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汉语中的陌生人”？从三十多场对话深入了解孙甘露 ｜当代书评

来源：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孙甘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1985年，26岁的邮递员孙甘露在上海作协举办的青年作家讲习班学习后，写出一篇小说《访问梦境》后在《上海文学》发表，自此走上文学之路。之后他写出《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一系列富有语言实验性的作品，因为被不少评论者归入了“先锋小说”“探索（实验）小说”的名下，有些文章还由此总结出像“马原后小说”“语言游戏”“后现代主义”等文化和审美上的特性。毕飞宇曾说，“在先锋文学的层面，余华、苏童和格非在社会层面影响最大，但走得最远的是孙甘露和残雪。”

孙甘露

从先锋实验派作家到茅奖获得者

对于这些评论，孙甘露在与评论家郜元宝的一次对谈中专门回应说，“作为写作者，实在没有必要说些什么。我只想说，所有那些评论，都是有道理的。不过，在取得一定认识成果的同时，理论也不免要付出某种代价，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比如说，对于“马原后小说”的提法，我一直弄不懂它的确切内涵。被称作“探索小说”的那些作家，包括我本人，彼此之间其实都有许多明显的区别。我觉得共性被谈得太多，个性相对就被忽略了。如果一定要我说，那么，我想强调的是，我的初衷并不是冲着某种局面而来，我并不想迎合某个局面，更不想制造某个局面。我只是写了自己想写和能写的那些东西，后来碰巧也可以说是不巧被纳入了某种局面。纳入就纳入了，我觉得这也很自然。”

2022年，沉潜多年的孙甘露，推出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这部作品表现出与他此前作品非常迥异的面目：故事性非常强，带着悬疑、谍战色彩。故事情节大概是：1933年，腊月十五，一场秘密会议突然被冲击，一半与会者被抓。一个叫陈千里的男子临危受命，继续执行绝密计划，在众目睽睽之下展开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险战……《千里江山图》的主要背景和情节发生在上海，它既是一部革命史，也是一本风物志。原著通过叙事回溯时代风貌，通过街巷、饮食、视觉和味觉唤起人们对上海的记忆。通过浙江大戏院、世界大旅社、四马路菜市场、格致公学和金利源码头等城市地标搭建起老上海的“舞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发生在1933年的上海，那一年，茅盾先生在上海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允许我借此向这位前辈作家表示敬意吧。”孙甘露感慨，“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我们有幸在这里生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犒赏了。”

2023年10月，孙甘露因《千里江山图》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成为继王安忆、金宇澄之后，第三位获得茅奖的上海作家。

在这些作品背后，孙甘露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2024年3月，一本收录孙甘露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与多位友人的三十多次对话录《被折叠的时间：孙甘露对话录》，由译林出版社推出。

《被折叠的时间》

书中对话时间跨越三十余年：自1993年开始，集中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对谈对象既有毛尖等学者，也有小白、王朔等作家，此外还有徐静蕾等电影人，谈话的主题既涉及上海、小说、写作等与作者相关的内容，也涉及当时流行的电影、文学风尚的变化等时代元素。在对谈中，孙甘露细数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和电影，回溯自己的写作来路和初心。例如在与罗岗教授的对谈中孙甘露提到，“作家就是要把内心的语言翻译出来”。在另外几场访谈中，他提到，“小说的本质是虚构，而非所谓故事”、“无论怎么变，文学的功能仍在人心”等等。那时文学方兴未艾，纸媒尚且兴盛，电影票房过亿已属罕见，一切都在生长。三十余场对话，以问答的形式，记录下文学黄金时代的气象与细节，以及其间写作者的认知与感悟。

“孙甘露是没有写作程序的人”

有关孙甘露，王朔的一句话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化研究学者汪民安专门写一篇文化批评《孙甘露：汉语中的陌生人》（被收入《被折叠的时间：孙甘露对话录》作为序言），来深入剖析孙甘露的写作造诣。

在文中，汪民安提到，与那种犹如机器般熟练操作固定搭配的流水线作业式写作不同，“孙甘露是没有写作程序的人，他不知道下一个词语会从哪里召唤而来，更不知道下一个句子会出现怎样的节奏、面貌、气息。对于孙甘露而言，写作是去写出未知的东西，而不是去写已知的东西。他的写作就是写句子，就是要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句子，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发明，每一个句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将句子写得与众不同，就必须精雕细刻，殚精竭虑。这些句子如此考究，考究得令人惊讶，它们看上去都像是汉语中的陌生句子，好像不是汉语写出来的句子。这些考究的词语组合、考究的句子如此之频繁，一个连接一个，一部短篇小说—如果我们非要说这是小说的话—容纳了如此之多的新句子，这是高强度的写作，这一定耗费了他大量的体力—或许，在当代作家中，没有谁的写作比孙甘露更加消耗体力了。或许，我们应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来衡量作家的产量。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他写出了多少书，写出了多少字数，我们应该看他写出了多少陌生的句子，看他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创造出了多少句子。一个作家总是能够写出令自己和读者感到陌生的句子，这是文学的伟大至福。有无数的作家，有无数著作等身的作家，并没有写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样的作家，无论他有多少作品，都是产量最低的作家—这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而是重复性的简单的再生产写作：对自我的再生产，对流行汉语的再生产。这是躺在汉语的慵懒被窝中的写作。这是文学的虚假繁荣。”

从表面来看，孙甘露算是一个写作数量最少的作家之一。在收入《被折叠的时间：孙甘露对话录》中的“孙甘露vs木叶”对话中，孙甘露自己也说，“我希望落伍一点、慢一点、少一点。”

但在汪民安看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素质，就是写出属于他的句子，写出不能被别人模仿的句子，写出即使将他的名字抹掉但仍能够被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的句子，写出让他的民族语言感到无比愕然的句子—孙甘露当之无愧地属于这类少数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多产。经验告诉读者，仔细地读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需要消耗的体力和时间，要超过一部一般的长篇小说。”

在文章最后，汪民安写道，“在当代的作家中，孙甘露或许是最为缓慢的。他的小说流淌着溪流一般的忧伤。时光催人老去，唯有藏身于语词的深邃之处才能获得永恒。”

（图片由译林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