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传统“中国辩证法”与阴阳五行的思想观念

作者：李泽厚（哲学家）

李泽厚（1930年6月13日—2021年11月2日）湖南宁乡人，中国哲学家。生前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著有《美的历程》《美的哲学》《走我自己的路》《我的哲学提纲》《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论语今读》等。

一、中国辩证法来自兵家：行动第一

总的来说，中国人对“阴阳五行”还是比较熟悉的。到现在为止，中医还是讲阴阳五行，无论是理论也好，还是运用也好，仍然是阴阳五行这一套。更不要说看相啊、算命啊、占卜啊、看风水啊，还是要讲阴阳五行。但阴阳五行非常复杂，到底是怎么回事。

比如阴阳五行怎么样相生相克啊，这些理论也很多了。还有阴阳与五行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书经》里面就有了，有的说是在《管子》里面就有体现，但更多人说是邹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这叫阴阳家。这里不想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是非常专门的课目。

我主要还是想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点来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对中国人的生活也好、思想也好、情感也好、价值观念也好，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所谓辩证法、所谓宇宙观、所谓认识论，这些词都是外来的嘛，到底有些什么特点，我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看阴阳五行是怎么回事。

李泽厚草稿五行生克图（英文）

首先看看阴阳。阴阳是怎么来的，说法就很多，有七八种吧。类别大概地分一下，我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观察外界事物中间得出来的阴阳观念，有的人说，阴阳是来自男女，男女当然很不相同，有的人说是来自昼夜，白天跟晚上，有的人说是来自天地，因为古书上说过，“天地生阴阳”，这是两个东西，还有说是来自日月，现在还把日叫太阳嘛，把月叫太阴嘛。这些说法比较普通、比较流行，是从外界观察得来的。

另外一种说法比较不大受到注意，但我很看重，就是把阴阳看成是来自人的活动中间的一些东西。有的人说农业社会要注意阳坡与阴坡，就是阳光照晒得到的向阳一面和晒不到的背阴一面。还有我记得以前有外国学者写的，阴阳来自铸造青铜器，器物上面凸出来的一面与凹进去的一面，这也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最近一位年轻的学者，其实也不年轻了，一位中年学者吧，李零写的一本书，强调阴阳来自占卜，占的是阴卦还是阳卦，这也是一种说法。

还有我自己比较倾向的一种说法，阴阳来自巫术活动中间的静止与运动的两种形态、状态的不同。这些说法就很多了，我们今天也不是要研究这些说法哪一种更有道理。但我为什么注重后面这种说法呢，我认为阴阳是在人的活动中间的状态所形成的。特别是占卜，占卜很明显，现在庙里都还有，卜出来是阴卦还是阳卦。“《易》以道阴阳”嘛。

我们读四书五经，五经以《易经》为首，《易经》里面就是讲阴阳，乾卦坤卦，乾三连坤六断，一个阳卦一个阴卦。但这个《易经》又是怎么回事？这又是个专门题目。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又有不同说法。《易经》本来是儒家的，但是儒家好像没有阴阳这种观念，《论语》里就没有讲过阴阳，《孟子》也没有讲过。一些人认为这观念应该来自道家。

辩证法这个词，就是从英文的dialectics翻译过来的，中国古代没有辩证法这个词，但中医里面有辩证论治。辩证法是讲矛盾的，而所谓中国辩证法就讲阴阳，但阴阳观念在儒家经典里比较少。Hegel写哲学史的时候很看不起孔子，说孔子讲的那些只不过是些处世哲学，做人的道理，而把老子提得很高，因为老子有辩证法。

老子，大家都知道，一讲辩证法，《老子》是最多的。中文的典籍翻译成外文的，至少翻译成英文的，《老子》是最多的，几十种译本，老子的辩证法是很出名的。这又牵涉到更多的问题了，《老子》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老子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又是个大问题了。前两年在湖北郭店挖出一批最早的竹简里面，也有一部分《老子》，这个竹简《老子》跟现在的通行本《老子》很不一样，少了很多，有些观念也很不一样。

包括跟儒家的关系就很不一样，一般都是讲老子是反儒家的，但从竹简来看，老子并不见得反儒家，跟儒家观念倒有很一致的地方。但这些我们今天也没时间谈。问题是《老子》这本书看来也是很复杂的，那些辩证观念又是怎么来的，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老子》辩证法是来自兵家，至少是与兵家有关系。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

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持这种看法了，唐代就有人以军事家的眼光来读《老子》，也写过专书。宋代的苏辙，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清末的章太炎，都讲过老子是讲兵的。毛泽东也讲过《老子》是一部兵书，“文革”时传出这句话的，但他也没讲为什么说《老子》是兵书，那时还有人就此做了些文章。我想大概是因为毛泽东是带兵打仗的人，他从《老子》里面学到些用兵的东西。《老子》里面的确有讲兵的，《老子》讲“善战者不怒”，会打仗的人不发脾气，因为打仗是不能发脾气的，打仗必须非常冷静地处理问题，打仗如果凭情绪用事，那肯定打败。而《孙子兵法》也是这种主张，现在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比《老子》还早了，《孙子兵法》一开头就讲，打仗是生死存亡之事，千万不能情感用事，既不能迷信鬼神，也不能情感用事，必须非常冷静地来处理这些事情。这跟《老子》讲的就非常符合了。

《老子》还有很多讲兵的东西，有人讲《老子》不仅仅是讲兵，而且把兵提升了一层，把政治、历史经验都包括进去了。因为老子是史官，他是观生死存亡之道，概括了很多历史经验。所以有人说《老子》这本书是讲权术的，我觉得毛泽东在这方面得益不少。经常我们讲“大智若愚”，非常聪明的人装得像个傻人一样，“大巧若拙”，非常灵巧的人装得像个笨手一样，为什么呢，俗话说是装蒜。为什么要装蒜，就是为了要保存自己、打倒别人，这还是来自于兵家的基本观念。

所以我讲中国的辩证法，老子对待事物的两个方面，他不是静观，观察，而是在行动中间的，为了运用，为了实际作用而去讲这些的。所以中国的辩证法一开始就跟西方的dialectics不同，古希腊哲学是在讨论当中发生辩论的时候，发现对方的矛盾，指出对方的问题所在，比如柏拉图那些对话录里所展示的。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不是在辩论中间发现思维上的矛盾，而是讲实践中间的矛盾，也不是黑格尔那种辩证法，把历史作为一个过程，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国也不是这样。中国完全不是那种思辨的，不是概念的，不是那种辩证法，中国的辩证法完全是为了实用的，为了实际的，很强调人的主动能量的这样一种辩证法。这就是《老子》与兵家的辩证法。

二、阴阳五行与后现代

中国的阴阳五行，看起来没有什么道理，但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完全是意识的，有些是下意识的。现在就碰到问题了，现代化来了之后，这些东西怎么办，当然有很多矛盾冲突了。表层的比较好解决，就是不科学，所以除了中医以外，阴阳五行退出了其他的领域，都用自然科学来解决，不需要阴阳五行了。这些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它讲这个循环论，现在讲的是进化论，中国人对这个也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中国人是乐观的，所以讲螺旋式的上升，螺旋还是圆的嘛。

在中国只要是合理的、适用的，就容易接受，进化论在中国接受起来比在美国一些地方还容易。美国有些州还禁止讲进化论，上帝造人，怎么能是猴子变来的呢。但在中国这不成问题，很合理，中国恰恰是讲经验的合理性，没有先验的、绝对的观念。当然比较难的是“个人”，因为在这个系统里面是没有“个人”的，中国没有“个人”，因为都在这个大系统里面，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

人就是在社会里面尽义务，人人都是家庭里的一分子，是某个团体的某个分子，这与现代的个人主义，与现代以个人为单位的观念，是非常冲突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不知道。西方现在不是有社群主义嘛，认为没有原子式的个人嘛，没有自由主义讲的那种个人，的确把所有关系脱掉以后，那样的个人是什么呢，也的确不存在。但现在讲个人，的确是以自己的这一个体为基础，个体的生命、各层次需要、个性，都是不一样的。

怎么样把个人的潜能发挥充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个人离开了社会关系，这样的个人是怎么样的，也不清楚。这个问题怎么样获得解决？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这些观念倒是可以跟后现代某些观念接头，后现代反对绝对性、必然性，反对一元，也反对二分，讲究混沌，跟中国这种灵活性、强调经验的合理性、多元的适用性有接近和类似的地方，中国传统这些资源，跟现代、后现代的冲突与有否可以结合的方面，这是值得研究的。正如Hegel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三合一类似，我这里讲的宇宙观也正是中国人传统的认识论。今天讲的这些都是非常粗浅的想法。

上次的演讲，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够，今天我就少讲一点，多给大家一些时间，大家提些问题，然后我们再交流。

三、对 话 录

提问者一：我听完李先生的讲座，很受启发，我想问一些问题。现在在西方的汉学界里面，有一些汉学家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和中国文学思想的时候，喜欢跟阴阳五行联系起来讨论，比如说，以前有浦安迪研究《红楼梦》里的原型，就根据阴阳五行提出一些原则，我最新读过的一篇文章，叶维廉的，从metaphor这个词来比较中西文学，认为西方的metaphor与中国的“比”完全不一样。西方metaphor的本体和喻体，虽然有相似性，但是在不同的范畴里面，所以有很大的张力，通过这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来作比喻，可以认识新的东西。而中国文学里的“比”，因为有阴阳五行把万事万物都分门别类，确定好了位置，中国文学的隐喻的本体和喻体就不可能是两个事物在不同的范畴，而是在已经设定好的同一个范畴之中，所以就没有创新性。他举了李白描写杨贵妃的那首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他认为诗里举的花、月，都是阴性的，用来形容杨贵妃，这些形容没有创意，都是在同一个范畴里的。他认为这体现了中西文学的不同。不知道李先生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李泽厚：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我没有很好地知道这个问题的整个情况，特别是你刚才讲的那篇文章我也没看。我的直觉感受是这样的，假设把阴阳套到文学上去，套到中国文学上去，我是有些怀疑的。我很难相信，李白作诗的时候，比如在描写杨贵妃的时候，心里想到阴阳观念，要用哪些阴性的词汇来描写杨贵妃。恐怕很难这么设想。无论是李白也好，还是哪位诗人，恐怕很难这样做。阴阳五行，并不是到处去套用，因为它恰恰是讲功能性的，而很难说哪个事物是阳还是阴，比如，花是阴的还是阳的呢，阴阳都是在变动当中的，不能简单套用，这恰好是西方的思维方式，某物是什么东西便一定是什么东西，而在中国这里不一定，中国并不这样看问题，中国恰恰是在生活中间、运用中间、变化中间来确定某物。所以我是不大相信这样的研究，当然这也许是我的偏见。这恰恰是套不上的，就像有些学者用Frued的学说来研究文学的什么，我认为这也是套不上的，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阴阳就是某种功能，一进一退，一动一静，在某种情势下的此阴彼阳，变了一种情况，又成为彼阴此阳了，它是在变化当中。所以很难把哪些词汇、哪些事物限定为就是阴性，只能说它相对于别的词汇、别的事物来说是阴，而相对于别的来说它又有可能是阳。中国的这种概念恰恰是非常灵活的，而不是那么固定不变。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这只是我的直觉的看法。

郑培凯：叶维廉讨论中国古典文学，里面受到阴阳的影响，我想他讨论不同的范畴，把它放到了一起。文学艺术的创作，诗人的创作过程，他想的事情，跟您刚才讲的整个宇宙观，那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事情，而叶维廉把它们变成一个东西以后，拿来跟西方的整个对宇宙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在讨论metaphor的时候，却又把它回到只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就是在讨论文学创作，怎么运用意象、比喻。我觉得他所讲的可能是混淆了一个东西。举例来说，用法文写作，法文有阴有阳，所有的东西都赋予了阴性或阳性，那么写月亮的时候，是不是写它有阳性的一面呢，没有啊，因为它是阴性的，在法文里面对阴性阳性的确定，跟metaphor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想这里有一点，汉代思想家讨论阴阳五行的时候，归类是归得很细致的，在《白虎通》那里是什么东西都归类，可是像《白虎通》那样的归类，是不是影响了后世诗人的想象，是不是限制了他们的隐喻使用，是不是把他们的整个范畴都给限制住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叶维廉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很笼统地把中国整个对于阴阳的看法，还有在文字运用上，比如刚才说到的李白的诗，我猜想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诗人在描写一个美女的时候，我猜想一般来讲也会用这一类比较阴性的、阴柔的描写法，不会特别借用某些意象，当然也会有，中国文学也会有。比如说拿太阳的光来形容，比如罗密欧赞扬朱丽叶的光芒像初升的太阳，把月亮都吓跑了，月亮都害羞地跑掉了，这是莎士比亚的特别的想象手法，可是这并不见得是因为文化的缘故，而使莎士比亚特别有这样的想象力。我觉得这是不同范畴的讨论。我不知道李教授是不是也这样看。

李泽厚：我倒很同意这个不同范畴的讲法。在《白虎通》那里是规定得很死的，《白虎通》基本上是政治著作，到后来真正对诗人、艺术有多大影响就很难说了。但是有没有点影响呢，肯定是有一点影响的，不过我觉得不会有那么严重。刚才我们讲了，阴阳是处于变动当中的。月亮，它是太阴，阴中之阴，一般都是形容女性啊，柔顺啊，晚上出来啊，那当然是阴性的。但我们经常讲，众星捧月，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月当然是太阴，这没有问题，但在众星与月的关系中，月又变成了阳，星是阴。

所以这个阴阳的灵活性是非常大的，不能够规定得很死，不能把它变成固定的东西，说某物一定是阴的，某物一定是阳性，中国不这么看，中国恰恰是在行动中、活动中、变动中去确定，否则就没有意义，就不需要这样的分类，这样的分类就是不必要的。阴阳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只有在活动当中才有意义，把它固定起来就没有意义了。中医也是这样，那是一整个系统，分阴阳也是有它的活动的意义，追求气血流通，它分阴阳是在运用中进行的，因此不是那么死板，有时候偏阴，有时候偏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阴中之阴呢还是阴中之阳，是阳中之阴呢还是阳中之阳，它分得那么细，阴阳可以转换，阴可以变成阳，阳可以变成阴，它的灵活性就表现在随情况变化而转换，如果把它固定了，恰恰就违背了它的本性。

提问者二：刚才郑教授讲到语文的问题，德语有阴性、有阳性，还有中性。这个怎么解释了。我们中国人从阴阳论自然、人生、哲学、天人，谈得很主观，在西方人看来就会觉得我们中国人不客观，主观得不得了。猪属于土，为什么呢，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进一步解释。风水在外国的应用也不行，很难说服西方人。我们中国人花很多时间在思想方面，科学方面花的少一些。我们要说给老外听，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很好，但没有很好的办法说服他。我在外国住了十多年，跟他们讲到中国的东西，他们说我们很主观啊，那我们怎么样跟他们说啊？

李泽厚：这不需要说服他们。因为阴阳这种东西本来是没有必要说服他们去接受。主要是这样一种基本的精神、基本的观念，这种变动的、经验的合理性，这样一种东西。我觉得你也许可以把这些东西跟后现代一些时髦的观念联系起来，是不是就有点说服力了。你对西方人说，你们那个普遍性，那个先验的理性，那个僵硬的逻辑不一定是合适的，逻辑是机器可以做的，我这个经验的合理性是机器做不出来的。讲这些灵活的观念，阴阳不是直线而是曲线，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讲这些东西，也许他们会觉得你说的还是有道理。但是要把整个这套格式，把所有东西划成五类，那当然人家不同意了，我们也知道那是牵强的嘛。四季里面为什么要分个长夏，那没有道理的嘛。但阴阳五行是讲整体，这些作用是互相反馈的，这样一个反馈系统本身，不是机械决定的，不是直线的逻辑关系，而是互相联系着的有机体。

提问者三：李教授，我从八十年代初就读您的书了，从中得到很多启发。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看一些外国人的文章有时候会提到阴阳，但我感觉他们用的概念可能是错的，跟中国人的阴阳观念可能不一样，他们可能也抓到一些皮毛。刚才您提到阴阳五行跟后现代有结合的可能性，您能不能在这方面再讲一点。谢谢您。

李泽厚：我也只是提出这个课题，这需要很详细的研究才能讲清楚，很抱歉，因为我对后现代也没做过什么专门研究，就是凭着感觉说话。后现代就是对理性的造反，对那种相信普遍必然性的理性，或者对那种逻辑。中国的东西恰恰不是西方理性传统，而是很强调在实际经验当中的多元性。当然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讲整体，而后现代恰恰不要整体，强调的是片断。我是讲，有些东西也许能够有些联系，但是不是有可能，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只是提出来而已。因为中国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在思想界也好，在学术界也好，文化界也好。

中国是前现代，要进入现代，西方已经是后现代了，在意识形态或学术文化方面有新的情况，中国面临这种复杂的状况，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中国目前更需要的是现代性的东西，而不是后现代。但是如果能够有中国的现代性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与后现代的结合，走出中国的现代性，不一定要跟西方的现代性一样。这是有可能的。我这里只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很值得文化界、思想学术界研究的问题。

提问者四：李老师，您刚才说到中国文化注重灵活性，注重经验的多元性，它与西方后现代的混沌理论之类的有些相似。但是我觉得西方的这些理论都是在工业化发展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寻求解决办法，因此它的这些理论都有比较深的数学理论或分支学科作支撑。而我们近几年所说的西方后现代与我们相近，欢呼这种相近之处，但我觉得这有可能不是殊途同归，而是形同实异。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前些年有老学者提出“天人合一”，也是因为西方现在出现很多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人与自然出现了危机，觉得要向东方寻求解答。但是这个充其量只是作为补充，而不是把我们的文化当作主流来认识的。

李泽厚：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在文章里面，或者其他的私人谈话里面，在朋友中，我是极力反对现在有些人鼓吹的，说中国需要后现代，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是现代。中国需要创造自己的现代性，这个现代性假如能够不同于西方的话，是不是可以吸收后现代一些东西。但这是具有辅助地位的问题。

第二点，后现代，包括西方的后现代，它们拉进自然科学一些理论来作依据，我认为是很难成立的。我跟西方搞自然科学的一些人谈过，他们很嘲笑那些后现代论者，那个索卡尔事件就很说明问题，就是用些混沌理论啊，熵啊，量子力学啊，来作为后现代理论的依据，那根本就是笑话，是不成立的。但是后现代的一些观点，比如反对主客二分，反对价值中立，等等，这些都是近代以来的现代性所主张的东西，后现代反对这些，后现代的这些说法可以参考。

中国恰恰不主张这些，中国的系统里面恰恰没有主客二分，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现代认识论，中国的价值也不是中立的，天道人道是在一起的，这些观念与后现代某些观念可以有接头的地方，但是并不等于后现代的观念，而且这不是最主要的。我反对把中国的“天人合一”讲成比西方的天人斗争更好更高，我是不赞成这种讲法的，我很明确，不赞同这样。恰恰要警惕的是用前现代来假装后现代，以为超越了现代。

我很注意历史阶段性，我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现代性。现在最危险的倒是后现代与前现代合流，变成一个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假使我们要进入自己的现代，而不完全走西方那样的道路，要走也不可能，因为时间不一样了，不可能了，因此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新的东西，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考虑一些后现代的东西。这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们要走向现代，而现代就需要现代的理性，需要现代的科学。后现代看到现代的一些过时的东西，包括人道主义啊，包括民主啊，包括自由啊，现在看起来过时的东西，我想恰恰是需要的，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到怎么吸收中国传统资源和西方后现代一些东西。

提问者五：一般认为阴阳的概念是从对实物的观察得来的，我研究过《易经》，是不是很早就有阴阳这个概念在那里，然后再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世间万物。第二个问题，关于“易”，变化的问题，除了您刚才讲的阴阳在不同场合下会发生转换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男女结合可以生出后代来，这也是变化的一种方式。想听您谈谈这两个问题。

李泽厚：第二个问题我没听明白，说男女结合可以生出后代来到底是阴还是阳，是不是说后代为男就是阳，后代为女就是阴。这个我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意思。关于“易”，当然有很多讲法，易是变易，变易又是为了不易，为什么不易，就是维持生命、生存的长久。中国人追求多子多孙，就是追求族类生命的长久生存延续。中国这个阴阳的辩证法，就是讲求使人能够生存，生存得和谐、长久。

为什么中国讲究和谐，为什么讲究阴阳要平衡，阳盛了也不行，阴盛了也不行，还有中医看病，说阴虚就要补阴，阳虚就要补阳，这都是维持机体的平衡，维持它的和谐、长久。男女也一样，要维持和谐，家庭也一样，要生出下代，维持家庭生命的延续。所以新儒家说中国文化是生命哲学，它那个生命哲学是讲道德，我讲这个生命哲学恰恰是首先要维持人的生命、生存，维持家庭、种族的繁衍。

所以中国很重视多子多孙，认为这是福气，不是负担，家族兴旺发达、人丁繁盛，这是好事。至于讲阴阳是不是实物，阴阳有很多说法，到底来源是什么东西，确实很难说。讲得最多的就是男女，这个区别非常明显，昼夜，这个也非常清楚，还有天地，因为有这个说法，最近挖出来的郭店竹简就说“天地生阴阳”，认为阴阳就是从天地来的。但是都没有定论。

我是倾向于讲阴阳的作用、功能，所以我注意后面那种讲法，从活动来讲，包括刚才引用的一些后人的讲法，动就是阳，静就是阴，从动静两种形态来讲。人活动就是两种形态嘛，特别巫师作法，要么静止，要么活动，我是认为来自活动过程。我强调阴阳是两种功能性的东西，而不是要素。中国讲气，气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英文翻译“气”这个字很不好译，有的翻成物质元素，有的翻译成精神的力，到底是精神还是物质呢，不清楚，它既是精神也是物质，重要的是讲功能。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也是气的活动，中国的道就是气的阴阳活动，既是天道也是人道，是阴阳的不断的运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