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一批出色的谋士,在众多谋士中张良、诸葛亮、刘基一向被人并称为“三大军师”。
作为古代军师的典范,张良显得尤为特殊。
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从反秦复韩浪迹天涯,隐居下邳,与黄石公奇遇,偶得黄石兵书,到辅佐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再到功成身退隐居山林,他的足迹穿行在皇宫市井和山林之间,凭三寸舌被尊为帝王师、封万户、位列侯,从一介布衣甚至秦国通缉追杀的要犯到位及人臣之首、布衣之极。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张良,究竟有多厉害。
运筹帷幄,能谋善谏
张良的远见卓识和谋略历来为人称道。
在汉高祖刘邦争夺霸业的过程中,他以过人的智谋,屡出妙计,力挽狂澜,使刘邦多次从困苦危难中解脱出来,先是攻下宛地,西入武关,又用计谋趁秦军不备懈怠之际大败秦军,进入咸阳,使秦王子婴降沛公。
而后在极具戏剧性变化的鸿门宴上,使沛公安然脱险。
火烧栈道,示天下无还心,成功化解项羽对刘邦的戒备之心。
在楚汉之争的尾声,张良又显示了他远大的战略眼光。
楚汉相持久战,项王兵罢食绝,于是与汉王相约,中分天下,以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以东为楚,既而项王解兵东归。
此时,汉王也想如约西归。
张良、陈平进谏道:“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背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
汉王从其计,为最终灭楚打下基础。
正如刘邦所言:“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作为帝王身边的谋士,张良可谓足智多谋、深谋远虑。
但作为谋士之典范,仅仅凭借超群的智慧是远远不够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实际工作中因为领导者个人的性格等原因,谋士在为君王出谋划策时必须讲究一些策略。
与现代的秘书工作一样,善于给领导人或上司提意见是一位优秀秘书不可或缺的素质,而张良作为“谋圣”自然有他自己独特的劝谏智慧。如沛公进入秦宫后,宫室、帐幕、良马、珍宝、美女不计其数,于是想留居秦宫,樊哙劝谏沛公,不为接受。
这时张良劝道:“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张良用秦国之所以灭亡的例子暗示沛公留居秦宫的危害,引导沛公从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相较于樊哙的直接,张良更懂得对症下药,历陈利害关系,故能达到劝谏目的。
及时提醒甚至劝阻领导或上级,使其少犯或者不犯错误是秘书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在提建议时,一定要讲究方式与技巧,不能一味地强调动机正确,要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否则犯言直谏有时不仅不能使领导或上级接受,反而可能事与愿违、招致祸端。
审时度势,通达知变
秦朝末年,各地纷纷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各路反秦浪潮的推动下,张良“聚少年百余人”也投身反秦斗争,没有投靠声名、势力强大的景驹、项梁,而投奔了势力相对较弱的刘邦,出奇计、献良策,在推翻秦二世统治,进而消灭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屡建功勋。
《史记》中曾记载“刘邦慢而侮人,轻士善骂”,这样一个没有修养、道德不怎么高尚的无赖之徒,张良缘何选择归顺于他,恐怕除了《史记》中所记载的“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的殆为天授、士为知己者死的惺惺相惜之感外,更多的应源于张良对天下大势以及刘邦过人之处的了然与判断的理性选择。
如果说此时张良的人生择向还有一丝的机缘巧合或神秘宿命,那么西汉之初立太子一事则充分显示了张良的审时度势与通达知变。
汉初,刘氏和吕氏两大利益集团初步形成时期围绕着更换太子产生了分歧。
汉高祖刘邦意“欲废太子,立戚夫子赵王如意。大臣多争,未能坚决也”。
吕后令张良为其谋划,张良深知汉朝刚刚建立既需社稷朝纲的稳定,不能违背刘邦意愿,也不能不答应吕后的请求,就为吕后出计,令太子刘盈亲自请秦时的‘四皓’出山。
这样既不得罪吕后又避免了直接出面违刘邦意愿,可谓一举两得。
同时他意识到刘邦吕后为了剪除异己连连诛杀彭越、韩信、英布等大臣,王室内部日益激烈的明争暗斗必定将验证“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后果,于是毅然决定归隐。
与谋士的地位境遇类似,秘书岗位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这就要求秘书人员具备察言观色、灵活知变的能力,不仅要洞悉领导者的各种言外之意,更应懂得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维护领导权威,同时保全自己。
不忘国事,淡泊名利
虽然位列布衣之极,封万户,但张良绝非趋名赴利、贪图享乐之辈。
张良早在年少之时,秦灭韩,因祖辈五世相韩故,“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毁家纾难,满腔热血,誓报灭国之仇,以重金收买刺客,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的博浪沙椎刺秦王的悲壮史剧;即使后来跟随沛公到达薛地,仍不忘向项梁举荐横阳君韩成,将其立为韩王。
与陈平“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的反复无常、无忠心可言不同,张良时刻不忘关心故国忧思,对故国的念旧之情溢于言表。
此外,张良之所以为世人称道还因为他对名利的淡泊,如汉元年,沛公为汉王,赐梁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
后来至汉六年时,刘邦称帝,大封功臣,群臣因分封不公,“日夜争功不休”。
张良虽在推翻秦国政权及楚汉之争中不像陈平立有赫赫战功,但刘邦认为“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其功甚大,故封他“自择齐三万户”,而张良却放弃三万户,自愿封在留地。
“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
对早已阅遍天下,熟谙鸟尽弓藏历史规律的张良来说,与其如韩信之辈因功高震主遭帝王猜疑,不如远离朝野功成身退。
张良关心国事、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在现代社会仍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如在秘书日常工作中,因身份特殊秘书常常被赋予某种隐性权力,这就要求秘书坚守原则、淡泊名利,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事务与利益纷争中洁身自好,成为一名合格的秘书。
忍常人所不能忍,行常人所不能行
古人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忍”字历来被中国无数志士仁人奉为人生座右铭,不论是古代的英雄豪杰还是现代的模范人物,他们大都奉行“忍常人之不能忍,才能行常人之未能行”的人生理念。
凡胸怀大谋者,必具“小忍”之美德,“小忍”是“大谋”实现的人格保证。
正如苏轼在《留侯论》中所指:“张良辅佐刘邦灭秦楚、兴汉室,只‘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
张良亡匿下邳时,偶遇黄石公,圮桥纳履,三次将鞋子扔至桥下,后又三次相会桥上,考验他能否以“忍”做事、以“信”做人,故而将《太公兵法》传给张良,为他日后实现其人生价值奠定了基础。
秘书工作也是如此,不仅需要掌握工作技巧和具备超强的应变能力,在淡泊名利之外还应有以“忍”做事、以“信”做人的个人素养。
秘书工作头绪繁多、事务忙乱,鉴于本身并无实权的尴尬地位,常常招致来自各方面的非议、责难、埋怨甚至诬陷。
这就要求秘书有承受怨气的心理准备,拓宽自己的心理容量,不为怨言所左右。
在生活中,“忍”并非是无能,而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结语
概言之,张良作为谋臣的典范,在为刘邦出谋划策、谋取霸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所具备的超于常人的远见卓识、能谋善谏、审时度势、通达知变以及淡泊名利的独特个人魅力及人格涵养,为现代社会的秘书从业人员提供了良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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