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至三国时期的收藏面貌

西汉建立后，秦文化成为其文化结构的关键部分，尤其在秦人后裔的墓葬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汉朝皇帝所属的楚文化同样构成了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11月，西安北郊汉墓出土的仿铜陶礼器，其外观装饰华丽、色彩浓重，彩绘了云气和三角形图案。在长安汉墓中发现的釉陶壶肩部和釉陶奁腹部，装饰有山川、动物和云气等图案，这些元素与秦文化风格迥异，反映了楚文化的影响。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些随葬品上的纹饰灵感来源于楚文化中的漆木器装饰纹。

由此可见，汉初器物的造型与纹饰融合了楚文化、演变后的秦文化以及其他五国文化，从而塑造出了大汉的器物文化特色。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无疑对先前的秦朝以及五国的文化艺术品收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制约。

西汉时期，新兴的文化促使当代艺术品和实用品成为主流。然而，汉代墓葬出土的器物中，不乏前朝遗物，这证实了西汉时期收藏活动的实物证据。

例如，2012年3月宝鸡市渭滨区石嘴头村出土的175件文物，这一批文物分别来自周代青铜器和汉代两个朝代，时间上竟然相差了近千年。据考古人员推断，这很可能是一位汉代古董收藏家的墓，他的藏品和随葬品一起跟他下葬，这种情况在其他汉墓中也有过发现。另外，据考古人员推断，这也可能是一个窖藏，收藏着古代人的藏品。

再如，2015年12月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包含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青铜古器。这两座西汉墓葬中存在的古器对研究汉代的文物收藏历史面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西汉时期，为了适应集权制，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主张。根据这一主张，皇家学府将儒家传授的五经作为统一的教材。

儒家地位的独尊，对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士人阶层。其中，儒家对玉器的推崇尤为显著，影响了玉器的流行与发展。儒家经典《诗经》中的句子“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反映了这一观念，而孔子更是将玉的美德与君子的品德相提并论，提出了“玉德”概念，认为玉具备类似于君子的十一美德。

历代文献中关于“玉德”的论述不尽相同，但普遍认可的观念包括十一德、九德、五德等不同的说法。

西汉时期，礼仪玉、装饰玉和陪葬玉等玉器尤为盛行，这反映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玉器发展的影响。古玉收藏在这一时期极为普遍，对玉器的珍视程度可见一斑，从帝王到诸侯王，再到权贵士大夫，尊玉和藏玉成为了一种时尚。

据《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闻，其山多玉石”。新疆和田玉，因其卓越的玉质，被大量开采，为西汉玉器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青铜器、漆器和陶瓷也是当时权贵们日常使用或用于陪葬的重要物品。

汉代帝王不仅注重器物收藏，更重视档案典籍的整理与保存。为此，在宫廷内外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如石渠阁、兰台阁、东观阁等，用于存放档案典籍。西汉时期，还建立了麒麟阁和天禄阁；东汉时期，则有石室、宣明、鸿都等机构，它们因保管皇家档案典籍而声名远播。这些机构既是汉王朝的档案库，也是皇家藏书之地，同时还是学者校勘经籍、进行著述的重要场所。

汉代建立“天禄阁”“石渠阁”和“兰台阁”，这三个机构实际上是皇家的三大图书馆和文物馆。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建立了“秘阁”，专注于搜集全国的珍贵书法和绘画作品。历代朝廷沿袭此制，设立专门机构求购书画。

汉献帝时期，成立了“黄门画室”，专门为朝廷大臣绘制肖像，同时聚集了众多画师和书法家，不仅创作新作，还研究前人作品，并对宫廷用器进行设计和装饰。

随着时间推移至后汉，书法艺术受到社会的重视。士大夫阶层开始热衷于收集名家之作，将名家手迹视为珍贵的收藏品，用于欣赏和研习。

东汉时期，甘肃酒泉人张芝，被后世尊称为“草圣”。尽管他的父亲张奂是一位名将，但张芝无心入朝为官，而是专注于书法研究。他的草书造诣深厚，对后世影响深远，培养出了王羲之、张旭等书法名家。

史书记载，东汉的张衡、蔡邕等人在科技发明上有着显著成就，同时在绘画艺术方面也技艺高超。作为朝廷重臣，他们拥有收藏艺术品的物质基础。由于绘画创作需要模仿和学习前人作品，因此，他们参与收藏活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东汉末年，因董卓之乱所暴露出的东汉宫廷收藏品也是相当丰富。汉献帝被迫西迁期间，混乱中，士兵使用绘有图案的缘帛作为行囊和帐幕。在迁移过程中，尽管宫廷收藏的许多缣帛书画遭到破坏，仍有七十余车随行。然而，因暴雨导致路基损毁，行进困难时，遗弃了所有剩余物品。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空前的损失。

对于西汉以来的皇家收藏和刚刚兴起的中国绘画艺术，无疑是灭顶之灾。随后，诸侯割据和军阀混战使得社会秩序混乱。尽管战乱使民众生活困苦，但士族和王室贵族的收藏活动并未因此停止，他们通过绘画和书法来缓解情绪。

在群雄割据时期，部分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将目光投向了古代墓葬的盗掘。据记载，曹操曾指使士兵公开盗掘。三国蜀汉人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文》中写道：“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慕突，无骸不露。”这一行为在历史著作《魏氏春秋》、《三国志·魏书》中都有引述。

尽管后世对于曹操是否盗墓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东汉群雄争霸、资源大量消耗的情况下，依靠盗墓来换取经费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乱世之中，盗墓所得的铜器除了被用于铸造铜钱和制造兵器外，还被一些有钱的贵族和富商收购或收藏。

曹操建立魏国后，作为文武兼备的“枭雄”，对宫廷内的典籍与书画作品收藏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他的时代，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宫廷书法家和画家，包括锺繇、邯郸淳、胡昭、韦诞、刘德升、师宜官等书法大家，以及曹髦、杨修、徐邈、桓范等知名画家。

钟繇，字元常，河南长葛人，曾任太尉，是魏文帝时期的杰出人物。他被尊为小楷字体的创始人，与晋代的王羲之齐名，被后人合称为“钟王”，这足以证明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非凡。

在绘画领域，曹髦（字彦士，亦称曹丕孙）以其在位期间（254~260年）的高贵乡公身份，对绘画艺术做出了显著贡献。他不仅是一位业余画家，而且在人物史实画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他的代表作包括《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鸡犬图》和《黔娄夫妻图》等，这些作品至今仍有传世之作。

曹髦在嘉平六年（254年）被司马师废黜曹芳后立为帝。他不满足于成为司马氏操控的傀儡皇帝，曾试图带领亲信反击司马昭，但不幸失败并遭杀害。尽管他的仕途生涯短暂且以悲剧收场，但他在书画艺术上的贡献却是不朽的。

另一位是曹操曾极度赏识的谋士杨修，不仅文才出众，绘画技艺也颇为精湛。相传，他为曹操绘制扇面时，不慎点染成蝇，其作品有《西京图》、《严均平像》和《吴季札像》等传世。

在魏国，曹植（192~232年）是著名的文学才子，为曹操的第三子，字子建，出生于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后被封为陈王，谥号“思”，因此被世人尊称为陈思王。曹植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闻名，自幼才华横溢，十岁时即能挥笔成章，其文风华丽而雄健，后人赞誉他为“绣虎”，并有《曹子建集》十卷传世。

在历史记载中，关于曹植本人是否亲自从事绘画活动的资料不多，但他对绘画艺术的见解和评论却显示了他对这一领域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使他成为当时的先锋派代表。曹植的绘画观点主要反映在其著作《画赞序》中。《画赞序》是对画像中人物评价的一种文体，起源于汉代。

曹植继承了西汉的传统，撰写了包括庖犠、女娲等始祖、圣君、隐士在内的31篇画像赞，其中《画赞序》是中国绘画评论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第一篇专门论述绘画的珍贵文章。

另外，曹魏时期的碑刻，尤其是《范式碑》（亦称《范氏卿碑》或《汉庐江太守范式碑》），不仅是当时书法的直接体现，而且确立了魏碑在中国书法和碑帖收藏史上的重要地位。该碑刻使用隶书，立于魏国青龙三年（235年）正月，共12行，每行字数在6至15字之间，原位于山东济宁。由于长期缺乏保护，该碑曾一度遗失，直至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被重新发掘，但仅存上半部分。

《范式碑》自北宋以来便被记录在金石学著作中，南宋洪适的《隶释》更是全文收录了此碑文，彰显了其历史价值和重要性。该碑文字体继承了汉末成熟期隶书的风格，结构严谨，笔法刚劲而富有力度，体现了汉隶的古朴与淳厚。

三国时期的东吴，位于今日的湖北、湖南、浙江、江西、江苏等长江以南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素有人文荟萃之美称，文化繁荣，收藏之风盛行。

吴国的君王出身贵族，其宫廷藏品颇为丰富。尽管三国时代绘画艺术开始兴盛，但以绘画成就而言，吴国尤为突出。文献资料显示，东吴早期著名画家曹不兴的作品至今仍享有盛名。

曹不兴，亦名弗兴，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生卒年不详，被誉为“佛画之祖”。他擅长绘制龙、虎、马及人物，有落墨为蝇等传奇故事。他的佛画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相传其所画龙头令谢赫叹服不已。虽然他的画迹今已不存，但之后的著名画家卫协直接师承其法。

卫协在黄武年间（222~229）享有很高的声誉，与曹不兴并称为吴中“八绝”。除了曹不兴善画外，还有皇象善书，严武善弈，赵达善算，郑妪善相，刘敦善星象，宋寿善占梦，吴范善候风气。

吴国早期除了曹不兴之外，还有吴王赵夫人，她是吴丞相赵远之妹，也擅长书法和绘画，成就颇高。相传，孙权曾经哀叹魏蜀未平，渴望有人能画出各国山川地形图，赵夫人便将自己所画的江湖九州山岳地形图交给了孙权，并且在方帛上绣上五岳列国地形图。有人评价，赵夫人的绘画开启后世山水画先河，在当时影响很大，被人们誉为“针绝”。

另外，吴国书法艺术在当时也备受重视和推崇，现存的三国孙吴碑刻仅有四块，分别是《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谷朗碑》和《葛祚碑》。其中，《葛祚碑》因其是现存第一块楷书碑而具有特殊的书法地位，受到后世书家的推崇。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吴中晚期，王室组织能工巧匠，对陶瓷进行了开拓性的创造，烧制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高温釉下彩绘瓷器。这批具有皇家御用性质的珍贵瓷器，于1983年在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三国东吴M5墓葬中首次出土。

在2002年至2004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南京城南秦淮河船板巷旁的皇册家园建设工地、大行宫地区新浦新世纪广场建筑工地及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这三处地方，也先后发现了一批孙吴时期的釉下彩绘瓷器和残片。

这些东吴高温釉下彩绘瓷器的出现，无疑对两晋陶瓷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国之一的蜀国，其宫廷所藏书画及史料记载较为匮乏。相传，丞相诸葛亮不仅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才能，还精通绘画艺术。诸葛亮的艺术才华在其子诸葛瞻身上得以延续，诸葛瞻亦以绘画技艺闻名。

刘备的谋士李意其，在史籍中也被提及为绘画能手。尽管蜀国可能汇聚了众多书画艺术家，但因地理位置偏僻、长期战争以及史料散佚，这些艺术成就未能得到充分记录，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