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能理解十年八部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魅力，他不懂！

《红色娘子军》的最初版本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个过程中又改编出电影、芭蕾舞剧、样板戏和电视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文本，使其故事散发出经久不衰的魅力。那么这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其实不难发现，这魅力就是统领全篇、又称之为艺术作品精髓的主题。

主题是艺术作品的灵魂，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艺术作品的质量和价值。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艺术作品在创作之前都要先确定一个问题，就是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要表达什么、要达到何种目的，然后才会根据这个问题来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当然主题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契机，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取决社会生活实践对作者自身的启迪。

正如高尔基所说：“主题是孕育在作家的体验中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生活暗示给作家的。”《红色娘子军》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作品，都是创作者们在直接或间接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社会生活实践经验去理解、体会和感受的结果。所以《红色娘子军》不同的艺术文本在不同的创作者创作过程中就形成了不同的创作思想。

就如报告文学的作者刘文韶和电影编剧梁信同样花了大量时间对女兵连知情者进行调查、采访以及查阅大量的历史材料，却因不同的创作目的和生活实践渐渐形成了不同的创作思想。而后创作者对叙事方式、材料的取舍、人物的设计等等都围绕自身选择的主题发展，当然这个过程的不同自然少不了创作者所处社会时代背景对自身经历影响不同的作用。

艺术始终不同于真实历史，艺术的表现也绝非简单地重复生活，而是有选择地提取生活中的精粹。即使有极强新闻性的报告文学也需要作者对掌握的资料反复地思考，用自己的感知力对材料做出取舍进行艺术的加工，挖掘出蕴含在历史事迹中的真理。

而就在这个提取过程中，作者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潜移默化的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我们比较研究《红色娘子军》不同艺术类型之间的表达方式、时空处理、视觉形象、材料删减、表达内容以及本身形式的特点，都是对故事表面内容或者形式的比较，而它们最终还是依据主题来进行取舍的。

原作品和改编作品之间偏移的核心因素绝不在于人物设置上的改动、情节材料的取舍和场地背景的转换，而是植根于原作主题在改编艺术作品中的重新定位。无论是报告文学的遣词造句、电影的情节安排、芭蕾舞剧的舞蹈动作还是样板戏的结构措置归根结底都是由主题来决定。

可见笔者所要研究的主题变迁之深刻，会对艺术形式的表达变化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既然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有自己的主题，那么由一部文学作品改编成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其中的灵魂会发生何种变化呢?

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曾说过：“从人们抛弃了语言手段而采用视觉手段的那一分钟起，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红色娘子军》从报告文学改编成其他形式的艺术文本起就产生了变化，这变化的原因不仅仅是不同艺术形态之间本身就有的难以逾越的艺术鸿沟，还有不同时代语境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经典改编与社会间存在着复杂的‘动力学’关系，改编经典不仅意味着对‘原著’文本的改动，它同时可能是某种社会情景的一种建构性/解构性力量，只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方面是如此。作为历史文本的‘红色经典’乃是镶嵌着或铭刻着复杂的社会脉络、文化权力、历史记忆与不同主体位置的场域，对‘红色经典’的当代改编，不仅关系着文本曾经讲述了什么,更关系这文本在当下是如何被讲述的。”

“任何文本都是历史的产物，受历史的制约，具有历史的品格，因此，任何文本都必须放到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考量，才能揭示文本的本质。”正如美国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文本是具有历史性的，历史是具有文本性的，研究者应加以双向关注。”“而这就是我选择的“文化诗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产生于新历史主义对莎士比亚的研究，通过分析艺术作品所处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来分析艺术作品主题的变迁。

横跨近五十年的《红色娘子军》艺术版本的改编，无挂碍地在主题上发生了变化，而下面笔者就进一步通过历史意识形态差异对《红色娘子军》的不同版本主题进行梳理，分析原作主题在改编作中是怎样重新定位的。

一、报告文学：乐观的革命精神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署下的一个女兵连事迹。1956年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的刘文韶，应军区政治部领导的要求，负责建军三十周年征文活动。利用这个机会，刘文韶自己也想深刻挖掘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偶然，他发现了吴之在《琼崖纵队战史》上记载的一句“在中国工农红兵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廿二人。”虽然只有简简单单三十个字，马上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便开始在海南四处走访搜集资料，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当年女兵连的老红军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时香、排长庞学莲等多人，先后对他们进行采访。

然后他又拜访了当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冯白驹将军，进一步明确了文章的主题。有了领导们的支持刘文韶又找到了女兵活动区的干部和群众，一次次的向他们了解情况，搜集更多的一手资料。历时大半年，材料丰富了，他对当年女兵连的情况也基本掌握了，便开始投身于写作中，创作出《红色娘子军》。

为了尽量重现历史，表现女兵们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觉醒和不屈不畏的精神，刘文韶决定以连长冯增敏作为第一人称，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将这段事迹记录下来。文章用朴实风趣、又不乏革命英雄气概的语言讲述了这个女子兵连成立以及战斗过程的故事。

“走进红军行列”描述了姑娘们积极主动要求脱红从戎的画面；“一直活跃的宣传队”将军民一家亲的场景描绘出来；“保卫特委!保卫苏维埃!”表现了娘子军的英雄气概，即使手无寸铁也要与敌人厮杀到底不投降的革命精神；“永不熄灭的火花”中，蚂璜侵蚀、伤痛折磨和恶劣环境的渲染下，更是将娘子军积极乐观的革命心态表现出来。报告文学不同于其他革命题材的小说类型，它既没有叙述一段传奇的革命英雄故事，也没有塑造革命话语中的崇高形象，只是运用质朴的语言记录下那段真实的历史和英雄。

越是没有过多雕琢的真实艺术文本，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越是能感染读者，这也是刘文韶选择报告文学作为体裁的原因。“红色”是构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刘文韶还回忆到当时之所以用带有些文学色彩的红色娘子军命题，是因为红色代表革命，他想用标题来强调，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姑娘们脱下女装穿上戎服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精神。

比起其他版本的《红色娘子军》,报告文学没有引起过多的重视，并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缺乏文学张力，而是因为《红色娘子军》报告文学产生的那个年代堙没它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