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开国少将甘祖昌三次提出回家务农，妻子是何反应？

前言：

在开国将领中，有这样一位将军，他21岁投身革命，负过3次伤，参加过长征和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功勋卓著，是新中国第一批授衔的少将。

但他无论官居何位，心里永远装着老百姓。在组织安排他去庐山休养时，他却主动放弃高位，三次提出解甲归田，回乡务农。

可他也有家要养，也有儿女的前程需要考虑，他这么做他的妻子是何反应？

“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这位自愿回家种地的少将就是甘祖昌，在新中国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坚决当农民的并不多，他就是其中一个。甘祖昌做这个决定，完全是因为他对土地有着独特的情感。

1905年，甘祖昌出生在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一个贫农家中。从小，甘祖昌就见证了农民的艰辛，因此就在心中种下了一颗热爱土地的种子。

由于当时江西革命崛起，甘祖昌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于1926年参加了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心忠诚于革命，南征北战，寻找革命真理。

1934年，甘祖昌参加了长征，抗战爆发后，他又参加了抗战；1941年，甘祖昌随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对土地的情感更加深厚；1949年，甘祖昌被调任第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建设新疆。

纵观甘祖昌的战斗生涯，他像一头努力耕种的黄牛一样，总是默默奉献着。可就在他日夜奋战的时候，魔掌却向他伸了过来。

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米的木桥，由于木桥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掉到了河里，他也身受重伤。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甘祖昌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但即便是满身伤痛，甘祖昌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做得不好。

1955年军队授衔，八一子弟学校不少人觉得自己的级别评低了，闹意见。作为教导处副主任，甘祖昌的妻子龚全珍不得不出面做引导工作，这让她感到非常棘手。

回到家，她将事情情况说给甘祖昌说，还询问甘祖昌是不是也认为自己的级别评低了。没想到甘祖昌却说：“我对我的级别评定有意见，但我已经写信到中央去了。”

龚全珍没想到丈夫也有意见，而且写信给了中央，她有些不高兴，毕竟丈夫平时并不是个在意级别的人。

甘祖昌见她误会了自己，便解释道：“我想来想去，觉得组织给我评得高了，我评营级就可以，可后勤部却给我评了师级。我向中央写信，请求降低自己的评级。”

龚全珍听到丈夫的解释，这才露出了笑容。

可上级首长收到甘祖昌的降级申请后，认为他虽然从事后勤工作，但在战争年代要打胜仗，除了需要冲锋陷阵的将士外，后勤也十分重要。评甘祖昌师级不但没有评高，还评低了。

于是，在1955年5月，中央总政批了四个准军级，甘祖昌就是其中一个。9月27日颁布授衔命令时，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是一份很高的荣誉，是党和国家对甘祖昌的信任。但甘祖昌他觉得自己受之有愧，回到家后对妻子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甘祖昌明白组织的用意，身负组织信任的他决定不负组织的期望，更加努力工作，常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但由于过度疲劳，甘祖昌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脑震荡留下的后遗症也频频复发，经常昏迷不醒达一个小时以上。

鉴于这种情况，组织决定让他到庐山等清静的地方休养。可甘祖昌根本静不下来，他的内心整日被愧疚充斥着，总觉得自己给党添了麻烦。

所以当病情得到好转之后，甘祖昌立即写信上报，请求将自己调回新疆。然而，工作一上手，甘祖昌就忘了自己需要静养的身体，没日没夜地加班干活，刚刚平复下的病情又复发了。

这一次，组织将他送到了军区医院接受治疗。在百无聊赖的住院生活中，甘祖昌根本不能够安心养病，他总是趁着护士不在，悄悄溜出去跟医院的园丁一块儿劳动。

医院的精心治疗似乎对甘祖昌已经不起任何作用，饭后茶余，他的内心总会升起一丝惆怅和烦恼。他总会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和曾经的诺言。

思想的压力让他的病情没有得到好转，反而瘦骨嶙峋，没有生气。

一天，甘祖昌忽然想起长征途中，自己和同乡战友陈春林共同的约定：“革命成功以后，回到家乡，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想到这里，甘祖昌的眼睛里忽然有了光彩，他像一个找到礼物的孩子雀跃起来，走到书桌旁边，拿出纸和笔，写下了一纸“回乡务农申请报告”。

递上报告后，甘祖昌松了一口气，内心的压力似乎少了不少。可组织给他的回答是：考虑到你身患多种疾病，农村医疗条件太差，不予批准！

领导还亲自到医院看望他，说：“组织上要在乌鲁木齐郊区替你盖一栋房子，让你长期休养。”甘祖昌十分感动，但他的决心已定，还是坚决要回农村。

1957年，肖华到新疆检查工作，甘祖昌亲自找到他，当面请求申请回乡务农。肖华经过再三考虑，答应会与党组织商量考虑。

同年8月，甘祖昌终于得偿所愿，被组织上批准回乡。然而甘祖昌做的这一切，从未和家人商量过，就连妻子龚全珍也没有透露过。

一天，龚全珍对甘祖昌说：“我离家十五年了，现在学校放假，我想回山东看看妈妈。”甘祖昌听了说：“好啊，不过是不是将时间推迟一点儿。”

龚全珍不明白，回乡为何还要推迟几天，甘祖昌这才将自己向组织提出回乡种地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个消息一时间让龚全珍无法消化，晚上，她躺在被窝中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与丈夫结婚几十年，她一直知道丈夫是一个不注重功名利禄的人，但没想到丈夫竟然会做到这种地步。

思来想去，龚全珍内心一团乱麻。好不容易熬到深夜，龚全珍趁着丈夫睡着，悄悄来到丈夫书桌前，拿起丈夫的工作笔记看了起来，里面掉出来的东西让龚全珍大吃一惊。

那是丈夫写的三份《回乡务农申请报告》，一连三份，龚全珍深刻地感受到了丈夫回乡的决心。她顿时就释然了，既然丈夫已经做好了决定，那么她没有不支持的道理。

于是第二天，龚全珍找到甘祖昌，对他说：“你回去当赤脚农民，我就去当赤脚老师。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1957年，龚全珍和丈夫放弃了在城市的工作，随丈夫扎根农村，投身农村教育，十年如一日，不求名利、默默奉献，贡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