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谈谈科学学丨science of science

近两年来，在我们的国家里，科学学这个名称讲得很多，许多人都关心这门学问的发展。外国不少人说，这门学问的创始人是贝尔纳。我认为这种说法未见得完全恰当。因为一门学问的创立，同这个学问名称的确定，不是一回事。

科学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外国学者的各种说法，但是我们也还是要独立地来进行研究，然后把这个概念研究的结果确定下来。我们这个会议，应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讲不出更多的意见，只想讲一点我在教育规划会议上关于教育学问题说过的意见，不知道这些意见中有哪些对科学学可以适用。

那次我讲，教育学可以分为理论教育学和应用教育学。理论教育学有两大门，“教育社会现象学”和“教育认识现象学”。学科一般是按对象来建立的。教育学是以教育为对象的学问，科学学是以科学为对象的学问。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认识现象。如把科学作为社会现象研究，就可以发展起一门“科学社会现象学”。它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如把科学作为认识现象来研究，就可以发展起一门“科学认识现象学”。“科学认识现象学”是把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手段，一种认识过程来研究。这是属于认识论的范围，属于哲学的范围。

“科学社会现象学”要研究科学这个东西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科学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都起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在这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情况是不一样的，要分别地进行研究。“科学社会现象学”还要研究科学和技术是属于生产力呢，还是属于上层建筑，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社会性质与社会科学、哲学是否相同。

“科学社会现象学”特别要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所发生的作用，研究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科学学到了今天才出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会，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社会现象学”要研究的问题。在以前为什么没有？就因为那时科学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还没有必要去建立科学学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

“科学认识现象学”和“教育认识现象学”不同。“教育认识现象学”是研究教育者、受教育者、客观世界，这样三个东西，以最后造就受教育者的才能知识和品格为目的的一个认识运动，即教育是上述三个方面相互发生作用的一个“三体运动”。那么科学学是什么样的呢？我没有来得及考虑。希望同志们加以研究。

科学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认识现象都有自己的规律性，研究这些客观规律的是理论科学学，但是我们不能只去努力发现科学学的客观规律，而且还要努力研究如何利用这些规律性。这就是说不能只研究理论科学学而且还要研究应用科学学。我们要按照科学学的规律来办科学，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

科学学应该成为科学组织工作者的必修课，也要成为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必修课。特别是负有比较重大责任的科学组织工作者，更要掌握科学学的客观规律，研究如何把全国的或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科学工作组织起来，使自己的工作更加科学化，使对科学工作的管理科学化。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今天我们要努力去发展科学学这个学科，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学科。

今天开会的人，主要是做自然科学工作的同志，也有一部分做哲学工作的同志，可能还有少数搞社会科学的同志。研究科学学，不仅要求自然科学和哲学结合，而且也要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因此，我们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合作。同时，今天到会的还有科学组织工作者，这是因为在研究科学学中，有一个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结合的问题。

前些日子，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我们强调了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口号对今天中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了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一切行动，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对待党的领导、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我们也强调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用科学态度办事。特别是搞科学工作的人，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要维护科学，坚持科学态度。现在我们国家是靠科学吃饭，二十世纪的特点，就是要靠科学吃饭。科学很重要。科学的内容很重要，科学的态度也很重要。但科学在许多人的头脑里还没有生根。科学为何物，还要大力宣传，不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会受到什么惩罚，也要总结经验教训。我们除宣传科学知识外，还有一个宣传科学态度的任务。所有这些也都是我们科学学工作者的任务。

我们研究科学学，也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规律性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因此一定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科学学研究范围很广，应很好讨论一下，哪些是最重要的方面。我们要很好地规划一下，经常开些学术会议，并在刊物和报纸上交流。只要把我们的研究组织得很好，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地发挥出来，方法对头，并且坚持做下去，我相信，虽然我们起步晚些，在科学学研究方面，就可以赶到别的许多国家的前面去，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文是于光远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4期（本文摘选部分）。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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