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时值一九五五年，上海公安局擒获一名特务，自称为董健吾，却言辞惊人，声称曾抚养毛主席之子，此言登时引发震动，遂飞报上层。
董健吾，乃我党早期红色特工，自幼生于青浦董家，家世显赫。其祖父曾仕清朝，荣任数县令，祖母出自上海滩名门，为船业巨擘。
其祖母笃信基督教，遂将董健吾送入教会学府，踏入神学之门。始就读于苏州基督教桃花坞中学，毕业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神学。同窗之中，有宋子文、顾维钧等名流，又深造两年于神学院，成为一位正儿八经的牧师。
然牧师身份，不过董健吾之表象，其内心早抱爱国情怀，对穷苦百姓充满同情，积极参与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风潮中，遭“五卅惨案”血泪洗礼，董健吾率先降美旗，扬中华旗，呼吁民众团结一心。
一九二七年，浦化人约董健吾往西安牧教，实为密谋透风。而浦化人者，我党地下党员也，时任冯玉祥学校校长。董健吾遂由其结交冯玉祥，成其军中牧师，兼政治秘书。
其间，董健吾信念日坚，红色之志日益浓。一九二八年，经浦化人、刘伯坚引荐，秘密入党。于西北军中，借牧师身份，鼓吹红色思想，乃一红色之牧师也。
一九二九年初，董健吾归上海。彼时革命低潮，党之子弟流离失所。因此，经组织派遣，董健吾乃以牧师之姿，在上海开设“大同幼稚园”。
此园秘密收养革命同志之子女及烈士遗孤，以抚养员李立三、恽代英夫人为之监护。幼园匿名办学，以宋庆龄女士亲书园匾，以避敌患。
毛岸英等兄弟，因母被迫迁居上海，幸被董健吾接纳抚养于幼园中。尽管形势凶险，幼子得幸于此，一时平安。
然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被俘，变节投敌，幼稚园亦陷危机。为保师生安全，一九三二年春，大同幼稚园遂散。
园解之际，有家长领子女，孤苦儿童则托付于可靠之人。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遂归董健吾妻郑兰芳抚养之。
居董家半载，途经巡捕房过密，董家太太惟忧危，岳母不欲收留两非血缘孩子，故毛岸英兄弟转移至董健吾前妻黄慧光之家。月俸由组织支持，董健吾亦力挺。
黄慧光，庶民家妇，自育四子，加毛氏又六。家贫困，初有组织资助，后劫难，生计乏源。黄氏迫岸英兄弟卖报，以养家计。
岁月匆匆，黄家困境愈益深，对岸英兄弟态度转寒。岸英忧于困顿，遂与弟西流，漂泊四方。
董健吾与组织失联，经济艰窘，岸英兄弟得照顾无从。直至一九三六年，董健吾重回组织，并借张学良之力，将岸英兄弟送往苏联求学，生活渐趋平稳。
在上海隐秘活动中，董健吾不仅抚养岸英兄弟，还参与消灭叛徒、联络宋庆龄女士等重要任务，为革命事业贡献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西行漫记》作者斯诺，亦系董健吾安排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等领袖，传播中国革命精神于国际。
然抗战爆发后，董健吾与组织单线联络者潘汉年赴港，再次失联，似风筝脱线，彷徨于动荡时局。
解放后，董健吾曾致函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遗憾未得一面，怅然收回。
一九五五年，深陷“潘汉年案”的漩涡中，董健吾命途多舛。经过审讯，终获清白，然拒绝组织安排，自抉职志，归隐上海，以推拿为业。
一九六零年，斯诺再临中华，愿会昔日之王牧师。惜时无人识王牧师，唯周总理斡旋，始悉其即董健吾也。
一九六一年，陈赓登门探访，董健吾得据毛主席及中央之命，投身上海人民政府参谋。陈赓怒责董健吾，以其知己在国防部，何不相聚？董健吾轻描淡写，语带戏谑，道：怕你官做太大，高攀不起也。
此戏言中，折射董健吾心酸内心，恐非凡人所知也。
十年浮沉，董健吾风雨飘摇，遭遇迫害无数。一九七零年，因病辞世上海，临终前一语道破心迹，自信道：“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一九七九年，董健吾获得平反，革命功绩广为人知，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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