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石齐平
半个世纪前，大约从1960、70年代开始，不知是谁最先提出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及香港）概念成为潮词，不胫而走，四小龙也未负众望，表现亮丽。在当时，除了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如后来的G7外，四小龙基本上总能成为全球的聚焦。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G7明显已失去了它早日光环，正面对着一众以中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如金砖组织）的强势竞争；四小龙作为一个整体的光彩似乎也在快速褪色，在国际舆论板块中的角色逐渐淡出。
应该说，四小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中，虽一度绚烂，但就象彗星一样，50年一闪而过的短暂亮丽，正在过去之中，且永不再来。但四小龙之中，作为个体观察，却有新加坡一小国，一枝独秀，一骑绝尘，不仅狠甩其它三小龙，其出色表现直追甚至超越许多发达国家；至于被抛甩的三小龙，则处境堪怜，早失往日龙腾锐气，难再以龙视之，也难怪四小龙之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一个令人好奇且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是，为何曾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四小龙，后来的发展差异会如此之大，且越来越大？其中线索，有无值得作为发展政经学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若进一步聚焦，新加坡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甚至有无可能反过来，成为一众从来自炫为世界最佳模式、但现在表现却问题丛生的发达国家的反思教材？
四小龙发迹之初，正值二战结束后不久，四小龙无一例外均受战火破坏，所以起始条件十分类似，再加上同为体量小、资源少、人口少，正是在这样明显不利的情况下，竟然在1960、1970年代开始不久，即纷纷在经济发展不同领域表现出色，缔造佳绩，“四小龙”之名因而实至名归。何以致此？此中既有共同的背景，也有各自殊异的条件与作为。
所谓共同的背景，除了起始条件外，至少还有三个。首先，四小龙体量小，必须靠与外界互动，具体说，就是要靠贸易拉动经济，所以一开始多鼓励引进外资，带入技术与管理，结合本地廉价劳力资源，“发明”了出口加工区，再靠出口赚取外汇。非常幸运的是，四小龙共同面对的是一股由美国引领驱动的空前的全球化大浪潮。其次，在政经体制上，四小龙均采市场经济（虽市场化程度不尽相同）；更应该看到，也都采取的是宽严程度略有差异的“威权政治体制”，且多由政治强人领导（其中香港政治由伦敦主导，也是一种另类的威权体制）。威权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极大化地强化了竞争力。第三个共同背景是，其时也，中国大陆还在“沉睡”之中，远未对四小龙所属的这“半个（市场经济）地球”产生任何影响。
四小龙在前一个阶段普遍表现亮丽之后，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特别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发展差异开始明显，增长速度有快有慢，彼此差距开始拉大。比较明显的变化尤其出现在：（1）四小龙依增长速度区分两组，一组是港、星（新加坡），跑在前头；一组是台湾、韩国，略为滞后。但随着时间，这两组间的差异却与时俱增；（2）台、韩一组，台一向略为超前，但在2000年前后，曾一度被韩反超，惟不久又翻转回来，两者差距不大，但基本上台略超韩；（3）港、星一组，星长期间领先港，但随着时日，星领先扩大，时至今日，几乎有已不在同一组别之感。现以两组人均GDP数字对照，可以明显看到四小龙表现之变化。一是1950年的四小龙人均GDP（美元）：台（924）、韩（854）、港（2218）、星（2219）。到2022年，成为：台（36792）、韩（33592）、港（49700）、星（79426）。由于四小龙面对的外在环境变化基本一样，所以其间差异就必须从1997年至今的各自因素中寻找可能的答案。比如：
一、政治体制
香港进入“一国两制”适应期；韩国政坛经常动荡；台湾走上民粹化的台式民主；星则坚持卓越的精英治国体制。
二、领导人至关重大
新加坡精心培养政治人才，李光耀之后有吴作栋、李显龙及即将接班的黄循财，俱一时之选。
三、中国（大陆）因素
港、星个人受惠于此一因素，星尤其刻意经营；韩早先也认真处理中、韩关系，惟近年来追随美国，经济遂急转直下。台湾则从马英九时代的互动互惠演变为当下的对抗。
以人比拟，四小龙的命是老天给的，运则是自己选的，脉络整理清楚之后，此言诚不虚也。
(作者系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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