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化的“原生态”：对视听传播真实性问题的历史考察与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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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纪实领域，“真实性”问题始终是视听传播持续追问的基本命题。互联网时代，泛纪实类视听内容虚实边界消融，反映真实与制造真实的悖论催生出新一轮的真实性问题。本文在文化与技术双重视野下梳理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电视领域蔓延至互联网场域纵贯四十余年的纪实美学革命，试图呈现纪实文化与我国当代文化的互构历程。经“原生态”这一表层话语内涵、实践演变过程，来探查人们对于互联网视听内容真实性的理解、表达、概念是如何随着“原生态”一词的泛化而被改变的。本文认为，在平台与资本深度卷入下，视听传播中的“原生态”等概念在多方角力中被异化，纪实文化出现了从追求真实到体验“真实感”的转变，平台方通过算法成为定义“真实”、影响内容生产的结构性力量，通过景观的制造实现了对视觉传播“真实性”的统治。基于此，我们认为平台应协同参与重构关于“真实性”问题的边界意识。重启社会对纪实美学意义的再认识，才能抵达审美复归与价值纠偏的根本目的。

作者简介

周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周梦雪（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重大舆情传播引导机制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AZD060）的研究成果。

自19世纪摄影术和摄像术诞生以来，人类便在运用媒介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即：视听传播技术使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记录、复制和传播的。这种纪实（documentary）能力所带来的真实感、生动性是视听媒介最具魅力的特征，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听媒体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各种传播主体开始主动利用视听媒介的这一强大力量，以或明或暗的手段将其表达的主观意图融入其中。一百多年来，从照相、电影、电视到今天的互联网视听传播，因为真实性而兴起的视听传播始终在“记录真实”与“表现真实”的游移中前行。在纪实领域，“真实性”（authenticity）成为视听传播始终追求而又无限纠结的一个基本问题。而在实践场域，作为对“真实性”追求的一种表现，“原生态”（original ecology）则成为各方争夺视听传播专业性和正统性的一种策略话语，在不同场域、不同阶段频频出现。互联网视听传播迅猛发展的二十多年间，以“原生态”为旗帜引发的大众话语向精英话语的挑战最终演化为视听传播的新旧格局之争，将一度沉寂的“真实性”话题再度激活于水面，由此引发的问题影响至整个互联网内容生态。

在互联网语境下，传统电视时代曾经泾渭分明的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开始消融。一方面，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视听传播正日益主导大众的社会认知；另一方面，网络平台上开始充斥着许多以形式上的真实感来掩盖虚假内核的短视频内容，以各种吸引观众的流量密码推动着大批制作者进行类型化生产。有研究基于对国内外短视频平台的考察发现，甚至是一些专业新闻媒体也正在以一种适应平台逻辑的全新叙述元素吸引那些摒弃了传统新闻消费的新受众（Vázquez-Herrero，Negreira-Rey & López-García，2022），新闻短视频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背景音乐、特效、凸显戏剧性而忽略事件背景与5W核心要素的做法呈现内容，专业媒体对平台的迎合，显示出平台逻辑与曾经的专业规范之间的冲突（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刘天宇，王辰瑶，2023）。这一方面说明纪实形态在平民化生产为主体的网络场域有其天然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警示着，历经媒介转场、社会演化，当代的视听传播显现出诸多表层与深层的问题。网络视听的原生态特质最初被视为对抗以传统电视为代表的精英话语的旗帜，作为一种“平民媒介”，经由“原生态”而对纪实性的声称被当作一种抗争性话语，真实原本是其底色，但现在却开始走向反面：从追求真实出发，最终却制造了真实性的问题。这与影像技术的早期发展形成了微妙的巧合，历史的轮回背后，是视听传播实践发展与理念嬗变的螺旋演进。本文试图从“原生态”这一表层话语出发，对视听传播的真实性问题进行历史性考察，进而对当下互联网视听传播的实践作出反思。

一

以真实为美：

纪实理念的历史演化与中国实践

纪实美学理论起源于卢米埃尔兄弟（Auguste Lumière & Louis Lumière）的“原始写实主义”。由于技术局限，早期的电影拍摄只能将摄像机架在固定位置上，通过一个连续镜头拍下整个事件，让观者获得摄影机可以呈现事件完整性与真实感的心理预期，这种早期的无奈选择在此后成为一种拍摄风格。

（一）纪实与真实：作为一种美学观念的纪实理论

1922年，“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拍摄出《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被认为是电影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的纪录片。他的电影遵循“直接记录真实的生活现实，同时又能够创造性地利用现实”的原则，推动了纪录片的发展（蒋尧尧，2015：56）。起始于弗拉哈迪的观念和拍摄手法，强调对一段现实生活作时空统一连贯记录的风格，成为了后来纪实影片的经典类型。同时期，苏联电影理论家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提出了“真理电影”（kino-provada）主张，他的“电影眼睛”（kino-eye）理论的核心是将摄影机比作电影眼睛，并且认为其可信度高过人眼。区别于弗拉哈迪的“结果真实”，维尔托夫的纪录片以“素材真实”作为比叙事建构更免于挑战的合法性存在（李莹，2018）。受这一理论影响，30年代以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为代表的英国纪录片学派，承继了对不同时空真实画面按作者逻辑进行创造性组接的做法，格里尔逊首次提出纪录片（documentary）一词（Barsam，1976/1996：131），并主张记录电影的表现手法不仅是拍摄自然生活，更重要的是有力地记录主题的真实（范文德，2007：37）。到20世纪60年代，“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强调拍摄者要以一种“墙上的苍蝇”的方式观察捕捉现实，同时期的“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却不接受表面化的观察，强调在互动中摄像机才能捕捉、激发真实（王迟，2013）。纪实理念表达“真实”标准的历史演化背后是观念之争，争论的核心是无限接近客观真实的方法论，纪实性就是这类方法与观念的具象体现，其受到摄像机器性能和拍摄者观念的双重影响。而在纪实领域，视听的真实性（authenticity）（Barsam，1976/1996：123）通过纪实性来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举起了面向生活、表现普通人的旗帜，掀起再现美学的思潮。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将纪实美学上升到了电影本体论的高度，使其成为独立明确的美学体系。巴赞提倡艺术家的任务只是保留客体的外部完整性与原有的时空连续性。将生活完整地交给观众，而不应该将经验现实转换为抽象物，这反而破坏了电影的照相本性。他还认为只有长镜头才能兼具时空的连续性与内部组织的灵活性（范文德，2007：42-45）。从人类记录现实的技术诞生，早期电影被看作是现实的机械复制，随着电影工业技术的发展，蒙太奇“重构现实”的艺术创造力使得影像走上美学发展道路，长镜头学派对影像真实性的批判实际上掀起了历史上关于“视听真实性”问题的第一轮技术主义回潮。巴赞与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美学理论一起为当时的再现美学风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称为“纪实主义美学”理论，其被引入中国后，对我国电影、电视纪实主义美学影响深远。本文以巴赞的纪实美学为理论立场，认同客观上的事实真实是纪实的前提，纪实范畴内谈表达真实的底线是非虚构。纪实与真实相对关系的发展变化就是纪实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媒介技术环境下被反复征用以表征真实性的历史过程。

（二）纪实性与真实性：纪实美学理论的中国实践

纪实美学在中国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技术水平无法达到纪实随机即时记录还原生活的要求，轻便摄录一体摄像机的出现，是纪实形成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现实和观念并不倡导纪实主义的风格（何苏六，2002a）。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国电影界踏上了“电影就是电影”的本体觉醒之路，对巴赞纪实理论的宣扬，被中国化的接受为我们今日熟知的“长镜头”理论，深刻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我国几场重要的电影论争：从早期白景晟、张暖忻、李陀等学者围绕长镜头与蒙太奇的优劣探讨与辩证接受（齐伟，2014），到纪实理论与电影真实性关系的讨论，最终关于巴赞纪实理论的研究在学界积聚了一定范围的集体力量，形成了关于巴赞研究的权威话语。在实践领域，电影工作者积极参与了这一时期纪实美学的理论建构，张暖忻的《沙鸥》、郑洞天的《邻居》、吴贻弓《城南旧事》等作品，使观众开始关注画面美学（胡克，2008），为中国电影的变革扛起了“真实”这面艺术旗帜。巴赞纪实理论将写实主义这一当时的敏感话语转化成为一种电影美学，极大促进了“纪实美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发展（胡克，2008）。

20世纪90年代初期，纪实美学从电影领域向电视纪录片领域拓展，使其进一步被普通人所接受。这一时期，《望长城》《沙与海》《藏北人家》等一系列纪录片开启了电视屏幕的平民化时代。创作者追求原汁原味客观呈现的纪实原则，坚持长镜头、同期声的拍摄手法，反对强加编导的主观意图，充分展示生活的模糊性和多义性，让观众自己去体味和思考生活本身（周文，周兰，2014）。纪录片栏目也在国内各个电视台开始涌现，从政论专题片为主转向多元社会生活场域，掀起了一轮“纪实热”，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生活空间》即是典型代表。电视纪实栏目的真实，来源于见证、记录历史的权威性。由于长时间不间断地摄影和现场声录制的线性特征，用一种物质化的介质记录下了完整的现场信息，纪实性节目坚决排斥原始素材的虚构，达成了一种纪实等同于真实，再现现实创作观念层面上的认同（何苏六，2002a）。

纪实美学在中国的接受从电影理论生发，到纪录片确立，再到电视栏目的广泛传播，深深地影响了那一时代的视听创作，也建构了上世纪90年代电视观众的集体记忆。必须强调的是，80年代影视美学的转型与90年代电视语态的改变均是在社会逐渐开放下形成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加快，既扩大了纪实文化的影响力，同时社会环境的突变也让纪实栏目遭遇了无法适应市场运作机制，而从“创作式”艺术化“作品”开始走向“制造式”商业化“产品”的境况（何苏六，2002b）。但纪实理念沁润电视场域，由于电视触达最广大普通民众的大众媒介性质，形成了大众透过电视认识真实世界的惯性，从而使得电视工业对虚构与非虚构有了严格的分界线，严守真实成为非虚构领域一条重要的底线，完成了其阶段性历史任务。纪实手法呈现的原始影像状态和其背后指涉的影像真实属性的关系在中国观众心中得以确立。

（三）视听真实性与原生态：纪实美学与网络“原生态”文化的联结

新世纪多元文化背景之下，社会大众对传媒精英叙事的心理焦虑开始凸显，“原生态”作为一种应对商业化、市场化、现代化泛滥的旗帜被推至台前。“原生态”（original ecology，一种非物质文化存在的本真样貌）一词是从民俗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由于对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一种真实的本原）的诉求演变而来。民俗学范畴的“原生态”概念本身是本土文化建构的一种真实的、本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名词（刘晓春，2008），又因媒介的推广被其他领域所征用。随着2003年《云南映象》原生态舞剧和2006年中央电视台青歌赛原生态唱法的推广，社会大众广泛地接受了原生态文化（刘青，2015）。在互联网视听领域，普通网民对“原生态视频”的模糊认识，与民俗学原生态概念有所区别。网络场域的“原生态”口号，本质取向是视听真实，表象是一种草根的纪实手法，原生态是一种强调不加裁剪的真实记录、以最少过滤的方式表征生活本真面貌的旗帜性话语。

2005年前后，草根文化群体出现，开启了对主流文化与精英话语的文化冲击和话语解构。随着互联网去中心化公共空间的出现，从前隐身于主流话语之下的平民话语得以展开这场对抗精英叙事的集体运动。在网络视频兴起之初，用户由于缺少设备与拍摄技术，只能采用自然光效、实景拍摄、同期声、非职业演员，拍摄的内容也大多是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场景，技术局限导致这类作品大多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生活面貌，与早期纪实电影和后期巴赞纪实美学刻意追求的“照相本体”无意间形成了契合。虽然用DV拍摄上传的网络视频大多清晰度不高，观赏性较差，但其记录行为和事实本身的真实，呈现出来的是一幅鲜活的大众社会生活图景。这种原始的生产活力消解了影视制作的权力壁垒，记录行为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内容本身。互联网视听尝试构建起大众话语的合法地位，用“原生态”及原生态视频状态所带来的真实感践行一种有别于被主流精英话语控制的文化常态。因而，网络视频文本的内容取材和表达形式从一开始就与纪实风格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结，其对纪实性、“原生态”的声称被作为一种框架，成为互联网视听表达的天然底色。区别于专业机构纪实类节目的日益模式化，它以最质朴的真实状态展现魅力，在大众簇拥下最终形成一种声势，达成一种概念层面上的认同，使其作品占据市场，让民众对互联网原生态视频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信任。

二

从追求真实到制造“真实”

回望历史，在早期的互联网视听传播中，“原生态”作为一个追求更纯粹真实的概念被树立起来。当传播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大众传播精英的垄断被多元主体竞争的格局取代，UGC使大众在视听内容生产和传播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由此带来话语权力的解放。然而，当互联网视听传播的利益边界不断扩大，平台和资本开始深度卷入，在机构力量的主导下，“原生态”开始脱离民间个体获得话语权力的初始动机，而成为机构追逐利益的话语策略，追求真实开始走向制造“真实”。“旧神下台，新神登场”，历史进入了新一轮的复归与再出发。

（一）UGC日益工业化导致的异化：从“原生态”视频到泛纪实类视听内容

21世纪初，互联网杂糅了纪实美学追求的真实品格与“原生态文化”追求的原汁原味的“本真性”，以“原生态”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对抗媒体控制之下的表象真实。感应到社会心态的转变，国内互联网平台第一时间将非虚构的UGC视频作为发力点。2005年土豆网喊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的口号，鼓励和扶持草根原创视频，国外视频网YouTube打响了“表现你自己”（broadcast yourself）的口号，定位于视频分享服务，受到全球网民热捧。随后，国内各种服务模式的数百家视频网站如雨后春笋般爆发，2006年上线的优酷网，凭借着网站“快速播放，快速发布”的特点，成为互联网拍客的聚集地（张逸，贾金玺，2015）。随着拍摄工具的随身化和剪辑工具的简单化，个体的表达欲望被激发，用户视频叙事的能力也有了显著提升。这一时期人们的拍摄上传行为，更多的是一种个体渴望被世界看见的补偿心理（彭兰，2020：283-284）。在UGC内容日益增长的背景下，以UGC作为主营内容的视频平台却遭遇了版权纠纷和营收的双重压力。土豆网就曾在2008年暂时放弃UGC内容领域规避侵权风险。2011年后，随着影视版权费用的水涨船高与移动设备的普及，UGC再度回归主要商业视频网站的视野，优酷土豆等平台重新打磨UGC内容。有研究者指出，再度回归的UGC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质量较差、缺乏商业价值的用户内容，而是整合了UGC的原创理念、多元视角和专业化的视频制作推广的新业态（胡泳，张月朦，2016）。这一阶段的UGC脱离了早期的草根气质，呈现出专业化的PUGC走势；在此过程中，用户身份从单纯的使用者变成平台商业模式之下的一环，制作动机从早期的业余爱好变成包含商业目的的行为。尽管有研究者（Bolin，2021：268）认为UGC概念本身就是在生产技术与商业框架内形成的，但是从“原生态”这一旗帜性话语的立场出发，这一时期的用户生成内容已经脱离了对抗大众媒体单向传播结构的初衷。大量的传统广电、影视专业人士进入网络视频生产领域，制作权重归传统专业团队的手中。随着交互网络的形成，媒体文化产业开始有可能利用用户的活动，将他们的生产力纳入到工业化和利润驱动的生产轨道（Bolin，2021：277）。互联网视听平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优势，譬如拥有海量草根气质的原创内容，网络场域视角多元、选题灵活，可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表达等。但总体趋势是UGC的日益工业化，制作话语权从电视机构途经用户合力转移到了视频平台方，UGC最终成为一种创新资源被纳入专业制作环节。

在UGC内容生产日益工业化的同时，社会对非虚构内容、真实审美的心理需求仍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某种程度上成为平台等机构及附着于其上的个体实现商业利益的生产逻辑。近年来，用户生产的短视频内容呈现出细分赛道。“原生态”视频也从早期的用纪实手法表达真实生活，分化为“原生态文化”内容赛道和以纪实表象的原生态状态掩盖虚构内核的泛纪实内容生产：大众广泛接受的原生态文化类视频是一种民俗或乡村生活展演，重回对原始神秘仪式、稀缺自然美的追求，指向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性、异质性的文化张力；而受纪实理念与原生态视频影响，广义的非虚构网络视频则发展成了泛纪实内容的多种形态，纪录的视听形态由于制作权的开放而得到了过于广泛多样的创新，正如康纳（John Corner）（2002）描述“从纪录片到视听记录文本（audiovisual documentation）”的转变过程一样。其他类型的内容广泛地借用“纪实”的外观，使得识别“原生态”视频变得复杂。原有的“原汁原味的生活本来面貌”的审美价值正在弱化，用户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在新的事实性生产的过程中，表演人格的加入往往会对严肃的纪实修辞产生破坏。正是基于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真实呈现的多元表达，从前在机构控制之下一元化的纪实文化有了一个从建构到解构再重构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呈现诠释了互联网场域对纪实美学的当代发展，当然也混杂了机构控制、商业利益的介入与促动。我们试图通过重新考虑泛纪实内容的要素，以便更清楚地描绘当前实践转变的性质。

（二）体验“真实感”：私人视觉、在场感与共情

当前，UGC短视频业已成为全体网民记录生活与表达自我的主流样态。广义的纪实类产品占据着UGC最大的份额，具备记录和表现现实、凸显下沉风格、互动社交属性、情感性与PGC协同生产的特性（宋锦燕，李立，2019）。互联网纪实文化出现了从追求真实到追求“真实感”的转变。

2012年，YouTube创始人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则个人独白视频，随后这类分享生活与主观意见、强调个体叙事又保留社交属性的Vlog在海外视频网站上走红，并在国内类似平台上受到追捧。Vlog区别于其他纪实短视频的“真实感”在于，创作者公开暴露的往往是私人空间，后台影像满足了用户窥视他人隐私的心理，产生一种进入后台的真实感。遗憾的是，研究者通过分析Vlog的生产过程指出，创作者总是从一开始就会纳入对于用户观看感受和后期效果的考量，在拟剧心理指导下的内容生产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现实幻象，从而将个人生活转变成了镜头场景，消解了生活原本的意义，日常生活在这样的“真实”呈现下，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被景观化了（高珅，2020）。

此外，在场感的营造也是打造“真实感”的重要手段。当前发布个人纪实影像、家庭影像、日常生活片段的平台往往具备社交属性，而创作者与观看者通过留言、回复等互动加深文本呈现的现实感和现实世界交往的真实感。一些纪实类短视频以呈现社会交往中人与人的互动情境为线索，拍摄者与被摄者的主客观身份在交往互动中被打破了，拍摄者也成为了事件参与者，从而加深了在场感。以拍摄为契机的社会交往，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动态建构的事件真实和关系真实。观众体验真实的路径还来源于拍摄者对镜头表达的画面，区别于观影暗合的窥视心理机制，普通用户由于缺乏缝合叙事的专业能力，当画面趋于平淡时就会采用出镜的方式完成完整叙事，在“我对你说”的虚拟互动下，拍摄主体内心真实的曝光会激发出观众对深层真实的感知（梁君健，孙虹，2021）。

对数字时代纪实内容的相关研究表明，平民化的叙事主体往往依赖共情实现对用户的吸引。为了拉近叙事者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距离，叙事的视角多以第一人称展开，形成一种主客体间的强情感连接（常江，2020）。在各类短视频平台，我们能看到大量人为策划、编剧事件伪装成社会新闻传播，涉及的题材广泛，借用民众的爱心、同情心引发情感共鸣。创作者通过提炼一个高度微观具体的生活场景，以直白的视觉符号营造出对同类社会现象的心理认同以直指真实。此类情况下，虽然事件是人为虚构的，但是由于观者的情感体验是真实的，往往会引发分享行为，甚至激发舆论。此外，纪实类短视频往往选取的是聚集了高度情感浓度的素材，通过截取部分具有共情价值的瞬间将观看者拽入视频内与被摄者同“屏”共振。当同类型的视听内容越来越多，人们日渐习惯于倍速的叙事节奏和紧凑的情感冲击，网络世界建构出一幅独特的“真实”图景，最终也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社会真实事件的感知。

（三）定义“真实”：平台算法与景观生产对视听传播真实性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视听平台的壮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技术悲观视角出发，开始重新审视和批判UGC网络视频的真实性。有研究者认为，虽然UGC在早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平民赋权，但是普通用户使用简单技术制作的带有强烈原生态气息的视频内容，本质上是一场“虚假参与”，是文化工业逻辑下的机械复制（张慧喆，2019）。

部分短视频生产者依附于新媒体平台获得经济收益，媒介化生存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异化现象，UGC通过参与平台发起的各类“命题作业”（热门话题）迎合平台内容定位与臆测受众趣味使自己变得可见。自媒体用户遵循媒介逻辑安排工作生活，媒介逻辑同时也影响着交流与传播的社会形式，成为影响短视频生产者社会实践的一种结构性力量（秦朝森，梁淑莹，2021）。为了让观者更快地进入场景、达成共情、驱动反馈，短视频表达只有抓住社会焦点、拥有强戏剧冲突，才能收获用户、流量、关注度实现迅速变现，为自己及平台带来经济效益。这种根植于商业逻辑流量变现的思维，导致大量视频创作者在名利双重驱动下以虚构内容“赚”取流量。草根文化的革命意义，在资本与技术的角力下被现实异化，审查与收编仍然是UGC时代的重要特征（吕鹏，2017）。在资本与技术的推动下，平台借由对UGC的驱使建立了一套关于“客观真实”的生产机制，影响着社会对“何为真实”的感知，形塑了表达真实的总体概念（梁君健，孙虹，2021）。

短视频与电商的结合更是将生活分享变成了商品广告，进一步模糊了网络视频影像虚实之间的边界线。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指出，视觉传播中的虚假因素和现实社会的真实元素互相结合，将造成视觉传播的真实性危机（王梅芳，刘华鱼，2017）。基于对真实感的追求，部分视频制作者提炼、制造出一种具备真实要素的景象，被制造出来的景象通过平台的反复推广在互联网场域被常识化，使受众以为这就是客观真实，混淆了网络世界与真实世界。平台方通过对景观的生产，实现了对真实的定义和用户真实感体验的统治。“景观社会提供的视觉传播化的统治，本身具有同义反复的隐喻性质，即视觉传播内容及其营造的景观形象以休闲、娱乐和消费方式取悦受众同时，潜移默化中也导致景观受众的反思性和批判力丧失。”（王梅芳，刘华鱼，2017）平台媒介运作的底层逻辑篡改了观众“看”的过程，定义了观众“看到”的“真实”景象。纪实与非纪实边界的消融，使得纪实影像不再需要通过拟像真实生活，只需要通过“真实感模型”来生产真实即可。这种大规模的类型化生产持续浸润现实生活与大众想象，平台媒体不再是意义生产者，而是引发“内爆”的场所，使“超真实”成为现实。从前用以攻克精英话语统治的“原生态”文化旗帜，最后在多方角力下异化为其原本反对的对象。

三

对视听传播“真实性”问题的再反思

视觉化时代，视听信息在社会舆论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影响着人们对世界形貌的判断，所以对视听真实性问题的探讨尤为重要。真实是一个复杂的哲学命题，新闻传播活动也存在哲学层面上的存在论的真实、认识论的真实与实践活动的真实（杨保军，2016：6）。首先，从纪实文化视角梳理“原生态”背后关涉的“真实性”问题，应该是指再现真实，存在论上的事实真实，指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虽然，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对“真实感”的确信，形成了对“事实的真实”的修补与完善，然而事实的真实仍是衡量真实性的标准（李唯嘉，2020）。要反对出于商业目的塑造真实感，更遑论捏造事实。其次，人们对真实的感知往往来源于媒介对真实的再现，传播者能否将认识论的真实呈现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即实践活动的真实。“原生态”地再现事实在数字化时代何以保真？杨保军等（2023）从媒介物质性角度重新审视真实问题，认为数字化环境深度合成技术产生的文本使原生符号系统从物质性载体上剥离，在此之下呈现出生产主体操纵篡改文本能力的增强。在数字时代已经成功的上演了“真实的体验”甚至需要使用数字媒体（Kansteiner，2018：119）。数字技术的无处不在强化了人们对于真实的渴望和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坚持技术使用伦理与加强技术治理之外，更需要通过规范概念边界、约束生产主体、监管传播途径、提高受众媒介素养等措施谨防数字化对确定性的解构，各环节都需要在现有数字环境下重新结构自身机制，谨慎地使用开放性。

（一）重构“真实性”问题边界：创作者文化与平台技术反制的双轨治理

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2018：3）在研究中指出，现阶段关于真实的种种辩论走向“元”倾向的传播，即处于传播链底层的受众开始挑战真实的权威，连长期以职业规范维持身份合法性的记者都会由于机构内劳资关系恶化、受众类型细分等数字时代的新情况导致观念转变，主动模糊真实边界，以达成具有最大影响力的真实（白红义，王嘉怡，2022）。所以，重建围绕真实性问题的边界意识，对视听生产传播的规范与价值判断，为人们感知、形塑外部世界提供可被信任的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数字平台与通信技术的非中立性质被广泛认识，平台基础设施反映着开发者与拥有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立场，科技巨头通过信息规制与技术断连控制着数字空间的流动性，直接影响到现实社会的舆论格局与权力结构（王沛楠，史安斌，2023）。在追溯“原生态”异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平台规则深刻影响着新媒体环境下的生产实践，平台作为超级媒介在一定程度上组织和建构着社会认知。要有效规范创作者生产，平台方作为内容生产背后的隐形权力主体，应该被纳入到多方协同阵营之中，重启机制力量便成为需要被探讨的问题。

在全新数字化格局之下，平台要厘清自身在内容审核与技术创新方面的社会责任，重新在内容生产、推荐分发等各环节评估平台政策对社会公共价值的引导意义。作为内容盈利的受益者与影响现实社会的行动者，要应对视听内容生产背后的信任危机，平台作为关键角色无法回避，从制度上针对“视听真实”这一核心概念的使用就需要建立更为专业的标准，从算法设计环节融入引导UGC区分真实与虚构影像的价值理念，帮助创作者形塑边界意识，对真实内容与虚构内容的标记应该投入不同程度的平台注意义务，通过建立协同MCN等中介机构、法治部门处理虚假视频的应对机制，将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办法更新到平台人机协同过滤的技术审查中，以提升应对当下规模化虚假内容生产的效率。

此外，推进虚假内容标签治理与信息溯源的应用也是被印证有效的技术手段。标签治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平台对用户标签（hashtag）混用行为的规范意识建立与问题管理，另一方面是标签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工具在规范内容生态中的应用。标签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基础功能，目前国内各大平台均避免对用户使用进行平台限制，用户实际上可以随意为自己的作品贴上与其内容完全不相符的标签。

这一行为可能导致普通用户基于对热门标签可以扩大内容可见度和声量的社会性算法知识的附庸，在无意识中参与了混淆分类，产生无异于“标签劫持”的行为（Jackson & Foucault，2015）。此外，标签亦是一种技术手段与工具，出于网络清朗目的，有关部门可以在充分考虑公众权益的前提下，以“标签”作为技术工具对恶意营销“原生态”“非虚构”等损害公共利益的内容，以账号降级、贴标、可见度审查的多元途径提示用户注意甄别，以免干扰正常的内容生态。信息溯源也是防范主观故意造假，传播虚假视听内容的有效手段。研究者认为，区块链等技术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可以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可验证、可溯源、可信任的数字信用系统，用于智能鉴别发布者身份（陈维龙，张静，肖余春，2022）。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机器可以充当“数字把关人”角色开展常态化检测，协助平台方、政府部门自动检索网络信源开展事实核查，通过主动检索、识别、过滤虚假信息，评估文章真实性以防止公共空间被侵蚀。

（二）审美复归：纪实美学社会意义的再认识

通过平台协同规制与技术反制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短视频平台中用户生成内容技术性造假的偏向，要进一步解决虚实边界消融导致的信任困境，除重建有关“真实性”相关系列概念的边界意识外，也要帮助内容创作者、消费者提升媒介素养，重新认识纪实美学的社会意义，达成视听消费的审美复归。

追溯纪实美学在中国理论化与实践化的过程，始终逃不开以真实为美的线索，这一种美学思潮历经丰富的影视实践建构了国人的文化记忆，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社会各阶段对“真实”的消费需求，纪实文化在电视领域的内化形塑了大众经由视听获取、补充社会性知识的消费习惯。互联网环境下，历经媒介场域转换，假饰的“真实感”与被定义的“真实”概念破坏了纪实文化的美学价值。纪实美学对真实的审美有多重维度，纪实内容怀抱着有意义呈现的隐喻冲破了人们的认知与思维惯性，使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美被发现。创作者洞察或捕捉到生活中蕴藏的“奇特”与“情节”，打破了纪实艺术与斑驳生活中的隔阂，无限接近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境界。无论是专业的纪录片还是现今观众的随手拍，都有揭露真相、使人直面现实的力量。网络视听传播中的原生态记录以并不完美的画面状态使观众产生陌生化的心理感受，激发人内心深处的同情与批判思考，从而转化为一种审美经验。但这种不完美的体验在对感官刺激的追求和“真实”的幻象中往往成为博取流量的手段，从而导致审美价值的肤浅化与平庸，是泛娱乐对崇高的拒斥与拆解。而对真实美的审美，是通过对真实的呈现，使社会大众获得对事情全貌的了解与深切体悟，从而触达纪实的深刻性，完成它作为影像文本的理性意识之美。即使对真实的呈现永远只是“生活的渐近线”，伴随着对本体的梳理与误读，但抛弃了对“本真性”的追求，满足于对“真实感”的营造，却终将与纪实文化复现生活灵韵、诗情与哲思的美学意义渐行渐远。

四

结语

互联网视听时代的到来，推翻了电视时代既有的生产流程和审查标准，参与式文化使得话语权分散，原有电视工业严密的流程被平台审查和使用者连结取代，多元路径使得生产标准改变，继而演变成互联网行业的常规操作，由民间话语力量推动形成事实性力量后反推影响到专业领域生产，改变了过往许多奉为圭臬的行业标准，催生出许多的伦理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深伪、虚拟现实等技术在视听内容生产中的应用，真实性问题未来还会被带到不同的话题场域持续讨论。但是，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技术的进步，而在于文化流变过程中对表征真实的系列概念的异化。所以，对于非虚构与虚构边界消融这一现象的讨论，探究其概念异化、规则突破背后的动因，对于未来在更为复杂的技术话语下讨论有关真实性问题的新现象亦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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