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珍宝岛战役后,林彪命令李德生:立刻去把粟裕请到北京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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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苏联刻意挑衅中国,制造了4000多起恶意的冲突,从简单的对骂到推搡,到后面甚至是棍棒武斗等,无不“彰显”着苏联作为“老大哥”的威风。

1969年3月,面对苏联的接连挑衅,毛主席一声令下 ,珍宝岛反击战序幕拉开。

可以说,我军的战斗意志非常高昂,在两国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苏联战败了。

珍宝岛战役后,双方剑拔弩张,局势格外紧张,苏联这时放话威胁道:

“若是必要,我们将运用核武器对中国进行打击。”使得中苏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了巅峰。

领导人林彪正焦灼的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思考着毛主席下达的对付苏联的指令,终于,他想到了一个人。



于是立即叫来秘书说道:“马上电联李德生,让他把粟裕给我请到北京军区来!”

在局势如此紧张之际,林彪为何要找到粟裕?粟裕又会提出怎样的建议?

从“把酒言欢”的同盟逐渐走向对立

历史进程中的中苏关系一直是有着波折的。在了解珍宝岛战役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中苏关系的演变。

1949年到1959年,中苏关系可谓是处在“亲热期”。

在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阵营,作为侵略者的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了全方位封锁。这不得不使得我国必须靠向社会主义阵营。

中国和苏联在那时可谓是“同穿一条裤子的兄弟。”苏联对我国的各项援助也是尽心尽力,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人员,对于改善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困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大半个中国的前夕,两国领导人紧急交换意见,对彼此的立场、观点、意图和要求有了初步了解。这为双方的互访和进一步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苏联盟迈出了第一步。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后,毛主席坚信,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中国必须与苏联结盟。随后,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派刘少奇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

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向斯大林展示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为中苏联盟铺平道路,并争取向苏联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刘少奇向斯大林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两党和两国关系上的原则和立场,决定实施“一边倒”政策。

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坚定态度,毛主席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毛主席指出:“‘一边倒’战略是孙中山先生建设革命40年的经验和共产党28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站稳脚跟,才能谋求更多更大的发展。”

实践证明,“一边倒”战略并不完美,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战略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苏经济合作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果。

1960年到1978年,由于各种分歧,尤其是苏联干涉我国内政,中苏关系降至冰点。

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预和控制。尽管我们与苏联结盟,但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我们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1958年4月,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

这就是变相干预我国政事,中国一直以来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苏联的想法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赫鲁晓夫

1959年,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并撤走了很多军工方面的专家,妄图中国能够知难而退。

同年9月,在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塔斯社发表了一份保护印度的声明,并公开了中苏的裂痕。两国关系降至冰点。

自1963年以来,中苏争端进一步升级。中方发表了“九大评论”,苏共则宣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党的总路线”。双方“互怼”、批评异常激烈。

在整个1960年代,苏联军队与100万名士兵入侵过中苏、中蒙边界,故意激起中苏边境冲突。

1969 年的珍宝岛事件可以说是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重要标志。



珍宝岛战役后,中苏局势严峻到了顶峰

1964年,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带驻扎了几十万的军队。中蒙边境距离北京仅500公里,蒙古平地面积十分广阔,草原众多,山脉稀少,行军非常容易,且不会过多消耗部队体力,对于处在北部的首都北京,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苏联边防士兵在这期间还多次入侵中国领土,频繁挑衅和袭击中国边防士兵。这极其严重的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与完整,1969年3月,毛主席一声令下,中国进行自卫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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