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劳工被扣为人质的困境，暴露了以色列对海外劳动力的依赖

桑特里·萨利的丈夫10月7日在以色列南部被哈马斯绑架

2024年3月4日，一名在以色列的印度劳工在与哈马斯结盟的真主党从黎巴嫩发动的导弹袭击中丧生，另有几名外来务工人员受伤。

他们并非长达数月战火中首批被卷入的以色列外籍劳工。在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的袭击中，数十名来自泰国、尼泊尔、坦桑尼亚、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及摩尔多瓦等国的农场工人、农业学徒与护理人员遭到杀害或被扣作人质。

大量非以籍工人受到当前战事的冲击，令部分旁观者感到震惊，同时揭示了以色列对临时移民劳工的深度依赖。

然而，作为专注于全球移民劳动力激增现象的研究者，我们清楚劳动力迁移计划如何重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个社会。长期的以巴冲突不仅塑造了以色列外来劳工的历史轨迹，也推动了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劳动力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故事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便开始引进海外劳工。二战后，如美国、法国和西德等高收入国家与较贫困国家签订了劳动力迁移招募协议。这些经济状况较弱的国家（包括墨西哥、西班牙和土耳其等）最初对于失去部分人口持犹豫态度，后来开始将移民视作现代化战略的一环。当时普遍认为，移民能在海外学习现代化的农业或工业技能，并通过汇款回国，促进家乡经济发展。

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开始作为经济发展策略，积极推动劳动力输出。与此同时，接纳国家也开始偏爱灵活的临时劳动力，因为这类劳动力不像定居的移民那样容易引发反移民情绪。

以色列与泰国工人的合作起初是通过1979年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与埃及之间和平协议建立的。美国政府招募了曾在越南战争期间在泰国东北部美军基地工作的泰国工人，协助以色列建设新的空军基地。

正如我们团队中一位研究者的研究所展示，泰国和葡萄牙移工的到来引发了以色列立法者、工会成员和媒体之间关于劳动力市场分裂的公开争议。同时，还有担忧这些外籍工人的存在可能与保证犹太人在国家中占多数的犹太复国主义宗旨相悖。

一名泰国工人在加沙地带附近的田地里劳动。Ilia Yefimovich/图片联盟via Getty Images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以色列政府开始尝试为一类新的工人（既非犹太人也非巴勒斯坦人）制定移民政策，目的是将他们与以色列社会隔离开来。十年后，在一个不同的政治时刻，这些政策理念在以色列一个新的人员类别划分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外籍工人"。

招募人数不断增加

以巴冲突加速了“外籍工人”政策的发展。尽管以色列是基于“avoda ivrit”（希伯来劳动）的理念建立的，但自1967年起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使得大量巴勒斯坦工人被招募，他们因低廉的工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劳动力。

这些巴勒斯坦工人很快占据了以色列整个劳动力市场工人总数的7%，在农业部门的比例为24%，建筑部门则高达60%。非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工人需要每日从西岸和加沙通勤，受到许可证和各种规章的严格控制。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一部分以色列公众开始将这些工人视为安全风险。1993年《奥斯陆协定》旨在创造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隔离”，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减少对非公民巴勒斯坦工人的依赖。

为弥补劳动力缺口，以色列雇主促使政府大规模增加临时工的引进。除泰国外，来自中国、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国的工人也被视为潜在的招聘对象，这些国家允许以色列雇主在其境内进行招聘。到了2003年，移民劳工已占到以色列劳动力总数的10%。

创造边缘工人

像全球许多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以色列的外籍劳工长期以来也面临着严重的剥削问题。

许多劳工的原籍国并未要求以色列通过双边劳动协议来确保其公民权益。通过私人渠道移民的工人往往需要支付数千美元的非法“报名费”，这使他们在开始他们的旅程时就负债累累。

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采取的政策试图将移民边缘化，仅允许他们在特定行业工作，并规定他们在劳动合同结束后必须离境，将他们排除在公共卫生系统之外，并禁止他们在以色列期间结婚或发展恋爱关系。

以色列当局对劳动标准的忽视使得农场工人容易遭受到如工资被扣、居住条件恶劣、在没有适当保护的情况下接触杀虫剂等问题。

在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民间社会的施压下，过去十年以色列开始与移民输出国签订双边协议。这些协议虽然取消了高额的招聘费用，但它们并未能实质性地改善劳动条件。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移民工人的数量仍在缓慢但稳定地增长。到2022年，以色列有7.3万名移民从事护理行业工作，此外还有近5万名移民在建筑和农业部门就职。

一名泰国工人在以色列梅图拉的地下掩体中躲避炸弹。Marcus Yam/LA Times via Getty Images

然而，引进这些移民并未消减对巴勒斯坦劳工的需求。截至2023年10月7日，大约每日有10万名巴勒斯坦工人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过境以色列。

处于风险之中

自10月7日起，以色列官方已中止这些巴勒斯坦人的工作许可，并尝试招募数千新工人至农田和建筑工地以补充劳动力短缺。早于泰国数十年依靠移民汇款的马拉维，尽管国内有批评声音，但仍派出了700名农场工人，并承诺将派出更多，达9000名。

印度长期向以色列派遣护理人员，即使面对国内批评，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在10月7日袭击后，依旧决定向以色列派遣更多工人，包括在3月4日真主党袭击中牺牲的帕特·尼宾·马克斯韦尔（Pat Nibin Maxwell）。

如马克斯韦尔这样的工人现被派往靠近黎巴嫩和加沙边境的地区，在那些容易遭受哈马斯和真主党攻击的农业社区工作，这些社区已因以色列居民撤离而人去楼空。

移民工人在逃离哈马斯袭击现场时腿部中弹

尽管外国政府几乎无法确保其公民在以色列的安全，成千上万的人仍在本国排队寻求合约工作。一旦他们抵达以色列，就会加入那些选择留在以色列的大多数外籍劳工行列，尽管10月7日的袭击及其后续影响仍在持续。

与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寻求经济机遇或生计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他们暂时认为在国外赚取更高工资值得承担巨大的个人风险。正如帕特·尼宾·马克斯韦尔之死所显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帮助以色列维持战时经济运转的同时，仍然暴露在火箭弹攻击的威胁之下。

作者简介：

朱莉·韦斯（Julie M. Weise），一位研究墨美移民和全球移民的历史学家。

沙哈尔·肖汉姆 (Shahar Shoham) 是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全球与区域研究博士生，也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和德国汉斯伯克勒基金会的校友

文章信源：The Conversation（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