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左翼如何看待阿列克谢·纳瓦利内？

俄罗斯左翼对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的政治遗产持何种态度？他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化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的最终政治遗产可能是什么？以下是三位来自俄罗斯的左翼人士的发言。

格鲁莎·吉拉耶娃

在2020年夏天，我们经历了阿列克谢·纳瓦利内死亡的预演。那时，俄罗斯安全部门首次试图暗杀这位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但这次尝试执行得很笨拙。他被关押在鄂木斯克的一家医院两天，期间他的家人和同事努力确保他能接受到独立于俄罗斯国家医疗体系的治疗。当纳瓦利内还活着的消息传来，且他在德国接受的治疗和康复取得了成功，俄罗斯的反对派们松了一口气。仿佛他已经起死回生，他自己的调查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亲手揭露了幕后凶手。这一期待很快成为现实。

"我给凶手打了电话。他承认了"，这成为了YouTube上的一个传奇视频，实时记录了纳瓦利内与一名联邦安全局的投毒者对话的过程。面对这一切，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一贯的策略：推出相互矛盾的说法并否认所有指控。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声称这项调查是伪造的，而当权者本人则称之为"美国情报机构的资料合法化"。这实际上等于当权者承认了调查的真实性，他所质疑的只是其来源。他还不祥地补充说："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做到底"。

当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在2021年1月17日返回俄罗斯时，当权者的惊讶和愤怒程度我们现在才能理解。显然，这个懦弱的"老板"不仅想要杀死他的主要对手，还想要折磨他。阿列克谢返回俄罗斯的代价是：三年的监禁、300天的审前拘留、无休止的审判和捏造的案件、至少30年的监禁、无法抚养孩子和陪伴妻子，以及他的同伙和所有参与为他辩护的律师遭到刑事起诉。在2021年2月16日，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在不明原因下丧生。这种残酷无情的报复出于何种原因呢？

纳瓦利内改变了我们同胞对政治的看法。他为了国家的未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回到俄罗斯，承担了所有那些相信俄罗斯及后苏联地区能够实现变革、公正、民主和和平的可能性的人的责任。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政治领域中真诚和无私的存在。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承诺仍在我们心中："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阿列克谢·纳瓦利内没有为俄罗斯反对派留下明确的战略、政治理论和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具体指南。他未指定任何继任者，也未留下可利用的遗产。但阿列克谢确实留给我们一份极其珍贵且脆弱的礼物。还记得纳瓦利内给康斯坦丁·库德里亚夫采夫打电话时，我们是如何大笑的吗？还有我们互相分享的关于"aquadisco"的搞笑备忘录和歌曲，以及黄色橡皮鸭、"别叫他迪蒙"运动鞋、金色马桶刷等，这些都成了我们的共同记忆，是我们集体欢笑的象征。纳瓦利内教会了我们如何团结一致，一同笑对困难，他赋予了我们团结的力量。只有在这种团结中，只有在彼此倾听和互相支持的过程中，纳瓦利内的精神才能永存。

纳瓦利内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但他从不利用这种力量来巩固个人权力。他曾说，如果赢得总统选举，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总统职位。我们必须认识到，克里姆林宫也明白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在纪念活动上有人破坏鲜花，并逮捕那些私下向纳瓦利内告别的人——因为纳瓦利内的事业远超过他个人或他的组织。这正是他的事业对当权者构成巨大威胁的原因，它是所有希望改变家国的人的事业。

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女性在纳瓦利内团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不是偶然的：Lyubov Sobol、Kira Yarmysh、Maria Pevchikh（已被宣布为外国特工并被通缉）、Lilia Chanysheva（被判入狱7.5年）、Ksenia Fadeeva（被判入狱9年）。纳瓦利内的妻子尤利娅一直是克制、尊严和勇气的典范，在最困难的时刻展现了团结的力量。在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后，尤利娅·纳瓦利内宣布将继续斗争，为了"夺回我们的国家"。纳瓦利内周围的环境使女性在俄罗斯的政治和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得以提升，不再仅限于维护"传统家庭价值观"。女性不仅是同事、忠诚的战友和组织者，而且成为了为和平和不同未来的可能性而战斗的先锋。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当权者将女权主义视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加强对女性身体的控制的背景下。

尽管纳瓦利内经常受到女权主义者和左翼的批评，但正是他的活动让这种批评成为可能，进而促进了自我批评。纳瓦利内在其政治活动历史中多次改变策略和战略，展现了适应性和灵活性，而不是固执己见。他教会我们如何发明和使用政治技术，这些技术不是用来操纵群众，而是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共同斗争的一部分，并采取团结的行动。

今天，当我们悼念他的逝世时，我们不仅悼念一位领导人，更悼念一位让我们对自己和未来充满信心的人。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会有许多人来继续他的事业。

基里尔·梅德韦杰夫

十多年前，纳瓦利内成功地将俄罗斯反对派政治融入了全球相关背景中，打破了之前仅限于反苏自由派和亲苏强硬派之间狭隘冲突的局面。35年的新自由主义治理结束了政治中的大思想斗争，优先考虑市场和治理技术，形成了封闭的统治阶层，削弱了民主进程。这既导致了人们对政治的幻灭，也加剧了对当权者的不满。

在俄罗斯，这一全球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且带有后苏联时代的特殊性。进入2010年代初，国家处于腐败威权集团的统治下，该集团继续市场改革的同时加强了国家控制，进一步巩固了对权力的掌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部分公民对政治不感兴趣。非政治化与90年代的沮丧记忆相关，也与人们害怕失去90年代以来取得的进步相关，政府有意加深了这种非政治化态度。

尽管如此，不满情绪在社会各层面上仍在增长。2011至2012年的抗议活动成为自90年代初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抗议，这些抗议将纳瓦利内推到了反对派的前线，并帮助他在俄罗斯本土推广了民粹主义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动员社会中愿意从非政治的被动状态或无意识地参与选举仪式转向合作实践的人群，无论个人的观点和价值观如何，关键在于是否愿意将腐败分子赶下台，将国家从领主的领地转变为人们体面生活的地方，并为此付出行动，无论是加入集体行动、参与竞选活动还是捐款捐物。

纳瓦利内主张政治必须具有竞争性并且必须精通技术，他和他的团队通过建立全国范围的竞选办公室网络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和竞争。与阿桑奇一样，他巧妙地使用互联网公开了强大企业和情报部门的内幕。在试图在当权者的基本盘中建立一个新的积极多数派的同时，他也进入了左翼领域：通过调查，他让对富人的厌恶成为反对派主流的一部分，呼吁增加对医疗和教育的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并寻求建立工会。一部分俄罗斯左翼极度反感他，为了精神胜利，将他贴上过时的自由主义者、西方或克里姆林宫代理人的标签。而另一部分左翼则不仅感谢纳瓦利内的政治觉醒，也感谢纳瓦利内的活动家们在实践中的不断改进，通过与他们的合作和竞争而成长。

纳瓦利内以其迷人的开放性和成功中产阶级的自信，激怒了对手，但同时也克服了反对派默默无闻的形象，接触到了之前无法触及的受众。

纳瓦利内成为了各种统一思想的化身。是否有必要消除不同世代之间的隔阂，还是将执政党和反对党中的自由派整合成一个有力的拳头才是主要任务？当前的答案似乎是：为了道义上和制度上克服20世纪90年代遗留的对民主和去政治化的仇视，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团结社会中的积极分子，切断与体制合作的自由派的所有联系，纳瓦利内在他最后一篇文章中实现了这一点。

"我疯狂地憎恨那些背叛、饮鸩止渴、浪费我国九十年代初历史机会的人。我憎恨叶利钦、塔尼娅和瓦利亚、丘拜斯以及其他腐败的家族，是他们让他上台。我憎恨那些被我们称为改革者的骗子......我憎恨那些制定了最愚蠢的专制宪法的人，他们把这部宪法当成民主宪法卖给了我们这些傻瓜，甚至还赋予了总统完全的君主权力"。这无疑是纳瓦利内政治遗嘱的核心原则。

曾经，按照他自己的话，他决定成为他长期期待的那种政治家。他要"参与庭院会议，发表演讲，进行调查，在互联网上发起有趣的项目"。他必须走得更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政治斗争需要无私、勇气和随时准备牺牲的精神。这种独特的信念令当局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更习惯于社会中的犬儒主义、阴谋论和相对主义。纳瓦利内从未是一个边缘人物，恰恰相反，按照资产阶级的标准，他是一个完全成功的公共政治人物，坚持自己的政治赌注到最后一刻。这让他在"正义与中立的最后决战"中的一击显得尤为有力。

如果纳瓦利内一开始就能发表一些比2000年代末的LiveJournal、仇恨言论和"俄罗斯游行"中的有毒言论更加体面的言论，那么所有人可能都会感到更加舒服。但在极地之狼的谋杀案为他的传记画上句号之后，纳瓦利内是否能以其他方式成为纳瓦利内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遗憾的是，他做不到这一点了。现在，就看那些曾被他激发希望的人们，如何在禁闭室里忍受寒冷和毒药的折磨，将这种希望发扬光大，并尽可能赋予它政治意义了。

玛丽娜·西玛科娃

俄罗斯左翼对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的形象没有达成共识。一些人同情他，认为他是一名不知疲倦的斗士，随着当权者的态度愈发强硬，他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另一些人对纳瓦利内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代表了2000年代石油资源丰富时期涌现的律师中产阶级。他有力且严厉的言辞、表演性的男子气概，以及自由派反对党（在俄罗斯，这通常倾向于自由派右翼）的认可和支持，这些都加强了左翼对他的某些怀疑。

但2010年代末阿列克谢及其伙伴组织的反腐败抗议活动，却将他的追随者、同行者以及那些怀疑他的人团结起来。在今天俄乌战争的背景下，可以回想当权者是如何警告纳瓦利内的抗议活动可能将俄罗斯引向乌克兰的局面，引发类似欧罗马丹的事件，并可能导致政变的。当权者的言论恰恰证实了那些参与纳瓦利内反腐抗议活动的人们是正确的。

纳瓦利内对左翼运动的贡献不仅限于他的抗议活动。如果左翼的历史任务是将社会问题政治化，那么纳瓦利内如何实现这一点就显得格外重要。他并非左翼政治家，也没有采纳任何左派的思想，无论是从过去的教训还是现在的辩论中。他的政治取向被定义为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基于对自由和繁荣的俄罗斯的强烈愿望。经历了多年政治领导人的压迫后，俄罗斯终将崛起。

在90年代，俄罗斯被前官员和未来的寡头撕裂，随后又被当权者的官僚洗劫一空，并在总统本人夺取所有权力部门时受到羞辱。纳瓦利内始终反对政治机构、民间机构和俄罗斯人民持续遭受的系统性羞辱。当权者既不信任政治进程，也不信任社会自治，而纳瓦利内则对这两者都抱有信念。

在当今社会，"人民"似乎成了一个过时的政治概念。但纳瓦利内坚持使用这一词汇。也许作为一名律师，他选择这个词是因为根据俄罗斯宪法，国家的主权和权力唯一来源于俄罗斯的多民族人民。或者作为一位民主人士和民粹主义者，他偏爱这个词汇，因为它符合他的大众政治——他的政治包含了最多样化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实际上，纳瓦利内总是以其直率的民主主义而受到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主义不应理解为政治弹性或依赖于对所有问题达成广泛共识，而是纳瓦利内向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发出的呼吁。他总是直接与大众沟通。

讽刺的是，这位政治家正是当下俄罗斯当权者的大众文化产物，他试图摧毁这种文化的政治堡垒。在这一过程中，他指出了这种文化的疾病：对他人的不信任、对私人空间的培育、害怕离开舒适区、失去安稳的工作、将激进主义视为无意义的社会负担，以及将政治视为肮脏游戏的看法。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俄罗斯人的广泛去政治化。

纳瓦利内不仅担任调查记者和政治家的角色，他还以媒体管理者的身份展开工作，这一点绝非偶然。他依赖于快速传播和大众化的信息渠道，通过这些渠道来反驳当权者的官员并呼吁人们进行抗议。这种媒体策略在政治动员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了2010年代末，很多加入纳瓦利内团队及其支持者的人并没有政治或行动主义的经验。在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权背景下，人们对政治的冷漠越来越深，纳瓦利内的策略因此获得了成功。

纳瓦利内的民主主义体现了一种反精英主义的立场。这一点非常值得强调。在那位大人长期掌权的岁月里，俄罗斯社会的不同群体普遍存在一种精英主义情绪，这些群体包括寡头和新贵、上流社会人士、八卦专栏作家、中高层管理人员、为国家及其机构工作的体制内自由主义者、反对派媒体的非体制内自由主义者、世袭知识分子等。尽管这些群体各自对精英及其特征有不同的理解，但追求成为精英的愿望始终如一。纳瓦利内并不认同这种精英主义态度。他嘲笑那些精英主义和波希米亚式的休闲活动，包括炫耀性消费、上流社会的聚会以及越轨的享乐。

纳瓦利内的反精英主义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风格上，还贯穿于他的腐败调查工作中。在保守政权转型期间，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视超越了传统价值观的讨论，显得尤为重要。纳瓦利内和反腐败基金会的调查不断揭露俄罗斯官员及当权者核心团队的腐败，展示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观点：俄罗斯当局的财富实际上是通过盗窃获得的。这种盗窃的规模巨大，揭示了社会不公的深度。高层通过盗窃夺走了足够让所有人过上体面生活的资源，实际上是从俄罗斯公民那里偷走了整个国家。在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背景下，纳瓦利内在2018年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个关键点：建立一个特别机制，重新分配1990年代不公正私有化过程中的利益。

在抗议集会和反腐败抗议活动中，纳瓦利内高喊的“这里的力量是谁？”得到了人群的回应：“我们才是这里的力量！”这一口号成为了抗议活动中的共同呼声。从2011-2012年的抗议活动开始，这一口号一直是参与者的口头禅，反对当局者暴行、政治迫害和镇压的行动中频繁出现，而这些迫害和镇压最终对纳瓦利内本人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我们是这里的力量！"这不仅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它也是纳瓦利内的工作对俄罗斯社会产生政治影响的标志性说明。与后苏联时期对任何形式的集体自我认识的过敏症相反，纳瓦利内成功地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成功地让在政治上受挫但又极度分裂的俄罗斯人找到了他们失落的对象——政治上的"我们"。他还提醒人们，权力可以被夺取或构成，但不能被赋予。2022年2月24日，一场罪恶的战争，将两国人民置于死亡的危险之中，摧毁了数十万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从而夺走了这个"我们"。争夺"我们"的激烈斗争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而纳瓦利内之死则是这场斗争中的悲剧之一。可以说，俄罗斯左翼的任务就是夺回被窃取的东西，将"我们"从这个残暴的政权手中夺走，让它起死回生。

文章信源：После（之后）
信源简介：После是一家俄罗斯左翼媒体，致力于深入探寻问题的本质。作为一群理念相同的人士，После对当前引发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给平民带来巨大苦难和生命损失的战争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这场战争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了对自由的压制和审查制度的加剧。После坚信，他们无法忽视这场战争与国内深刻的社会不平等、大众劳动权益的缺失之间的关联。其目标是探究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并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После对合作持开放态度，诚邀研究人员、记者、活动家和亲历者，以及所有致力于理解当下和构建未来愿景的人士，共同参与对话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