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陆上“玉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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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之美者也。"故人们爱之,佩戴之,收藏之。可以说,对玉的爱好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玉的传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有一条道路——玉石之路,它比丝绸之路更悠远、绵长。然而,长久以来,人们却只知道有"丝绸之路",少有人知道"玉石之路"的存在。古玉及文物鉴定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说:"这一条玉石之路堪称我国和世界上最早一条沟通东西政治、文化及商贸的运输线,也是距离最长、使用时间最久的陆路交通大动脉。这条路为后来的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内地最早使用的和田玉器出土于殷墟妇好墓。妇好是商王武丁之妻,这说明和田玉已经进入殷商王室生活,也“标志着内地以和田玉为主体的玉器时代的开始”。之后,和田玉名副其实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穆天子传》里曾记载西王母到中原“献白环玉”,周穆王西行时再登昆仑山赞许到“惟天下之良山,宝石之所在”,有穆王“取玉三乘”,“载玉万只”之说，可见商周时期和田玉的开采量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先秦思想家尸子曾感慨:“玉者,色不如雪,泽不如雨,润不如膏,光不如玉。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至。中国覆十万之师,解三千之围。”说明当时采玉环境的恶劣和对利益追求的不懈。

宋代于阗和田玉的使用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期。首先,宋朝历代皇帝对和田玉颇为钟爱,真宗禅地玉册拒绝珉玉而要选择和田玉，徽宗赵佶更是嗜玉成瘾、爱玉如命,使得宋朝对和田玉的开采和重视程度远超前代。主要是西汉的《史记· 赵世家》和战国时的《战国策》。据《史记· 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 283年），苏厉在给赵惠文王的信中写到燕国破齐国、灭韩国之后，和秦国对赵国的威胁，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并有如下告诫之语：“燕尽齐之 北地，去沙丘、鉅鹿敛三百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燕、秦谋王之河 山，间三百里而通矣 。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 。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 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据唐代学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句注山在代州西北也。”指的就是今天的雁门山 。所谓“ 东下”，说的是来自北方和西方草原上的稀有物资代马、胡犬与和田玉这三种珍宝，是经过向东运输的旅程，即从我国西北经过河套地区输送到山西北部，再经过重要关口雁门关而南下中原王朝的 。

一般的理解“ 昆山之玉”，是新疆昆仑山特产的和田玉的简称 。张守节《史记正义》称“ 沙洲昆山之玉”。点明在西域之沙洲。《管子》等书说昆山之玉距离中原的距离是七千八百里。雁门关不只是晋北和晋中晋南地区的交通要冲，也是玉石之路进入中原的最重要关隘 。雁门一带在《穆天子传》中被称为“ 隃”，战国至汉时称“句注”。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接触、冲突与融合之要地 。司马迁写到的“句注”即雁门山，其东面 的“ 常山”，就是北岳恒山，因避讳汉文帝刘恒而改名常山 。山西的地理格局基本上由两大山脉和五大盆地构成 。两大山脉是东侧的太行山和西侧的吕梁山 。雁门关处在这两大山脉之中，北有大同盆地，南有忻定盆地，而忻定盆地又连接着太原盆地及其以南的两大盆地。雁门关以南到达中原几乎无险可守，控制住雁门关就相当于控制住华夏国家的咽喉和命脉 。这就是为什么从周穆王到汉高祖，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亲自来到这里的奥秘吧。

关于采集玉料的时间和规定，也有史料记载。五代时期，于阗朝贡使团来到中原，拜见了后晋皇帝，后晋派出了以高居诲和张匡邺为代表的使团回访于阗。之后，高居诲写《于阗国行程录》，里面记载了采玉的情况：“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五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

古代和田玉采玉分为官采和民采。官采即在官员监督下,由采玉工人捞玉,所得之玉全部归官。宋代玉石采集是于阗国的重要产业,由官方垄断。于阗国的大小器物以及衣服上的某些饰物常常是用和田玉做成。据宋· 张世南等撰《游宦纪闻》于阗国法:“国主未采,禁人至河滨”。《文献通考》卷337载“每岁秋水小之后,国人取玉于河,谓之捞玉,官取之后,方许私取。”

宋代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一书经重修后，是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书中有关于古人采玉的记载，曰：“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则玉随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谓之捞玉。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

宋人张世南的《游宦纪闻》记载了宋徽宗时向于阗征取玉石的经过:大观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史奉表至。故事,下学士院,召译表语,而后答诏。其表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条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当时传以为笑谈。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此事在《宋史·舆服志》中亦有记载。表明两宋之际对和田玉的需求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多为极品,这对和田玉开采以及运输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和田玉输入中原数量巨大。史载于阗国王李圣天一次就“遣使贡玉千斤”，乾德三年“于阗王等遣史来朝,进马千匹,橐驼五百头,玉五百团”，粗略计算玉约在两万斤左右。丝绸之路沿途上的龟兹、高昌、甘州、沙州回鹘都曾经贡玉于宋，动辄以数十、上百团计。而民间由于等级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玉料运输道路险阻以及和田玉料优先供给皇室等因素，使用杂玉的情况仍然普遍。如多处宋墓出土有雨花石、绿松石、青金石、煤晶石、叶腊石、水晶、玛瑙、料器等等。

可以说玉料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资源，代马、胡犬，以及丝绸、金属、茶叶、皮革、骆驼等物资都是附带形成的运输商品 。可以说是“西玉东输”拉动了后来丝绸之路上一切商品贸易。

就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关系而言，可以援引哲学家的名言来诠释，即：“熟知非真知。”德国人李希霍芬在19世纪末对玉石之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西方人视角提出丝绸之路的命名。玉石之路则是中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玉文化分布情况，近年来新提出的昆仑山和田玉进入中原的路线 。其历史之悠久约为四千年。或者说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原型或前身，丝绸的对外传播是和田玉对内运输和传播的副产品；同样重要的进口副产品还有小麦、大麦、家马、马车、黄金、金属兵器等一大批 。根据这种原生和派生的关系，世人所不熟悉或不知道的玉石之路，显然对华夏文明的形成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自古习惯“玉帛”连称，玉必须排在帛即丝的前面，因为玉器的包装要用到帛，或者说是玉是至高无上的宝物，丝绸是其包装与陪衬物 。因而，有人就说，“玉石之路”的重要性远胜于丝绸之路。因为“玉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凝聚着全体华夏民族的心，它是所有华夏血脉中共同拥有的文明基因，直到今天，依旧不可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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