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时任朝鲜首相的金日成,不得不向毛主席求援:“亲爱的毛主席,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国给予我们特别援助。”
在讨论是否出兵时,大多数将领都认为,中国刚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百废待兴,实在跟美国佬消耗不起。
最终,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不能眼看着美国侵略者对其肆行践踏而置之不理”,这才有了抗美援朝,有了今日之朝鲜。
战争结束后,中国志愿军没有像美军那样常驻朝鲜半岛,而是在1958年全部撤回国内。
可以说,中国对朝鲜这个朋友是仁至义尽。
中朝之间理应是友好邻邦,不过自中苏交恶,尤其是1965年以后,朝鲜与中国关系迅速恶化。
1969年,朝鲜人民军甚至开到了鸭绿江边,与中国军队隔江对峙,摆出一副随时渡江的架势。
朝鲜一旦动手,北面的苏联和南边的越南,乃至西南的印度,都可能对中国用兵。
形势如此危急,而毛主席只用了一招就巧妙的化解了危机。
苏联知会美国:将对中国发起核打击
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里,中苏关系急转直下。
主要原因是,苏联想把中国当成它的“加盟共和国”,要求中国对其言听计从,甚至出让部分主权。
虽然苏联对中国提供了不少帮助,中国也将其视作“老大哥”,而且时值冷战,美国还带头对中国发起封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遵从苏联的意愿,甘当其“附庸”。
外号“勋宗”的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积极拉拢东欧和中国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孤立中国,朝鲜正是其中之一。
当时,苏联的国力要比中国强盛,能给朝鲜提供的援助,自然要多于中国。
因此,朝鲜跟苏联的关系相对要近一些。
除了外交包围,勃列日涅夫还不断制造边境摩擦。
在1967到1969年间,苏联红军在乌苏里江巡航时,经常找借口跟中国军队发生冲突。
他们肆意撞击中国渔船,强行登上中国岛屿,不断袭击中国边防队员。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崔可夫,都纷纷提出“一劳永逸的消除中国威胁”。
他们计划,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境内的军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此时,苏联已经不再把美国视作最大的威胁。
为了不让美国干预,苏联不但把计划通报给了白宫,甚至还想联合美军一起,对核武器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实施核打击。
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将苏联的意图广而告之,并在《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文章中写道:“据可靠消息,苏联计划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百万吨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湖泊核试验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美国的外交备忘录中写道:“在中苏冲突中美国采取中立的立场,无异于偏袒苏联;若中苏冲突时间长度和规模有限,冲突或有助于早日结束越南战争,或可解决中国核武问题;如果为了维持亚洲区域权利的平衡而偏袒中国,则必须采取直接实质性的行动,否则既与苏联长期结怨,也被中国看成是苏联的帮凶。”
兄弟反目,人民军进逼中朝边境
从1965年开始,中朝关系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断恶化。
当年10月,中朝两国先后召回了在彼此国内的大使。
到了1969年,中国驻朝使馆和朝鲜驻华使馆,都只剩下寥寥数人。
1967到1969 年期间,中朝双方人员在作为界河的黑龙江和图们江上不断发生冲突。
朝鲜经常拦截中国渔船、运输船,扣押船员,撞坏船只,拖走渔具,强行检查中国人员。
金日成还奉苏联之命,在鸭绿江、图门江流域陈列重兵。
似乎只等勃列日涅夫一声令下,朝鲜人民军就要强行渡江,与中国开战。
若干年后,金日成在与昂纳克的谈话中也证实:人民军与解放军确实曾隔江对峙。
苏联、越南和一些东欧国家外交使团,甚至传出消息:“中朝军队,在边境上已经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在民主德国驻朝使馆《备忘录》的记载中,金日成是如此对勃列日涅夫形容中朝关系的:“朝鲜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处于‘停滞状态’,两党之间互不联系,政府之间也没有交往,贸易关系虽未中断,但只是维持在最低水平。”
可以说,中朝关系已经到了冰点。
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中国非常不利,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它能左右朝鲜,就能控制其它社会主义国家。
就连印度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也因为与中国有领土纠纷,而与苏联加紧了联系。
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中国关系一直不好,虽然1969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所缓解,但远没有到破冰的地步。
一旦朝鲜受苏联唆使出兵中国,解放军反击后,苏联必然会带着盟友向中国施压,而美国也有可能落井下石,火上浇油。
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毛主席只用了一招,就巧妙地化解了危局。
背信弃义?朝鲜真想跟中国交战?
虽然中朝关系已经跌至谷底,但中国知道朝鲜最忌惮什么:美帝国主义。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一直没有撤军,而是屯驻在了韩国。
金日成曾说:“面对 100 多万敌军,朝鲜不想中断与中国的盟友关系,否则就会腹背受敌。”
金日成的担心,不无道理。
朝鲜若与中国开战,南边的韩国,很有可能趁机北上,届时,朝鲜将陷入两面作战的险境。
在中朝关系冰冻期间,中国非但没有激怒朝鲜,反而一直在各种国际场合声明:如果形势需要,中国将会与朝鲜再次携手,反对美帝国主义。
所以,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明白,人民军屯驻边境,不过是做给苏联看的。
朝鲜需要苏联的援助,更担心苏联会将其孤立。
作为一个在夹缝中求生的小国,既然无法完全保持中立,就只能在选边站队以后保持克制。
毛主席当然不希望中朝关系继续恶化,所以1969年5月1日,在天安门会见各国使节时,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
朝鲜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善意,所以对苏联的命令阳奉阴违。
因此,朝鲜并未派出代表,出席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会议,这样做的,还有越南。
勃列日涅夫不满的说:“朝鲜和越南两党,这是担心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9月3日,在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上,中国代表与朝鲜代表崔庸健进行了短暂会谈。
崔庸健回朝鲜时,特地去北京拜访了周总理。
崔庸健提出:结束朝中边境地区的冲突、改善朝中两国边境局势的必要性、恢复双方接触、互派代表团和大使。
周总理对这些建议,表示欢迎。
1969 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庆典。苏联不但不派代表出席,还阻挠其它国家。
令它没想到的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却现身天安门城楼。
毛主席亲切的接见了崔庸健,并表示:“中朝应当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崔庸健感慨道:“中朝历史上并肩战斗,都是把鲜血流在一起的”。
谈到现实问题,毛主席说:“美国和日本靠得很近,他们不是单纯为了打你们,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将来,中朝携手反美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挽着崔庸健的手走向观礼台。
崔庸健访华,是中朝关系回暖的重要标志。
法国报纸称:“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似乎已有所改善,而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崔庸健的北京之行。”
紧接着,朝鲜对苏联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1969 年 12 月,朴成哲在苏联访问期间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只要美国人还在南朝鲜,继续进行挑衅,无论我们表现得多么克制,这一目的都不可能达到!”
1970年6月24日,周总理率队访问朝鲜,标志着中国、朝鲜正式回归友好。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哪有勺子不碰锅沿,两口人过日子,都难免吵架拌嘴,更何况是两个国家。
中国与朝鲜是唇亡齿寒的邻国,彼此理应保持亲密关系。
对于友好国家,特殊时期的特殊决定,也应该互相谅解,因为只有包容,才能走得长远。
参考文献:
沈志华.破镜重圆:1965—1969年的中朝关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04):1-1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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