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之议：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土地矛盾为何引发了进一步激化？

纵观日本历史，土地占有制度，始终与政治权力不可分割、合为一体，其土地制度的变迁既为因也是果。

至日本封建土地制最后一个时代江户时期，是幕藩领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大部分集中于藩国手里，幕府所掌握的土地只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关于土地引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幕府统治的基础动摇，封建自然经济受到了冲击。

基于如此的社会现状，当时的统治者及学者中针对土地制度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理念。

一、“均田”论的出现

德川幕府于永康二十一年，颁布的律法，禁止农民将所耕种的土地进行买卖。虽然禁令极为严厉，但并没有阻止土地的兼并。

一些农民以“质押”土地的方式，换取金钱，而金钱无法偿还时，就使得土地所有权变更了，土地发生了“流质”，一部分农民因此失去土地。

在江户时代，贫民因租佃土地，承担较重的赋税，往往生存也成为了问题，一部分只能前往城市谋求生计，而这类农民并不在少数。

随着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渗透与发展，农民阶层开始发生了分化，贫富差距悬殊也显现出来，失地农民的占比则越来越大。

在这些社会现象下，各种矛盾不断的积累，最为突出的是富人与贫困人群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日本天明期间，暴动频繁发生，虽然没有大的暴乱，但仍然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突现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无不引起了统治者及社会学者们的关注，他们对此也开始进行反思。

首先，学者们认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原因是因土地的变更和不均。回顾历史，曾对中国唐朝的“钧田制”的引进，其目的就是让耕种者皆有土地耕种，防止贫富差距悬殊。而现今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正是由于“均田”制的崩坏而导致的，实施“均田”制是缓解当前社会矛盾的良方。

这种看法及观点，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观念，因而“钧田”之议在当时极为流行。

二、“均田”与反“均田”之争

“均田”之议的终极目的，是消除租佃关系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消除“豪强贫弱”现象，便于统治管理。

以江户后期，中井履轩为代表的“均田”派，主张参考均田制，将现有土地国有化后，进行再分配。具体方法是统治者将土地收购为国有，分配给无地的农民。禁止土地“质押”，禁止土地买卖。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有效的改善无地、少地农民的处境，减少贫富差距，避免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危机。

而以赖山阳为代表的“均田”主张，是在“土地所有”的前提下，着重遏制土地的兼并，避免土地的过度占有。更多将重心放在调解农民负担的“不均”方面。

他们虽然承认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古代“均田”制的崩坏，但又认为仿古的井田制、均田制，与现在社会经济不匹配。

其给出的方法是通过对每家每户土地数量的限定，限制土地买卖，实现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平均占有。显然，这一观点虽然限制土地买卖，但也有所让步。

这两种“均田”论，目的均是为维护幕府统治和封建伦理秩序，但在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大趋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均田”制，在部分藩国实施以后，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在“均田”主张论兴起之时，另有一部分人也看到社会经济条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因而对“均田”的制度及理念产生了质疑，反对之声日渐高涨。

这一部分学者首先反对土地一刀切的买卖禁令。认为农民手中的永业田是属于私产，应允许买卖，如强力压制买卖行为，实施难度太大，从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禁止土地买卖，会造成“不精之民，荒芜其地；出精之民，无法购买田地”。

也就是说，土地的不均，是有勤惰强弱的原因，因勤而富，因惰而贫，是自然现象，一味强制统一，会造成勤劳的得不到鼓励，懒惰的会使土地荒芜，也会造成社会混乱，有悖天理，打击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他们认为农民土地会出现多寡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必然结果。

反“均田”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了商人、富农、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他们虽然明确的驳斥禁止土地买卖和“均田”论，但并没有对市场经济机制下土地分配，给出更加清晰的概念和具体的方法。

从社会经济发展认知来讲，反对土地买卖禁令及均田论，有突破传统统治思想的积极一面，但并没有触及到“均田”论真正的结症。也就注定无法阻止藩国开展的“均田”、检地等政策的实施。

“均田”论派和反“均田”论派，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幕府统治，所以不可避免的都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而土地所有制本质上的大变革，必然是从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大变革开始。

三、明治维新的田制变革思想

19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了幕府制度。1871年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

明治初期，政府内部的复古之议仍然有着很大的市场，这部分人仍持有均田的理念。其代表人物是议员近藤门造，他曾提出《禁止田地买卖之议》，明确反对土地的私有化，反对土地允许自由交易。然而，这类观念无疑阻碍了维新的改革，注定被改革思想淹没。

明治初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迅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形成。而日本近代土地所有制，显然已经阻碍了日本资本的原始积累，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

另一方面，新的明治政权，需要稳定的财政收入巩固政权，解除原有土地限制，制定新的地税制度，已经迫在眼前，土地制度的改革成为了极其重要的一环。

在幕府末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就已经深受西方思想影响。这部分人，通过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对日本前期土地所有制弊端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他们对土地制度的新见解，其思想是日本田制变革史上的一次本质上的飞跃。

首先，他们提出了私有财产的概念，对私有财产的定义进行了诠释。

在西方近代经济政治学的影响下，他们提出了私有财产的观念，并认为要重视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其中，神田孝平翻译了西方经济学著作《经济小学》，就强调指出个人财产所有权必须要得到保护。而福泽渝吉在所译的书中，明确了土地是不动产的观念。

总而言之，就是要求社会及政府承认私有财产的存在，并赋予其应有的权利。反对统治者侵犯个人私有财产，呼吁出台政策保护私有土地的产权，废除前期对私有土地的买卖禁令。

为此，神田孝平在明治三年，提交了一份田租改革建议书，书中对私有财产的观念，在当时颇具影响力。

可见，当时私有财产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了政治、法治的层面。原土地买卖的禁令此时也正式解除。

另一方面，改革派，对贫富出现也做了新的解释，并且代入了市场经济的理念。

他们认为社会出现贫富是不可避免的。人因为能力不同、勤惰不同难以达到平均，而政府强制“均田”、以消除贫富差异，其实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只有放任他们追求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才能真正摆脱贫困。

回顾之前“地检”制度的不可取，同样提出地税要依靠市场的调节。只有经济达到自由，才是达到财富资源最佳的调配方式，相反，束缚个人买卖自由与权利，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通过对土地税收制度的分析，给出了具体的方法，建议不但要允许土地买卖，同时给予土地所有者一种地券，凭地券面额缴纳地租。同时，还建立了一整套土地税收制度。

而这一切新的思想、主张及观念的输出，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是极大的，社会舆论也开始向着新的土地法令与新的税收制度倾斜。

直至1872年，太改官发布了“允许四民自由买卖所有土地”，它标志着田地永代买卖禁令正式取消，而根据“一地一人”原则，也确认了农民的土地的所有权，土地已经成为了商品。

日本明治维新，成为了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转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确立致使田制变革新思想的确立。

参考来源：

《日本历史转型期的土地研究》左学德，

《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