可阻挡,任何企图阻止历史发展的反动者,都将落得可耻的下场。

由于端方带兵入川,武昌城鄂军革命党人趁城内兵力减少防御空虚之大好时机,在10月10日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资州“罗泉会议”,点燃全川保路运动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功不可没。而鄂军“资州起义”,处死端方事件,消除了四川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一大障碍,加快了四川独立的进程。当时,重庆的知府由于鄂军的到来,迫于革命党人的压力,交出大印,宣布独立。而成都的反动势力因端方被斩,援兵无望,只好把政权交给蒲殿俊,宣布独立,成立四川军政府。

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资州起义促成了成都和重庆的独立,加快结束了清政府在四川的反动统治。正如著名的辛亥革命史专家、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四川省文史馆原馆长隗瀛涛教授比喻的“清朝在四川的势力就像一根扁担一样,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而资中在中间起义,一刀砍断,促进四川独立”⑥。他还认为,资州起义这一事件不是地方性事件,而是全国性的事件,资中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王勇《鄂军资州起义》一文也指出:“鄂军资州起义瓦解了清廷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阴谋,并极大地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全国的发展。”

著名的“资州起义”,早在1982年2月就已载入《中国近代史词典》(P593),彪炳千秋,辉映后人。原处决端方所在地大东街天上宫,已于1941年作为学校,后几经改建已原貌难寻,附近仅存禹王宫(始建于明代)的“文命诞敷”木牌楼(门楼),成为这一史实的唯一历史见证物。1976年扩建东路小学时,为集中保护好历史文物,将其移建至县城省级风景名胜区重龙山的永庆寺天王殿前,供游人参观,1991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鄂军革命党人会议会址东岳庙,于1988年12月被资中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诛杀端方见证物——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禹王宫“文命诞敷”牌楼

大东街“文命诞敷”门楼旧貌

游人在鄂军军事会议会址——东岳庙留影

资中“资州起义”及“罗泉会议”,决定了资中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突出的历史地位。正如有的报刊评价的,资中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一座光荣的城市,一座革命的城市。

注释:

①《中国近代史词典》P148.

②张国淦著,《辛亥革命史料》P253.

③《资中文史资料》第12辑P32.

④《中国近代史词典》P661.

⑤《中国近代史词典》P263.

⑤《资中文史资料》第14辑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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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宋国英

供稿: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