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王淦昌等人提交的报告拉开863计划的序幕

863计划是我国第一个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可以说正是这个计划的运行，使我国突破并掌握了一大批国际领先的关键技术，迅速拉近了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让我国在现代高科技领域获得了较强的话语权。它的意义不在于商用或者经济收益，而在于解决了多年来新中国在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领域积累不够，人才不够等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的发展意义远大，影响至今。

时间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新科技的不断突破和成果在生产发展方面的推广应用，全球各国均认识到高新技术产业对国家整体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在1982年之前的十年中，西方出现经济萧条，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停滞，在传统产业一蹶不振的情况下，全靠高新技术产业以每年超过15%的增长速度来维持。

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例，尖端技术投资在工业产业中所占比重超过了34%，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也把微电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列为首要扶持工业，由政府筹集资金，统筹部署投资、科研和生产。

为了帮助国家产业转型，在新一轮的竞争中率先取得优势，8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和地区相继出台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1983年，印度出台“新技术政策声明”；美国宣布“星球大战计划”；1984年日本制定“振兴科技的基本政策”；1985年，法国及西欧确立“尤里卡计划””，前苏联、东欧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这些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一场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

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相比，当时我国研究开发高新技术的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3%——5%。其实在那个时期，虽然中国刚刚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几年，但已经同时具备了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过据统计部门在1980年测算，作为发展标杆的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仅为4%，而全国平均比重甚至低于2%。可以这么说，传统产业在当时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

这种情况让科学界的有识之士们心急如焚，我国因封建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后来的战乱，已经错失了前两次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的发展良机，如果不能跟上这一次全球科技革命的节奏，尽快缩小同工业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发展上的差距，中国将被世界彻底抛在后方，崛起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现实问题十分突出：人口多、工业底子薄、经济基础差，生产力很不发达。面对这种国情，科学家们一边关注着世界科技领域的发展动向，一边思考着我们迎接这场挑战的对策。

1986年年初，国防科工委召集各界专家学者们开了一个国防科技计划会议，就我国如何应对这一轮新的科技竞争展开了讨论。

很多学者都提出咱们必须跟上搞高科技，因为在科技飞跃发展的情况下，必须紧紧跟上高新科技的发展，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较快地达成国家富强。

另一部分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按照中国的国情，还不具备全面展开高科技研究的经济实力，如果盲目地将大量资源倾斜在高新技术发展上，将对国家整体造成很大的负担。

这两种观点可以说各有道理，一直相持不下，因此在其他国家都发展了两三年后，我国相关部门也一直没能出台实质性的科技发展方案。终于，在1986年3月3日，一份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报告被送到了已经82岁高龄的邓小平的案头。

这份“建议书”是由“中国光学之父”、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亲笔所写，并附上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时任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淦昌，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芳允，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空间自动控制学家、时任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杨嘉墀的联合签名。

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细节是，为了避免关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提议再次陷入不同观点间无休止的争论，对形势心急如焚的王大珩为此走了“后门”，他找到了自己在技术科学部的同事，邓小平的女婿张宏，请他直接转呈邓小平同志。

这四位专家可以说是我国科技界的泰山北斗，这份建议书邓小平十分重视。邓小平认真详细地阅读了这份建议，并被建议书中提到的严峻国内外形势所深深触动。3月5日，邓小平亲自在建议书上做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尽快安排相关专家和部门讨论，拿出意见，以凭决策。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有了这句批示，3月8日由国务院亲自牵头，再次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界专家，对“建议书”进行了讨论，并决定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防科工委共同负责，尽快拿出我国的高新技术发展规划。虽然仍有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搞高科技可能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从大势上来看，所有人都预感到属于中国科技界的春天要到来了。

会议结束后，国务委员张劲夫特意与四位上书的科学元老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交流中他们探讨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方向，同时也触碰到了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计划，需要投资多少钱？

这个问题摆出来后，王大珩等人也非常为难。作为研究者来说，科研经费当然是越多越好，特别是高新技术，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很难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张劲夫看着几位老科学家的表情，心里了然，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他说道：“没关系，就是请你们预估一个大概数字，下一步国务院作经费预算时可以提前规划。”

习惯了省吃俭用地做科研的几位科学家盘算了一下，最后还是王淦昌开口道：“现在国家也很困难，每年给拨2个亿就行！”他们是这么算的：当时我国每个鸡蛋两毛钱，全国共10亿人口，每人每年省下一个鸡蛋钱来支援高科技发展，就是2亿元。

要知道，当时美国宣布的“星球大战计划”是在1984年——1989年投资250亿美元，1980年日本科研经费投资4.6万亿日元，与之相比，2亿元放在高新技术研究中实在是杯水车薪。但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们，他们为国家和人民考虑得实在太多，当时我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哪里都缺钱，他们的想法就是先拿着2个亿启动项目，因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不能再拖下去了。

“863”计划倡议人

然而令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经过国务院的测算后，中央批下来100亿的专款用于高技术发展，而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也不过2000亿元。虽然与发达国家比起来，100亿经费仍显不足，但中国的科学家们能够感受到中央对他们的大力支持。

为了将这笔专款用好，将研究效益最大化，从3月开始，国务院在五个月内牵头召开了7次会议，共汇集了各领域一百二十四位专家，组成了十二个小组，进行了深入详细的探讨和论证。最终于1986年8月，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呈报中央。

198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纲要》的实施，由于这个计划源于1986年3月四位科学元老的上书，便简称为“863”计划。

1986年11月18日，中国“863”计划正式对外公布，中国第一个战略性的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就这样坚定地开始实施了。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高新科技的发展实施的是“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这也拉开了新中国科技腾飞的征程。

这份《发展计划纲要》参考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先进防御、自动化、能源、新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15个主题项目，这些领域从此成为我国的突破重点，科学家们誓要跟上并超越世界水平。

“863”计划领域

虽然干劲十足，但当时的人们还无法想到“863”计划给多年后的中国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科技蓝图。

1996年，“863”计划实施十周年，国家在北京举办了10周年工作会议并进行了成果汇报展览。通过这十年的发展，我们在生物领域从零开始，使每个新生儿都可以完成对乙肝的主动免疫，人民平均口粮增长了25公斤。

在航天领域可以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飞机机头，卫星监测覆盖了全国80%以上的领土，特别是在气象侦测上，精准度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使新中国的科研队伍积累了大量研究经验，开始向世界的科技前沿领域发起冲锋。

这十年间，通过“863”计划共取得12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有将近一半达到国际水平的，并获二百多项国内外专利，为国家创造效益近数千亿。而在当年，“863”计划又将海洋高技术领域列入了发展规划。

2001年，也就是“863”计划实施15周年，北京展览馆再次举办了15周年成就展览会，而这时“863”计划的研究项目已经达到了近7000项，获专利2000余项；培养了数十位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彻底让中国高新科技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