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处决善后事

1952年4月的－天，毛泽东问周恩来：“这两个月事多，特别是天津这件事使我伤透了脑筋，那两个人的后事处理得怎么样啊？”

毛泽东问的是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被处决的事。

刘青山、张子善本是年轻的老革命，天津解放以后，被党委以重任，管辖北方最大商埠天津市和周围县市，本应亲民勤政。不料两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完全忘记了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警告，贪图享受，大肆贪污公款、机场建筑款等款项，共盗用救济款171.4亿人民币，贪污3.7亿元（均为旧币）。

毛泽东敏锐地看到进城后少数领导干部已经变质、贪图享受、腐化堕落，此风如果蔓延开来，数十年革命成果可能毁于一旦。他和政治局诸同志商议后，决定从1951年12月1日开始在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从1951年10月开展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新问题。原来许多犯有贪污腐化罪行的干部是被一些不法资本家拉下水的。他们用行贿、美人计等手段拉干部下水，又利用这些下水干部的掩护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牟取暴利。上海有一家药房的老板，腐蚀拉拢干部多人，称自己的药房是“干部改造所”。当时朝鲜前线需要大量药品,这家药房竟把旧棉花稍作处理充作药棉，用自来水充作青霉素针剂卖给国家，朝鲜前线的伤员因用了这些假药，轻伤变成重伤而导致截肢、死亡。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得知上述情况后，不禁大怒，决定在“三反”运动进行的同时，立即从1952年1月起，在全国大中城市，对不法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工厂的工人们和工作队组成“打老虎队”查处不法资本家的五毒罪行。当时全国一半以上的私营企业都在上海，上海自然是运动的重点，但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却有恃无恐，因为他们的不法活动多得到了本地或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和掩护，他们想：共产党再厉害，总不能对自己的有功之臣开刀吧。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领导限价，开始也是很厉害，但最后查到自己的姨表兄妹孔令侃等人开办的扬子公司时，宋美龄立即出面干涉，蒋介石也随后撤回蒋经国，限价失败。他们以为共产党也会和国民党一样，一旦查到自己人的头上时便会撒手，只要保护伞不倒，自己也不会被怎么样。因此无论是“三反”或是“五反”都碰到了很大的障碍。

正在这时，张子善、刘青山的贪污案被揭发出来。论律张、刘当斩，但是他们二人的职位太高，谁也不敢定罪。有关部门便把卷宗送到丰泽园，请毛泽东定夺。

毛泽东看了卷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进城后，大部分干部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周恩来住在西花厅，鱼池不养鱼，花坛不种花，下去视察工作，都是在机关食堂掏钱打饭吃；自己呢，也是力求节省，丰泽园的柱子的油漆早已掉光，房管部门几次提出要油漆都被禁止了。张子善、刘青山竞胆大包天，贪污这么多的钱，实在是死有余辜。但他们毕竟是有功之臣，杀戒一开，紧跟着就是一批干部人头落地。毛泽东顿时感到笔重如山，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想来想去，感到还是有必要把张刘处以刑典，否则运动就会走了过场。

周恩来已得到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报告，也正想把这事向毛泽东汇报，便回答道：“法院接到主席的批示以后，于2月10日在保定召开公审大会，判处张子善、刘青山死刑，张刘二犯已被处决。”毛泽东说：“这我已从报纸上看到了，不知对他们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周恩来回答说：“根据主席的批示，考虑到张刘二犯在战争时期功劳较大，因此，对他们的后事安

排不同于其他死刑犯。一是给他们二人做了两口较好的棺材；二是对他们的家属不按死刑犯家属对待。”毛泽东点点头说：“应该这样。张刘被处决后，社会上有些什么影响？”周恩来回答说：“张刘二犯被处决，吓坏了上海的不法资本家，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主动交代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党内那些包庇姑息三反分子的领导干部都被撤销了职务,运动进展得异常迅速。”

毛泽东说：“这两个运动关系到革命成果能否保住的大问题，对那些严重触犯刑律的决不能客气，上海的那家自称为干部改造所的药房老板一定要置之刑典。”周恩来说：“此人实在是丧尽天良，不杀不足平民愤，不足以平军愤。”

1952年6月30日，全国范围"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发挥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