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数万将士埋尸野人山，谁的责任最大？从历史的细节寻找答案

这事其实挺复杂，很难简单地把责任归咎在某个人身上，在1942年4月29日的联合军事会议上，杜聿明已经跟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闹翻，因为就在这一天，日军第56师团秘密奔袭腊戌得手。

这就意味着，中国远征军撤退回国最近最安全的路线“滇缅公路”，已被敌人彻底切断，远征军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面对日军整整一个师团的凭险据守，中、美、英三方的司令官们，都认为远征军主力几乎没有什么希望能够杀开血路，再经滇缅公路退向云南了。

最佳的方案是就地折向西北，然后退入印度东部，从纯军事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日军在该方向尚无重兵。

但是英国人的话说得很难听：鉴于日军攻占腊戌的严重局势，英国政府允许远征军及其装备到印度“避难”，按照所谓国际惯例，远征军官兵入境前要申报“难民身份”，由英军予以收容，并在指定地点集中管理。

此时罗卓英已经到任，还没等这位远征军司令长官开口，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首先就爆发了，娘的，我们是你们英国人邀请来“联合作战”的，怎么从战场撤退还要成为“难民”？当然这都是心里想的，发言仍然是克制和客气的：

“先生们，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亚历山大将军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要回到中国去，我想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话”。

根据史料记载，杜聿明发言完毕：“戴上军帽，凛然退场”。

罗卓英倾向于撤往印度，可问题是他跟杜聿明不是一个派系的，而杜聿明掌握着实际兵权，并且也有直接“上奏”的权限，换句话说，他实际上指挥不动杜聿明。

无奈之下，罗卓英只能跟随史迪威，带着远征军司令部机关西行，于5月23日到达印度英帕尔，期间不断发电劝说杜聿明西来，可是没什么效果。

罗卓英

说明一下，远征军当时并非全部集中在一起，其中张轸的第66军主力（军部加两个师）已经在滇缅公路上溃败（腊戌就归第66军防守），被日军撵着退往滇西方向；

而甘丽初的第六军在遭受重创后，所部三个师沿中缅泰交界地带，自“景栋路线”撤回云南。

因此杜聿明率领的部队，是第五军全部（军直属队、新22师、新96师、第200师）加临时指挥的第66军之孙立人新编38师，共计四个师60000余人。

盖因第五军编有战车、重炮、汽车等直属部队，无论人员装备，都是第一期中国远征军的绝对主力所在。

这也是罗卓英带不走杜聿明的原因之一，毕竟第五军只听后者的。

也是在4月30日当天，重庆直接电询杜聿明：撤回国门有无把握？杜光亭仍然信心满满，表示已命令军主力抢占缅北重镇密支那，撤回国内“可望成功”。

注意两个蓝圈的位置

从这一天起，史迪威、罗卓英率领的司令部，跟杜聿明的军部加四个师正式分道扬镳，一个向西，一个向北。

其实杜聿明率部北上的途中，也有若干向西的岔路，均可撤往印度，然而第五军官兵完全无视，坚决一路向北。

气节固然可佳，笔者却不认为杜聿明的选择是个好主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滇缅公路中断的态势下，第五军即便顺利到达密支那，也是要翻越中缅边界海拔5000米的高黎贡山，才能返回云南境内，那将意味着，第五军必须放弃全部的坦克和重炮，轻装爬山回国。

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机械化第五军，那是抗战初中期中国军队的宝贝，装备了从国外进口的大部分坦克、装甲车，同时编有重炮团。

这样一支部队抛弃重装备翻山回国，损失实在太大了。那些坦克、装甲车和大炮，可都是勒紧裤腰带买回来的。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

此间杜聿明也有所动摇，于5月7日再次致电重庆请示行止，得到的回电是：“我军应即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

校长的意思很明确，第五军绝不能去印度，既然腊戌走不通，那也必须通过缅北再翻山回国，第五军于是遵令继续北上。

仅仅一天之后，杜聿明就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日军第56师团主力，再次长途奔袭已经占领密支那！

杜聿明惊愕之余，命令余韶的新编第96师立即攻击前进，企图夺回密支那，然而日军在飞机的助战下，轻易击退了余韶的进攻。

现在一道难题摆在了杜副司令长官面前：可以转向西，执行罗卓英的命令退入印度，但是那么做既没有面子，也违背了校长的意旨；

可以继续强攻密支那，杀出一条血路来，然后翻越高黎贡山回云南；也可以绕过密支那，部队穿过胡康河谷再靠向中缅边境。

第一方案，被杜聿明首先pass掉了，第二方案其实是可行的，战后查明，日寇第56师团到达密支那的是大约两个联队的兵力，算起来也就7、8000人。

而第五军加新38师拥兵60000余，还有优势的炮火和装甲部队，决死一战应该能够突围成功。

可惜在这一瞬间，杜聿明缺乏强攻的勇气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精神，被新编第96师的进攻受挫所影响，也放弃了第二方案。

最终选择了窝囊而又危险的第三方案：全军绕过密支那，钻入胡康河谷撤退，而胡康河谷原始森林密布，又被称为“野人山”。

1942年5月9日的夜里，第五军军部在“卡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杜聿明宣布了作战计划：军部和直属队附新22师为一路、新96师和第200师各自为一路，绕过密支那翻越高黎贡山分头回国，孙立人率新38师在卡萨以南，负责阻击日军的追兵，掩护全军撤退。

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杜聿明

孙立人大为不满，一是认为钻进野人山是条死路，二是认为杜聿明偏心眼，生死关头要拿新38师垫底。

加之他本就不是第五军的将领，于是抬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要求单独率部撤往印度，一番争吵下来，孙立人和新38师终于脱离第五军的战斗序列，兀自西去。

就这样，第五军军部和所属的三个师，踏上了艰难的归国之路：戴安澜的第200师，从密支那的东边穿越山林，向高黎贡山前进。

部队沿途遭遇日军多次的截击和伏击，戴师长战斗中重伤，在距离祖国几十里的地方牺牲，全师最后仅余2600余人。

余韶的新96师担任断后任务，于5月16日退入野人山，先向北再向东，总算翻越高黎贡山，于8月17日陆续抵达滇西的剑川，全师仅剩2000余人。

而第五军军部和新22师，在进入胡康山谷之前，接到了杜聿明那道悔恨终生的命令：弃车上山。

根据这道命令，所有战车、重炮、汽车部队卸下了重装备的关键部件，比如瞄准镜和内胎等等，然后将所有战车、火炮和汽车炸毁，人员携带轻便武器，牵着一些骡马，分头钻进了无边无际的热带丛林，各种装备扔得满路都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更要命的是，这是一条充满沼泽、瘴气、无粮的死亡之路，不时还要遭到日军的偷袭，所以第五军军部、新22师和新96师损失非常惨重。

仅廖耀湘的新22师就有2500余人倒在了野人山里，加上军部和新96师的损失，远征军在野人山牺牲者应该在2万余人左右。

因此也需要澄清一下，第一期中国远征军在败退时，伤亡损失不都是在野人山造成的，司令长官部、第六军和第66军根本没有踏入野人山，包括第五军的200师也没有进入胡康河谷，大部分的损失都是在分路撤退中，出现的病患和战斗伤亡。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出动兵力共九个师103000人，伤亡56480人，损失率高达55%，其中战斗伤亡仅20000余人，余皆因为撤退组织不力所造成的，确实令人唏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杜聿明的军部和新22师，最终也未能穿过胡康河谷前往高黎贡山，而是在罗卓英、孙立人的接应下，于7月25日撤到了印度。

随后新22师留了下来，跟新38师一起组建了“驻印军”，差点因病饿而死的杜聿明，是不久以后坐飞机回国的，身体也遭到巨大损害，弄得一身病。

这就是第一期远征军的悲惨撤退史，一定要分清责任的话，战略上的责任肯定应由英军承担，如果英国人认真履行盟军的义务，与10万远征军努力配合作战，日本人根本不可能迅速取胜，又何来仓促撤退的一幕？

“领导责任”蒋校长则是没跑的，不顾实际强令第五军回国，政治上的考量多于军事，让数万将士埋尸异域。

“直接责任人”当然是杜聿明，罔顾缅北的军事形势和复杂地形，一味执行校长的命令，让远征军遭到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话说回来，损失多少官兵并不打紧，杜聿明表现出来的“忠诚”却更为重要，所以从这时起，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弯道超车，成为炙手可热的嫡系将领，不久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卫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