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陈志远,38岁,东京某中资企业法务顾问
东京家庭裁判所B203调解室的空调坏了,我攥着女儿小雨的汉字听写本,汗水把“中国”两个字洇成了墨团。岳母松本芳子的律师推来一沓文件,最上面那张《教育妨害赔偿请求书》标着醒目的300万日元金额。调解员山田女士的珍珠美甲划过文件:“陈先生,您坚持教孩子中文的行为,已经违反日本《教育基本法》第十条。”
我看向坐在对面的妻子美穗,她低头摩挲着无名指上的婚戒——那是我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周大福金戒,内侧刻着“穗远长安”四个篆体字。现在那枚戒指在调解室的白炽灯下泛着冷光,像把悬在亲子关系上的铡刀。
六年前在池袋北口房产中介所认识美穗时,她正在帮中国客户翻译租赁合同。婚礼在神乐坂的中日友好会馆举办,岳母特意穿了苏州订制的真丝旗袍,却在听到司仪用中文念誓词时皱眉:“在日本结婚,还是说日语得体。”
小雨三岁那年,我偷偷把《四五快读》教材塞进巧虎书包。美穗发现后连夜召开家庭会议,岳母把榻榻米拍得震响:“孩子明年要考国立附属幼儿园,学中文会混淆五十音!”我搬出日本文部省数据:“2025年外语必修化改革……”话没说完就被岳母打断:“日语才是立身之本!”
真正的导火索是错过森友学园考试。去年三月,我趁春假带小雨回成都探亲,在杜甫草堂请了位退休语文老师补课。返日后却发现森友学园的考试提前两周,小雨因不熟悉新版假名表记法,在语言测试环节被刷下来。
岳母通过行政书士查到我的出入境记录,在家族Line群发长文:“某些人为了私心耽误孩子前程!”当晚美穗抱着枕头睡到客厅,小雨的巧虎书包里被塞进《日本国语力强化手册》,封底印着岳母手写的“日本語だけ”。
家庭裁判所第一次调解时,我提交了厚生劳动省《多语言儿童认知发展报告》。岳母的律师反手亮出小雨的幼稚园评语:“汉字书写导致平假名笔画顺序混乱。”山田调解员调出监控录像——上周家长参观日,小雨在黑板上写的“木”字被老师改成“き”,全班哄笑。
最致命的是那份《中文补习费用明细》。我给小雨报的樱花中文网课月付9800日元,岳母主张这笔支出属于“非必要教育负担”。律师当庭播放录音,是我教小雨念《静夜思》的片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美穗突然掩面离席,木屐声在走廊敲出急促的节拍。
和解协议摊在眼前那天,东京下着冰雨。赔偿金从300万降到180万,条件是停止一切中文教育。我盯着第七条附加条款:“禁止在家庭通讯中使用汉字(包括LINE表情包)”,抓起钢笔划了个叉。
转机出在小雨的秘密日记。我在她书包夹层发现用汉字和拼音混写的笔记:“3月15日,外婆撕了我的《成语故事》,但我在トイレ偷偷粘好了。”当晚我联络在日华人律师联合会,以《儿童权利公约》第29条发起反诉。
裁判所最终驳回了岳母的赔偿请求,却裁定我需支付“日语矫正费”75万日元。走出法院时,小雨突然用中文说:“爸爸,我教会由美写‘谢谢’了。”她口中的由美是班里唯一不嘲笑她的日非混血儿。
上周收到森友学园补录通知,校长在电话里感叹:“小雨用中文写的《我的妖怪朋友》获得创意作文奖。”岳母托人送来一盒和果子,附带的便签上是美穗代笔的汉字:“辛苦了。”
我把便签折成纸飞机,从代代木公园展望台放飞。底下是东京塔与中文补习班的霓虹交错的光海,小雨正趴在长椅上写新的故事,标题用楷体工整写着——《我和我的两个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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