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被解除指挥权后, 周总理巧解博古心结, 我们都不适合当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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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博古被军委代表们解除了指挥红军的权力，原因是博古指挥战事不利，在一系列战斗中致使红军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博古对此很是自责，一度情绪十分波动。周总理见状和博古展开了一场彻夜谈话，周总理直言：我们俩个都不适合做军事领袖。

留学莫斯科的高材生，博古指挥中央红军

提起博古，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中很有名气。博古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户书香门第中，自幼受到过高等教育，是爱国青年学生团体中的积极分子。

1925年，博古在上海大学学习，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博古学习好，思想觉悟高，因此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员。不久后，接受党组织委派前往苏联进行留学，博古也是我党最早委派出去的留学生。

在苏联期间，博古学习成绩十分出色，备受苏联方面的好评。1930年，留学四年归来的博古回到了中国，有着资深理论经验，且留学过苏联的博古成为了党的核心领导之一。

不过此时的国内形势发生了严峻变化，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共产党人，为了抗击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建立了红军和红色政权。

等到博古到达根据地之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很快就成为了根据地里面说一不二的领导。

不过20多岁的博古还很年轻，尽管他留过学，理论知识极为深厚，但他的实践经历并不是十分丰富，之前也没经历过什么困难考验。在红军处在危难关头之时担任领导，确实有些冒险了。

果然，在领导红军之后，博古就犯了很多错误。首先，面对蒋介石大军压境袭击根据地，博古的战术指挥出了问题，他为了保护根据地，命令红军战士和国民党军队死磕。

而红军战士经过多次反围剿战斗，武器弹药严重损耗，再加上人数上的劣势，根本不可能和国民党装备精良的军队对抗。

像彭德怀等将领明确提出希望可以展开游击战的形式，利用好群众基础，消磨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然后通过运动战将其分割成小部分，予以歼灭。但这个建议被博古和苏联专家否定了。

结果战斗正如预想的那样，尽管红军作战顽强，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部队，但还是寡不敌众，被迫放弃了根据地，红军也付出了重大的减员代价。

湘江战败，彭老总难以认可博古的作战计划

虽然此战红军战败了，但博古依然是红军的主要负责人，继续领导大家，毕竟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都需要历练学习。中央经过开会决定，我们需要突围出去，向西进行长征，需要战略转移，离开现有的根据地。

博古和各位领导人鼓励大家，现在是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需要突围，一鼓作气冲出去。凭借着破釜沉舟的气势和决心，红军各部队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突破了蒋介石的封锁线。

此时，亲自指挥的蒋介石发现了红军的动向，他不明白已经是强弩之末的红军，为何战斗力依然如此强悍，但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蒋介石预判到了红军即将进入湘江，要是让红军过了湘江，一切就来不及了。

于是蒋介石带领十几万人，准备在湘江两岸设下埋伏，等着红军进来一举全歼。

然而，缺乏战斗经验的博古和不了解中国情况的苏联专家李德又犯了严重错误，他们不了解本地的地形地势，只是觉得只要是过江就能甩开国民党的进攻，因此将指挥中心放在了渡江上。

而彭老总等人的意思是要先反攻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将他们打退再找机会渡江。要是按照博古的思路抓紧渡江的话，一旦他们国民党军队追的太紧了，恐怕没等渡江，后方就已经遭到了袭击，而且江对岸也不一定是安全的，万一遇到了伏兵不是被前后夹击，包了饺子？

遗憾的是，苏联专家李德并没有听从彭老总的意思。果然，就像彭老总预料的那样，江对岸埋伏了大量的国民党军，红军在这一战中损失严重，很多将士将性命扔在了滚滚湘江中。

周总理和博古彻夜长谈，做通博古思想工作

看着这些共患难的将士们牺牲了，博古十分悲痛，他也十分不忍心，他没有了以往的精神头，眼神里充满了自责。红军也暂时由毛主席和周总理接管。

毛主席改变了过去的战略，向着敌人兵力最薄弱的贵州进军，就这样，疲惫不堪的我军战士们来到了遵义。到达遵义后，红军的高级将领开了一场著名的遵义会议，大家一致表决，确立了毛主席领导红军。博古至此告别了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结束后，看着闷闷不乐，意志消沉的博古，周总理于心不忍，为了做通博古的思想工作，周总理和博古展开了彻夜长谈。

周总理首先赞扬了博古的理论素养，博古留过学，苏联专家都很信赖他，这是他的优点，但问题就出在博古缺乏实践斗争经验，在国外时间太久，不了解国内形势。

这方面对于苏联专家也是一样，他们也犯了这个错误，并没有将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造成了红军的战败。

听罢周总理的分析，博古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周总理紧接着安慰博古，周总理说，咱们两人很类似，学历高，政治素养好，接受过西方教育，但我们都适合做辅助工作，不适合当挑大梁的领导。

博古思考了一段时间后，也觉得周总理说得对，于是振作起来，改做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主抓谈判和红军对外宣传，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博古还作为我党的高级代表前去和国民党谈判，立下了很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