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阿明 | 文官的KPI，如何影响明代政治和王朝命运？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君主居于权力核心，分官设职，任贤举能。通过中央至地方的一整套行政建制，使人与官、职相互配合，使权力系统按照科层制精神严密组织和有效运转。要维持王朝庞大的官僚机构高效运转，需要一套完善的官僚管理制度。考核制度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选举制度、监察制度等官员管理制度密切配合，在官僚政治中起着重要的管理作用。

明代文官考核制度近承元制，参稽周官，综兼往代，是中国古代考核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明代在继承历朝历代考课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发展，创设一套独立的考察制度机制，别具特色。

澄清吏治：明代文官考核与官僚政治

黄阿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8月

《澄清吏治：明代文官考核与官僚政治》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了明代文官考核制度，包括考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内外官考满和考察制度的运作、考满与铨选任用、免考及免考制度的形成、考核费用以及考核与党派斗争等问题。对明代文官考核制度系统、细致的研究，可以为后世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

在下文中，作者剖析了明代文官考核制度如何基于选贤任能、澄清吏治的理想而建立，以及文官考核与派系斗争的历史。考察了考核制度运行中的派系斗争，是如何深刻影响到明朝人事关系、政局和政治生态环境，乃至王朝命运。

明朝继承元代考课制度，并不断对其进行改造，建立考满制度。考满，计官员个人历俸月日，三年一考，六年次考，九年三考，完成一个通考周期。在考满制建立的过程中，逐渐确定考满对象、依据、标准和等第，并将考满与散阶、诰敕、荫叙等制度挂钩，实行推恩制度，配合考满制度运行。同时，兼综往代，远绍周官，注重对官员道德操守、身体健康状况等的考察，在朝觐和考察实践基础上，建立地方官员三年一次朝觐考察制度。

建文、永乐降至明代中期，考满制不断发展、调整与补充。在繁简则例、考满职官范围、给由规定、考期以及考核方式与考核等第，尤其是考满给由历算办法、给由附加条件、给由规制、考满逾期等重要方面进行完善。并且，进一步明确了文官考满与诰敕制度、荫叙制度适用的对象、范围和条件。朝觐考察，在运行中形成一套稳定的制度机制与程序，自成体系。令人瞩目的是，京察制度的创立，成为明代独具特色的制度之一。稳定的“八目四科”的运用，标志着明代考察制的成熟与定制。

考满制与考察制不断补充、调整与完善，至万历初年形成一套有机结合的文官考核制度，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明代内外官满足考满条件，才能申请考满给由。大致以四品作为分界，将两京各衙及部分近侍衙门文职官员从制度上划分为例不考核官与例应考核官两类。例不考核官考满，取自上裁；例应考核官考满，由吏部考核，黜陟升降最终亦取自上裁。考满时，二者考核程序差别显著。例应考核官考满，经本衙堂考、院考、吏部堂考三考，完成考满。例不考核官考满，则无需赴院考核，只要赴部堂考即可。院考与吏部堂考，例有一套繁琐的考核仪式。两类京官考满程序的差异，充分体现出明代考满宽于高级官员和近侍官而严于中低级官员的制度特征。

在外地方官围绕“六事”施政和考核。明代中期以来，赋税考成被不断强调，渐呈独重之势。地方官每届任满之际，以“六事”为中心，攒造事迹、功业、须知簿册，缴呈荐剡之辞，申请考满给由。其中赋税考成与有无荐剡占据支配地位，决定着任满官员能否申请考满给由。在考核阶段，考满官相先后受合干布按二司、守备、巡差御史系统官员乃至相关部寺差官考核，由低而高，层层递考，逐一填注考语，再由抚、按官覆考。而后，考满官领凭，亲赍或差人赍缴考满牌册，赴部考核。这样从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由州县到吏部，内外并行，层层考核，完成一个考满。

内外官考满，根据铨选通例，以定黜陟转降。在考称铨选任用时，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内外官的升迁方式和途径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尤其是保留制盛行以后，地方官考满本地留用现象日益普遍，出现严重的“内卷化”趋势，揭示出考满与铨选具有“变”与“不变”的特征。只有考满称职的官员，才有资格享受朝廷赐予的封赠、诰敕、荫叙等推恩之典。

明中后期三品文官常服坐像

当然，在考满中，也存在地方官员伪造信息、畏避考满、给由违限等违制现象，使考满表现出多元化面相。重资格，又不拘于资格，是明朝选拔人才和任用官员的根本理想。强调资格，必然拘于考满与铨选通例，而沦于僵化和形式化。久任制出现以后，考满的工具性作用下降，削弱了考满制的功能。然而，考满领域引入荐举法，不拘资格，产生骤迁现象，造成官僚体制加速运转，破坏久任之法。内外官为谋求骤迁，夤缘请托，公然贿赂，侵蚀政治生态环境，隳坏规章制度，导致考满制度与铨选制度败坏。无论是久任还是骤迁，对于考满制度而言都是破坏力量，起着瓦解考满机制的作 用。以考满为中心，如何把握重资格与不拘资格、久任与骤迁二者之间的尺度，是明代政治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议题，然而却始终难得其解。

在长期的实践中，明代建立起一套内外官考察的精密制度机制。这一机制，由监控系统科道的常规纠劾、察前例劾、闰察、考察和拾遗构成。

明代台谏的常规纠劾、察前例劾，为举行三、六年考察大计进行了先期扫除与清道工作，大大减轻了察典考核的繁重任务和工作量。京察，包括奏请察期、考察、察处和拾遗四个部分。四品以上堂上官以及翰林院掌院采取自陈考察，取自上裁。自陈考察虽具有一定的形式化，但实际上背后蕴含着一个正人先正己、察人先自查，以示考察公正不私的基本理念。自陈考察并非是形式化的举措，它是淘汰老疾、不职大臣，实现朝臣更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五品以下文职官员的考察，由堂考和堂审构成。堂考的考语与吏部、都察院的访察是堂审的基础，堂审与会考虽然是在一天内全部完成，但是历次京察皆会如例黜退降调两京一批官员，而且正统降至嘉靖时期考察黜退降调京官人数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这充分说明京察并非是走过场的行为。

外官考察，由不定期的闰察和定期的朝觐考察构成。闰察与朝觐考察并行，形成考察外官的“双轨”体制。这一体制，直到万历十三年闰察退出明代政治领域，宣告结束。

基于治政在于得人、得人在于考察这一基本理念和认识，明代君臣极其重视地方官吏的铨选与考察，精心设计了一套考察地方官吏的朝觐制度，包括觐前准备、起程赴京、朝觐、考察、察处和拾遗六个部分。这一机制，大致形成于弘治时期。从制度程序与运行过程来看，朝觐考察的前期准备工作远超过朝觐堂考。前期准备工作，可分为常规考核和觐前准备两部分。常规考核，包括布、按二司每年常规考核和抚按官开报贤否册。常规考核是觐前准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堂考是朝觐考察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只有短短的8天时间，具有一定的仪式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朝觐考察的形式 化。明代的朝觐考察历史与历届察处地方官员的数据表明，朝觐考察决不是一个考察仪式，而是真正具有罢黜不职不称，促进明代官僚集团内部“血液”更新与循环功能的一套考核地方官吏的制度和机制，上至布按司官，下至州县佐贰，无不在察处范围，对澄清明代地方吏治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明代内外官的考察，是一个五重结构的考察机制，有一套十分精密的制度设计。巡按御史回道考察，使明代的考察制度尽乎完备，将整个官僚集团全部成员纳入考察范畴。

毋庸讳言，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朝觐考察亦存在种种弊端，如科敛害民、通同作弊、馈遗贿赂、虚应故事等等，但这并不能归咎于朝觐考察制度本身。

《杏园雅集图》（局部），描摹明英宗时期多位朝廷重臣相聚的场面

明代文官考核制度，是基于选贤任能、澄清吏治的理想而建立，考核与管理内外官员的一套机制。在建立与设置制度之初，明代最高统治者并没有将免考的问题考虑进来。但是，随着考核制度的实施与运行，免考的问题开始成为明代文官考核制度领域内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考满关乎官员个体仕途命运，一般不会缺席考满。然而，因为某些特殊情况的出现，明廷准许地方官不必赴京考满，甚至不参加考满。永乐十四年免贵州布政司赴京考满，开明代考满免考先例。后由于镇守地方或边境防务需要，又准地方官免于赴京考满。这一时期的免考满，具有零星的、分散的特点。成化以后，灾害频发，盗贼窃发，虏寇犯境。为筹备赈济积谷、措置粮草、调兵征剿粮储等，明廷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特准考满官员暂留，免于赴京考满，应对地方事务；另一方面广开捐纳免考例。捐纳免考，从零星使用到普遍行用，再到量酌品级、地里定与纳米则例，渐成制度化措施。

嘉靖十五年，确定免于赴京考满制度，允许遇地方有事，考满官员免于赴京考核给由，听从抚按官考核，就地复职，只需差人赍缴牌册。除各省方面、府佐官外，地方方面、州县正官及边官管粮与管漕河府佐官员，皆在免考范围。

明代确立朝觐考察制度之初，除云南布政司暂时免于朝觐考察外，其他各省直必须三年一朝觐考察。入明中叶，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不断深化，国家对社会控制出现式微态势。朝觐考察制度运行发生“越轨”和失范，自景泰年间开始各地方官吏奏请免朝觐的现象渐多，降至成化、嘉靖时期奏请免觐臻至一个高峰时期，在百余年的时间奏请免觐达到146 起之多。免觐考察，从特例到普遍存在、从事实到惯例，自下而上形成一套奏请程序，衍生出免觐制度。

免于赴京考满制度与免觐制度，构成明代文官考核制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免考现象的大量存在，无疑削弱了明代文官考核制度的功能和作用，有悖于制度设计初衷和本意，但却降低了考核制度运行的成本。

明初建立文官考核制度，没有从制度上对地方官员考满费用做出安排，只对朝觐路费给予钞锭补贴。随着大明宝钞的恶性贬值，洪武时期规定的朝觐路费补贴变得微乎其微，地方官吏只得另辟途径筹措朝觐费用。

大概从成化、弘治时期开始，地方官员考满与朝觐考察费用被纳入地方财政加以解决。就现存地方志记载来看，嘉靖以前地方官考满费用情况记载甚少，难得其详，而朝觐路费与朝觐造册、祭祀、公宴等费用在地方财政化的过程中演化路径颇有不同。朝觐造册、祭祀、公宴等费用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地方行政公费，纳入里甲均徭领域，征收银两，呈现“役银化”特征，而朝觐路费在进入地方财政领域后或从徭银、里甲银，或从库银、赃罚银，或从羡余银中支给，筹措方式呈多途化特征。

嘉靖以后，地方官考满时攥造牌册、造册工食、公宴、祭祀、路费等费用都是从地方财政中供给，尤其是一条鞭法改革以后，主要是编入徭役中的里甲银项下进行征收与开支。隆庆定例颁布以后，朝觐路费与朝觐造册、祭祀、公宴等费用出现一并编派徭役里甲的趋势，成为地方财政收支固定项目，实现量化管理，但各地编派方式各不相同，千差万别。总的来说，地方官考满费用、朝觐经费的演变过程与明代中期以来各地赋役制度改革的进程大体一致。

在赋役改革继续深化的趋势下，一些地方开始裁革徭里用费，将朝觐经费转至官库收入中的赃罚银下支给。明季为筹措军费军饷，各省直朝觐经费被再三大幅度裁扣上解，以充军饷。

不论是考满还是考察，注定官僚集团内部一部分成员升迁官职，而另一部分成员降职，甚至被罢免。每一次考核，意味着对官员人事进行一次新的调整与安排。究其根本，其实就是对有限的政治资源和利益进行重新再分配。从理性的“政治人”的立场出发，任何一位官员都不甘愿在考核中被淘汰，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结成关系网络，形成派系势力。在考核中，为了获得政治资源和谋取利益，各种派系势力而展开激烈的争夺与冲突，其间甚至掺杂着个人的恩怨纠葛。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充分展现了明代官员考核中各种派系势力为争夺政治资源和利益而展开残酷的、无情的甚至是卑鄙的斗争，成为明代历史上最为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党争。考核制度运行中的派系斗争，深刻影响到明朝人事关系、政局和政治生态环境，乃至王朝命运。

殷鉴不远，明代的文官考核与派系斗争的历史，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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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明代文官考核制度近承元制，参稽周官，综兼往代，是中国古代考核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明代在继承历朝历代考课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发展，创设一套独立的考察制度机制，别具特色。

本书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了明代文官考核制度，包括考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内外官考满和考察制度的运作、考满与铨选任用、免考及免考制度的形成、考核费用以及考核与党派斗争等问题。书中对明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里的一些老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并提供了不少细节，丰富了明代文官考核制度的历史图景，对该问题走向更深入的领域做出了一定的推进工作。

传统政治制度文化与今天的政治制度文化存在继承与发展、扬弃与改造的关系，密不可分。考核制度是国家管理官员的重要手段和机制，是整个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明代文官考核制度系统、细致的研究，可以为后世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

作者简介：

黄阿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在《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整理、出版著作《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