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无情，能在天灾中幸存，魏晋南北朝的防灾救灾政策功不可没

魏晋南北朝时天灾之频繁、酷烈，远超秦汉隋唐，加之战乱不息，天灾人祸，朋比为虐，使原本繁荣富庶的黄河流域，几遭灭顶之灾。很多统治者也清醒地认识到，无论灾异因何而发生，是否努力防灾救灾，将决定本朝存亡兴衰。因此，灾异发生前后，历朝统治者多能采取程度不等的防灾救灾措施，并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防灾救灾行政管理机制。这一时期防灾救灾的措施有哪些？防灾救灾行政管理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对后世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一、灾前防灾措施

至迟从周代开始，人们就已认识到：不能等灾害发生后再去赈灾，若灾前有充分准备，可降低灾情危害。基于此，很多人提出防灾预灾的理论。其中比较重要，且基本为后世沿循的，主要有努力耕作、兴修水利、重视仓储等。

魏晋南北朝时，历朝帝王屡颁重农诏书，敦促各地官员重视农作，以备水、旱等灾害。为体现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魏晋南北朝历朝国家礼典中，都沿置周礼中的藉田礼，帝王亲自耕作，目的在于凸显帝王对神灵的虔诚和敬畏，也会使神灵欣慰，赐予帝王福佑，同时也是为民示范，可敦劝农民勤耕。

皇帝亲耕

为贯彻重农劝农政策，历朝多制定严明赏罚、奖励农桑的政策。有的将“敦本（农业）息末（商业）”列为地方官主要工作内容之一，甚至将农耕成绩和官员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即便擅娴游牧的鲜卑拓跋部人，初入中原后，也“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

除了重视农耕，还是兴修水利。“大禹治水”的传说，已充分反映先秦时人对水利工程防灾减灾功能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虽战乱不息，朝代迭频，但历朝统治者都重视水利工程的修浚。这一时期修浚的水利工程数量众多，不胜枚举。尽管后人评价其“少有创新，大多守其成”，但不容否认，它们在发展农业、防灾减灾方面，确曾发挥重要作用。

先秦时人还充分认识到灾前预储粮食的重要性。《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西汉宣帝时，耿寿昌奏建常平仓，若遇灾年，储藏的粮食可赈济灾民。泰始四年（268年），西晋在京师洛阳修建常平仓。永明五年（487年），南齐在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及扬州、南徐州、荆州等地，均建常平仓。北魏也建有常平仓，并专设“和籴大使”、“和籴使”职掌。

张家口市蔚县常平仓

二、灾中减灾措施

灾害爆发时，历朝统治者的救灾措施，主要有祭祀天地诸神、修政、赈济等。

祭祀天地诸神。由于时人普遍相信天灾乃上天对天子品德、施政有阙的警诫，因此，灾害发生后，很多帝王都会举行各种祭祀天地神灵的祭礼，祈求上天宽恕，降临福佑。如天旱时，要举行祭天祈雨的“雩”礼，期间要祭祀社稷、山林川泽、群庙祖先、古来有益于民的公卿良臣。然后大雩，祈上帝。

反思修政。除祭天地诸神外，君臣要诚心反思，修补以往施政之阙。皇帝要深刻反省自责（常见形式是下罪己诏）、减膳、避正殿、素服、撤声乐等。然后命群臣上奏，直言以往施政之阙。还要妥善处理以下七件政事：“一，理冤狱及失职者；二，振鳏寡孤独者；三，省徭轻赋；四，举进贤良；五，黜退贪邪；六，命会男女，恤怨旷；七，撤膳羞，弛乐悬而不作”。此外，临灾大赦或减刑的记载，也屡见文献记载。如此，才能逢凶化吉，“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德，共御补过，则消祸而福至”。

赈济灾民。魏晋南北朝时常见的赈灾方式，有开仓赈济、赈贷、移民、调粮等。赈济主要是朝廷从国家仓储里无偿调拨粮食、布帛等生活用品分给灾民，向灾民施粥、棺、衣、药等。

赈贷是指朝廷将钱物借给灾民。灾后，灾民需将所借钱物归还朝廷。这种借贷基本都是无息借货。

移民，指若某地受灾极其严重，朝廷救济不及，会命灾民“就食”、“就谷”于未受灾的临近丰赡地区。灾民沿途食需，由途经官府供应，他们所移往地区的官府，要做出相应的救助安排。

调粮，是指灾害发生后，若灾区仓粮不敷使用，皇帝会令从异地调拨粮食等救济灾区。为加大救助力度，减轻政府负担，朝廷还会减免沿途关税，鼓励商贾私人贩运救灾物资。

三、灾后恢复重建措施

灾后为了尽快使灾民安居、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历朝多采取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蠲免赋役等救灾措施。

大量民众因灾而流落他乡，不仅备受艰辛欺凌，而且也是极不稳定的力量，稍有不慎，即会酿成民变，动摇国本。因此，历朝统治者多软硬兼施，承诺灾民“各还田宅”、“蠲课五年，停其徭役”，或威胁“违者配徙边镇”，以促使灾民尽快返回家园。

为使灾民生存下去，必须在灾后迅速恢复生产。历朝一般会下诏督促灾区官员向返乡灾民发贷粮种，让灾民及时播种，无误农时。同时，历朝大多会蠲免灾民一定时间内的赋役，以减轻灾民的经济负担，利于灾区经济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救灾行政管理机制

虽有较健全科学的防灾、赈灾理论和措施，但如何有效实施，防止贪污、靡费现象发生，也是历朝统治者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一时期，历朝基本沿用秦汉时确立的管理机制：灾区官员向上级/朝廷报灾——皇帝下诏救灾——灾区官员奉诏救灾。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国家统治机制正常运行时，灾区官员向上级、朝廷的灾情报告大多比较及时准确，隐瞒不报或夸大、降低灾情的情形似不多见。

灾区官员向朝廷禀报灾情后，朝廷通常会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处理：

一是遣使巡行、赈恤灾区。这实际上也有核实灾区灾情、酌定救灾措施的用意。大多数情况下，奉诏巡视灾区的是职掌监察的御史、侍御史。巡视后，他们要将灾情如实禀报朝廷，并按诏书中“许以便宜从事”所赋权力，履行了解灾情、疏决囚徒、处理刑政、纠劾贪官、赈济灾民等职责。

二是皇帝直接诏命灾区官员开仓放粮，颁发物资。晋武帝泰始七年（272年）六月，大雨，伊、洛、河溢，四千余家房屋被毁，三百余人溺毙。武帝就诏令灾区官员“振贷给棺”。

魏晋南北朝时，很多皇帝的救灾诏书中会明确说明：灾区官员接诏后，应迅速组织救灾。若救济不力，要受严惩。但若灾区官员尚未接到赈灾诏书，就擅自开仓赈济，也要依法免官、降级等。东晋时，吴兴太守王蕴鉴于郡荒人饥，屡屡开仓赈济，主簿劝他先申奏朝廷，得到皇帝诏敕后再开仓赈济，但王蕴认为这不符合急救准则，“若表上须报，何以救将死之命”，就是说等着朝廷旨意再救灾，很多灾民等不及都死了，所以他断然开仓赈济。尽管灾民“赖蕴全者十七八”，但他还是因违制而被免官。

魏晋南北朝防灾赈灾理论、措施，大多是对先秦秦汉的继承，少有新意，既无系统健全的救灾体制和相应法律规定，也没有专门的救灾组织管理机构，很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或推诿扯皮等现象。赈灾效果几乎完全取决于灾区官员的施政素质、道德感、使命感的高低，当时战乱不息，政权频迭，往往很难举全国之力赈灾，而且高度集权式的救灾体制虽然便于国家宏观调控，但是需层层申奏批复，难免会延误救灾黄金时效性，影响赈灾效果。

纵使如此，魏晋南北朝时很多统治者基于稳固自己统治的考虑，能积极防灾赈灾，逐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其中一些有益的思想、措施，对后世乃至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魏晋南北朝时许多民众得以从频酷天灾中幸存下来，与历朝积极防灾赈灾无疑具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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