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南文化交流的桥梁”（学海泛舟）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做中南文化交流的桥梁”（学海泛舟）

——我在南非做人类学田野调查

朱鹏飞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4年02月29日 第 08 版）

　　朱鹏飞（右一）参加南部非洲人类学会年会与其他学者合影。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朱鹏飞（右）与其教授合影。

　　几年前，朱鹏飞作为联合培养硕士在南非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访学和研究，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进行海外实地调研，并因此与南非人类学结下缘分。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朱鹏飞再次申请了赴南非的留学项目，并且顺利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资助，前往开普敦大学进行人类学研究。

　　在南非课堂开拓视野

　　南非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由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于1922年建立。2022年是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建系100周年，百年来，其科研创新能力在非洲乃至世界都居于领先水平。我的研究议题是后种族隔离时期的身份认同与族群政治，重点考察南非的边缘族群和社会底层群体，需要综合运用政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理论知识。

　　我在国内多接触中国和西方的理论，在使用这些理论分析南非当下问题时不够切合。对此，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们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建议，例如让我多阅读和了解南非以及非洲本土学者的理论著作、参加学术交流和田野实践等。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每周举办一次学术讲座研讨会，我得以有机会和来自南非以及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这大大扩展了我的理论视野，加深了我对不同议题的理解。不过，真正让我在学术上走向成熟的，则是田野调查。

　　在田野实践中文化互动

　　不同于文献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通过置身其中、观察和深入访谈来获取尚未被书写的知识，它不是简单的你问我答，而是一场有效互动的访谈，包含不少门道。比如访谈期间如何应对突发情况、怎样更好地共情访谈者、如何对不同访谈者有效发问等。这些能力无法在课堂上言传，只能让我们在田野中领会。

　　我的研究方法属于多点民族志田野调查，在开普敦选择三个不同类型的田野点。传统的人类学田野点一般是以村落或社区为单位的静态空间，现在田野点也可以是当地发生的动态事件。进入并融入每一个田野点，背后需要巨大的时间和情感投入。比如为了获得访谈机会，我需要先进行大量的铺垫工作得到对方信任，每条访谈内容写到纸上或许只有两三行，但实际上需要我长时间的驻扎、频繁到访，尽量让自己和当地人融为一体。

　　我的田野对象主要是当地贫穷群体，除了日常对他们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外，我还尝试通过自己在开普敦的人脉进行资源整合，为我所在的田野点社区搭建了一个合作项目：去年6月，在我的牵线搭桥下，一家当地华人文化教育公司和社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建立了一项海外实习志愿者服务项目。来自中国的大学生不仅将办公软件操作技能、工作报表统计知识带给了当地社区，而且为社区人员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截至去年底，已经有两批实习生通过该项目来到开普敦，他们住在社区进行半个月到两个月不等的社区服务工作。这是令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一项田野成就。

　　还有一次，我在田野调查中认识了当地的科伊桑人，他们喜欢诗歌，我为其中一位科伊桑人创作了一首中国格律诗，称赞他为复兴民族文化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我也借此机缘向他介绍了中国古诗的一些格式和韵律等知识，他们饶有兴味。

　　除了在自己的田野点进行长期观察与访谈之外，我还喜欢趁假期自驾旅行。这样不仅可以领略南非美丽的自然风光，还可以在更大空间范围感受当地不同的人文景观，更加真实、鲜活地理解南非的多元文化与社会变迁。除此之外，我还力求扩大自己的田野访谈广度，希望能从更大角度反观我的田野案例。我不仅访谈过南非的宪法之父奥比·萨克斯等传奇人物，也访谈过沦落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通过与各类群体的访谈，我更加立体地认识了南非社会。

　　两年的田野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一个道理：田野调查这种研究方式不仅仅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问答，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互动；研究者不仅通过当地人认识了当地文化，当地人也通过我认识了更加鲜活的中国文化。

　　以学术增进中南人文交流

　　在课堂和田野调查之外，留学期间我还积极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比如我曾在2022年7月参加一场由南非北开普省政府举办的“艺术与精神健康”主题研讨会，当时我以中国书法为例向南非朋友讲解了书法中独特的艺术美学，现场观众好奇满满，他们提了不少问题。此外，我还参加了几次由国内高校举办的学术会议，向国内学者分享了我在南非的最新研究成果，希望为中南之间文化交流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相信随着更多学子走到海外，中外文化交流会走向人与人之间更深的互动。在南非的生活、学习经历让我对这里的社会和文化有了更深认识，我愿意以学术作为志业，做中南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持续增进两国人文交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