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冒险》第十二章：捍卫英镑：纸黄金诞生记

本文节选自《商业冒险：华尔街的12个经典故事》，上一篇链接：

《商业冒险》第十一章：第一口免责，来自猎头的邀请

《商业冒险：华尔街的12个经典故事》，作者是约翰-布鲁克斯，美国当代影响最大的财经作家之一。本书曾被巴菲特推荐给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在距离本书出版的40年后，巴菲特推荐给他20多年后，依然将之称为“我读过的最好商业书”。《商业冒险》通过记录商业史上的12个经典故事，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警示：投身商业意味着永远要面对不确定性的风浪，冒险才是商业精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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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冒险》第十二章：捍卫英镑：纸黄金诞生记

当美联储、英格兰银行联合十家欧洲国家央行，还有他们做不成的事情吗？事实上，多少钱都无法抵挡经济规律的大浪，十余家央行鼎力合作的结果也只不过是将崩盘的时间拖后了几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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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矗立在曼哈顿闹市区一处小山坡上，在曼哈顿，于尚未被夷为平地的山坡建造摩天大楼实属罕见。其所处的街区四面分别是自由街（Liberty Street）、拿苏街（Nassau Street）、威廉姆街（William Street）和梅登巷（Mainden Lane）。银行面朝自由街，庄严而冷酷，拱形底层窗的设计效仿的是佛罗伦萨的彼提宫[1]和美第奇宫[2]，被男孩手腕般粗的铁条分成栅格并牢牢守护着。底层窗上方是一排排矩形小窗，总共14层，嵌在唬人的砂岩和石灰岩墙上。这些墙砖曾经有着从灰到蓝各种不同的颜色，但在煤灰的作用下，现已全成了常见的灰色。这种简约的外表只在第12层有所不同，这一层配有佛罗伦萨凉廊，两个巨大的铁质灯笼装点在主要入口的两侧，几乎是佛罗伦萨斯特罗齐宫[3]的翻版，但它们的作用更多是吓退来者，而非取悦或照亮他们。这栋建筑的内部设计也同样不那么愉悦和友好，底层的拱顶呈正交相贯状，好似洞穴，高处有铁质的隔离物，呈现错综复杂的几何形状、植物和动物造型。银行还有一大批的安保人员，统一的深蓝色制服让他们看起来就跟警察一样。

如此巨大而阴郁的联储银行作为一个建筑，引起了旁观者多种不同的感受。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仰慕者眼中，它是19世纪笨拙银行建筑的象征，尽管它其实竣工于1924年。大通曼哈顿银行位于自由街对面，是一座基调愉悦的新兴建筑，以巨大窗户、色彩艳丽的花砖墙和富有格调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而闻名。在1927年《建筑》（Architecture）杂志令人肃然起敬的撰稿者眼中，联储银行大楼却显得“跟直布罗陀巨岩（Rock of Gibraltar）[4]一样不可侵犯并让人肃然起敬”，并且还拥有着“我因难寻佳词，勉强称之为‘史诗’的气质”。对在此处从事秘书或文员工作的年轻女孩的母亲而言，这里特别像凶险的监狱一类的地方。银行劫匪显然同样敬畏其不可侵犯性，从未有人流露出丝毫要抢劫它的意思。纽约市艺术协会（Municipal Art Society of New York）如今将其评为成熟的城市地标，可在1967年以前，这里一直都只被归为二级地标，即“对当地和地区非常重要的建筑，应该被保存”，而非一级地标——“对全国非常重要的建筑，应付出一切代价予以保存”。另一方面，它与彼提宫、美第奇宫和斯特罗齐宫相比有着一个无可争议的优势：它比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大。实际上，这座佛罗伦萨式的宫殿比佛罗伦萨历史上的任何一座宫殿都要大。

纽约联储银行有意将总部设在远离华尔街其他银行的地方，在作用和外观上该行也与别的银行有明显区别。作为目前联邦储备银行12个地区分行中最大也最重要的银行——与地处华盛顿的联邦储蓄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以及6200家商业银行成员共同组成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纽约联储银行是美国中央银行机构最重要的“操作杆”。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如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法兰西银行（the Bank of France）等等，而非一套由此类银行形成的网络。不过，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同样有着两大目标：一是通过调控本国货币供给保证货币处于健康状态，方法可以是调整货币宽松政策或借贷难度；二是在必要的时候捍卫本国货币相对他国货币的价值。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纽约联储银行与总行以及另外11家兄弟银行合作，周期性地调整一些货币限制政策，其中最明显的（尽管并不一定最重要）是调整给其他银行的借贷利率。至于第二个目标，基于传统及其在本国和国际金融中心中所处的地位，纽约联储银行成为了联邦储备系统和美国财政部（United States Treasury）处理国际事务的唯一代表。因此，纽约联储银行肩负着捍卫美元的主要责任。这些责任在1968年货币大危机期间尤为沉重。另外，由于捍卫美元有时候也需要捍卫其他货币，这些责任在过去的三年半内也很沉重。

纽约联储银行肩负着捍卫国家利益的重任（实际上也没其他目标），显然与其兄弟银行同为政府的左膀右臂。可在自由企业阵营里，它却也有着一席之地，就像将双腿一条伸向政府、一条伸向企业，以某些人称为典型美国时尚的方式左右逢源。尽管履行着政府机构的职责，纽约联储银行的股票却归全国各个成员银行私人所有。依据法律，银行每年给他们发放6%的分红。尽管该行高管要进行联邦就职宣誓，但他们却不由美国总统任命，甚至也不由联邦储蓄委员会任命，而是由该行自己的董事会选举产生。他们的工资不由联邦政府发放，而是来自银行自己的收入。不过收入——虽然总是源源不断、让人高兴——完全不是该行追求的目标，如果支付费用和红利后还有剩余，剩余的收入就会自动上缴给美国财政部。一家银行不以盈利为目标，这与华尔街的习俗格格不入，且这种态度让联邦储备银行人员拥有了独特且富有优势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的银行毕竟是一家银行，一家能盈利的私人银行，他们不像一般政府官员那样会被解雇。相反，他们拥有着超脱贪婪泥潭的眼光，这让他们有资格被称为华尔街银行业的智者，甚至贵族。

银行的下方躺着黄金——这里仍是名义上安放所有钱财的地方，尽管最近多次金融震荡让此处不祥地颤抖。1968年3月，超过13000吨黄金静静地躺在此处，总价值逾130亿美元，超过自由世界全部货币性黄金总值的四分之一。这些黄金躺在自由街地下76英尺、低于海平面50英尺的地下室内，如果没有建造排水泵系统将原本流过梅登巷的溪流改道，这里本该被水淹没。19世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5]曾经对朋友提到，以前当他心情低落时，来到银行地下并“把手浸没到一堆金镑[6]中”，他就能高兴起来。尽管走到地下室并看一看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至少也算是一次刺激的体验——现在这些黄金不再是金镑的模样，而是墙砖般大小和形状的金条，沉闷地闪着光——但是连信誉最佳的到访者也不被允许把手浸没其中。一方面，这些金条每块都重达28磅[7]，所以并不适合浸手。另一方面，这些金条没有一条属于联邦储备银行或美国。美国全部的黄金都保存在诺克斯堡（Fort Knox）[8]、纽约金银检验所（New York Assay Office）或各个造币厂。联邦储备银行储存的黄金属于美国以外的大约70个国家，其中存放量最大的是欧洲，这些国家觉得把自己大量的黄金储存在这里十分方便。起初在二战时期，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把黄金储存在这儿是为了护其周全。二战结束后，法国以外的一众欧洲国家不仅将以前的黄金继续留在了纽约，而且随着经济的复苏，还增加了在纽约存储的黄金数量。

黄金储量也完全不代表外国存款总额，1968年3月，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资总额超280亿美元。当时，纽约联储银行为非共产主义世界大多数央行提供服务，同时又代表世界领先的货币美元，于是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世界货币的集中营。凭借这一地位，该行对国际金融内幕有着透视般的洞察，轻而易举便可发觉某种货币早期的病态，或是某一经济体的举步维艰。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英国在外资交易方面出现赤字，这一点立马就会在联邦储备银行的账簿上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英格兰银行的资产余额减少。1964年秋季恰恰就发生了这种情况，随后便出现了一次长期、大规模、间歇性的恐慌。于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带领一些国家和央行共同努力，最终捍卫了英镑的信誉，也维系了现有的世界金融秩序。威风凛凛的建筑们有一个问题，它们倾向于将自己包裹下的人们以及人们的活动看得十分渺小。通常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认为联邦储备银行里是一群无聊的人，工作日里他们把文件传来传去，这些文件看起来跟别的银行里的也没什么不同。1964年以前，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少能让人起敬，但到了1964年，这些事情却有了某种史诗般的意义。

1964年初，英国遭遇巨大财政赤字的情况逐渐明朗。在过去的几年内，英国基本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即其每年在境外花的钱与每年进入英国的钱大致相当。这种情况完全不是英国国内衰退所导致，相反却是国内扩张过于迅猛所引起。英国国内商业欣欣向荣，新兴的英国富人从国外买回一堆又一堆昂贵的商品，与此同时，英国商品的出口量又完全达不到进口量的规模。简而言之，英国入不敷出了。收支上的巨大赤字对美国这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国家来说可以称为一种担忧（其实美国那时正有着这样的担忧，并且还将持续几年），但对英国这样经济总量四分之一都依靠跨国贸易的交易大国来说，便成了十分严重的危机。

英国的情况致使人们对联邦储备银行的关注度日益增加，关注的焦点便是该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总裁查理库姆斯（Charles Coombs，依照长久以来的习惯将他们姓和名连在一起）位于十楼的办公室。整个夏天，办公室的荧光屏上显示的都是处于病态且越发恶化的英镑状况。库姆斯每天都会从涉外部门的研究组接到报告，说钱正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流出。银行地下传来消息则称，英国的保险库中金条正大量地流失——倒不是因为地下室出现了不当之举，而是因为许多金条正被送往其他的保险库，以解决英国的国际债务问题。七层的外汇交易柜台则基本每天下午都会给出公开市场上英镑对美元的报价再次下跌的消息。7～8月间，英镑对美元报价先从2.79美元降到了2.7890美元，后又进一步下跌至2.7875美元。纽约联储认为这次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库姆斯经常跟一个高挑、冷酷、温言软语的人交流这个问题，这人就是他的老板，该行总裁艾尔弗雷德·海耶斯（Alfred Hayes）。要知道，一般情况下外汇事务都由库姆斯一人处置，他只会定期向高层做例行汇报。

尽管表面看起来复杂得让人费解，但实际上，国际金融交易跟每个家庭的交易有着相同的本质。钱的问题困扰着一个国家，就跟困扰着一个家庭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支出太多而收入不足。外国商人把商品卖到英国，赚到的英镑在自己的国家花不完，于是他们就把剩下的英镑兑换成自己国家的货币。他们通过在外汇市场上卖出英镑来完成这一操作，就跟在证券市场卖出股票一样。英镑的市场价随着供需变化而波动，其他国家的货币也是如此——不过美元除外。如果把货币比作行星系统，美元就是太阳。因为自1934年起，美国承诺美元与黄金无限制自由兑换，任何国家都可以以1盎司兑35五美元的固定价格进行兑换。

人们出售英镑带来的压力导致英镑价格下跌。但英镑的波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市场因素对英镑价格的影响被限制在英镑票面价格上下两美分以内。如果剧烈的价格变动不受监控，全世界与英国有贸易往来的银行家以及商人都会发现自己被迫卷入了博彩游戏，从而不再与英国进行交易。所以，根据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所订立的国际货币规则，以及其后在其他多地对该规则的详细阐释，1964年票面价值2.80美元的英镑被允许在2.78美元到2.82美元之间波动，这种对供求关系法则的限制由英格兰银行执行。如果某天一切顺利，外汇市场上英镑的报价可能会是——比如2.7990美元吧，比前一天收盘时上涨0.0015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在百万美元的数量级上，这个数字就达到了1500美元，而百万美元是国际货币交易的基本单位）。发生这种情况时，英格兰银行无需采取任何措施。然而，如果英镑在市场上十分强势，上涨到了2.82美元（这种情况在1964年几乎没有可能），那英格兰银行就必须承诺（并且非常高兴地）以这个价格接受黄金或美元的兑换，以防止英镑价格继续上涨，并与此同时增加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这两者可以作为英镑的支撑。另一方面（这种假设更为实际），如果英镑处于弱势，并且下跌到了2.78美元，英格兰银行则要誓死履行其职责，干预市场并用黄金或者美元买入市场上正以这个价格出售的全部英镑，不管这样做对他们自己的储备影响有多大。由此可见，一个挥霍无度的国家的央行，就像大手大脚花钱的家庭中的父亲一样，最终不得不支付这些账单。但在货币严重疲软的时期，中央银行损失的储备比预想中的更多，这是由于异常的市场心理。谨慎的进口商和出口商为了保护他们的资本和利润，会将持有的英镑总额降到最低、持有时间降到最短。货币投机者的鼻子可是很灵的，仿佛受过训练可以嗅出货币疲软，他们会猛扑向下跌的英镑并大量卖空，然后期待英镑继续下跌，届时买入获得利润。此时，英格兰银行在吸收直接的出售之外，还要吸收这些投机性出售。

货币疲软如果不被监管，其最终后果可能比一个家庭的破产要严重得多。这一后果便是贬值。像英镑这样的主要国际货币一旦贬值，将成为世界所有的中央银行从业者周而复始的噩梦，不管他们在伦敦、纽约、法兰克福、苏黎世或是东京。如果有一天，储备的大量流失导致英格兰银行不能或不愿意履行将英镑报价维持在2.78美元的职责，贬值将会成为必然结果。也就是说，2.78美元到2.82美元的限制范围会突然被打破，政府给出一道简单的指令，英镑的票面价值就会降低，随后一系列新的限制将会围绕新的票面价值建立起来。危险的核心在于，英国也许控制不住这之后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贬值作为货币陷入病态之时最英勇也最危险的补救方式，理应被人们畏惧。通过货币贬值，一个国家的商品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变得便宜了，于是该国的出口得到了提升，国际账户中的赤字开始减少或者消除。但与此同时，贬值使得进口商品以及国内商品价格相对提升，由此降低了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激进的手术，治愈疾病的代价是牺牲病人的力量和健康——在多数情况下，还牺牲了病人部分的骄傲和威望。最糟糕的一点是，如果贬值的货币是英镑这样在国际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那么这种疾病——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治疗——有可能具有传染性。对于那些在保险库内存有大量贬值货币币种的国家来说，贬值的影响就如同保险库失窃。这样的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发现，由于贬值的作用，他们处在了交易中不可接受的劣势地位，他们可能不得不让自己国家的货币竞争性地贬值。一种向下的螺旋由此产生：未来贬值将继续的传言四起，人们对他国货币信心缺失，于是他们不愿意进行跨国界的交易，进而导致国际贸易趋于衰退，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生活所需的食物和房产受到影响。这样的病症自古以来就在典型的贬值之后出现，例如1931年英镑退出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9]至今依旧被看做20世纪30年代全球萧条的重要原因。

这个过程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100多个成员国的货币来说都是类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依据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成立的国际组织。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收支顺差意味着该国央行将积聚美元这种可与黄金自由兑换的货币，不管是直接积聚还是间接积聚。如果一国货币需求足够高，该国就可以重新评估货币并让其升值——与贬值相对——就像德国和荷兰在1961年所做的那样。与此相反，如果收支出现逆差，一系列情况将接踵而至，并可能最终导致该国货币被迫贬值。货币贬值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影响大小取决于这种货币在国际上的重要程度（1966年6月，印度货币卢比大幅贬值，尽管这对印度来说是件十分严重的事，却没有让国际市场泛起一丝涟漪）。甚至连高高在上的美元也无法对收支逆差或投机带来的影响免疫，这便是对这场复杂游戏的规则的简要概括，在这场游戏中，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身不由己。因为美元与金价挂钩，它便成了其他货币的标准，它的市场价格也因此不会产生波动。然而，美元会遭遇另一种疲软，虽没有前一种显而易见，但危险程度丝毫不减。当美国花出去的钱（进口支出、国际援助、投资、贷款、旅游费用或军事花销等都包括在内）大大超过其收回来的钱，得到这笔差额的人就可以自由地用他们刚刚得到的美元来购入本国货币，进而引起他们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价格走高。价格走高之后，这些国家的央行就会购入更多美元，因为他们可以把这笔钱交给美国政府以交换黄金。所以，当美元疲软之时，美国政府会损失黄金。法国拥有着强势货币，且其政府对美元没有特殊的偏好。1966年秋季之前的几年内，仅法国一个国家，每月就要例行从美国政府那里换得超过3000万美元的黄金。1958年，美国的国际账户开始出现严重赤字，1958年到1968年年中这段时间，美国的黄金储量减少了一半——从228亿美元减少到了114亿美元。如果黄金储备降到了难以接受的水平上，美国便不得不食言，让美元相对黄金的价格降低，甚至完全停止出售黄金。无论采取哪种措施，结果都是贬值。而由于美元卓越的地位，美元贬值对世界货币秩序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将比英镑贬值更大。

海耶斯和库姆斯年纪都不够大，都没有作为银行业者亲身经历过1931年的事件[10]。但两人作为国际银行业勤奋而敏感的后起之秀，了解一下那次事件还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发现，随着1964年夏日绵延而至，他们几乎每天都需要打越洋电话给英格兰银行的同事们——当时的行长克罗默伯爵（the Earl of Cromer）以及他的外汇事务顾问罗伊·A.O.布里奇（Roy A.O.Bridge）。通过相互交流以及其他一些渠道，海耶斯和库姆斯越发清楚地知道，英国国际账户不平衡问题根本只是冰山一角。人们对英镑固有的信任正陷入危机，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将在10月15日面临的选举。国际金融市场最讨厌并害怕的东西莫过于不确定性。任何的选举都意味着不确定，所以英国人投票前夕，英镑总有上下波动。但对于那些炒货币的人来说，这次的选举似乎异常险恶，因为他们预计工党的候选人将会执政。首先，伦敦保守的金融家们（更不用说欧洲大陆的金融家了）对工党所推举的首相人选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抱有几乎不理性的怀疑态度。其次，威尔逊先生的一些经济顾问在他们早期的理论文章中都不加掩饰地赞扬了英镑贬值将带来好处。再次，上次工党执政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1949年那次英镑汇率可是从4.03美元直降到2.80美元啊。

此情此景之下，世界货币市场上几乎所有交易者都心存焦虑，不管是普通的国际商人还是进行外币到外币交易的投机者都想抛出手上的英镑，至少要到选举结束才会考虑购回。跟其他的投机性冲击相同，这次冲击也形成了恶性循环。每当英镑价格小幅下降，人们对英镑的信心就会进一步下降，于是国际市场上的英镑价格又会继续一路走低。国际市场上的外汇交易呈现奇怪的分散状，不在任何一栋中央大厦内进行，而是通过电话或电报完成。世界上主要的城市都设有交易柜台，人们相互打电话、发电报以完成交易。与此同时，随着英格兰银行捍卫英镑的举措实施，英国的储备一路减少。9月初，海耶斯前往东京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年会。在参会人员聚集的走廊内，他听到了一位又一位欧洲央行人士表达着对英国经济以及英镑前景的担忧。他们面面相觑，想知道为什么英国政府未在国内采取措施，监察其支出并改善其收支状况，为什么没有将英格兰银行的借贷利率——也就是所谓的银行贴现率——从当前的5%向上提升，因为这样做将会提高英国的利率并渡过这一时期，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抑制英国国内的通胀，另一方面则吸引其他金融中心对伦敦的投资，最终让英镑拥有更加强健的根基。

毫无疑问，来自欧洲大陆的银行业者们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前来东京参会的英格兰银行成员。英格兰银行的人以及他们在英国财政部的同事们也确实问了自己这个问题。但上述解决方案显然是财政紧缩政策的前兆，并不受到选民们的欢迎，而保守党政府就如同之前各届政府一样，害怕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政府方面无动于衷。不过，如果仅从货币方面来看，9月份英国的确采取了防御性措施。英格兰银行好几年来都与美联储保持着一项常设协议，协议规定两方中的任意一方可以在任何时候从另一方处获得5亿美元的短期借款，并且几乎无需任何手续。现在，英格兰银行接受了这项备用贷款，并从欧洲几家央行以及加拿大银行获得了另外5亿美元的短期贷款作为补充。这10亿的贷款，加上英国仅剩的一点黄金和美元储备，总共26亿美元，构成了可观的“弹药”储备。如果对英镑投机性的攻击持续下去或者愈演愈烈，英格兰银行将会在自由市场上用美元购入英镑，以此在战场上回敬对手。如此一来，攻击者可能会被击溃。

也许大家也已经预料到，工党在10月的选举中取胜后，投机者的攻势的确愈演愈烈。新一届英国政府一开始便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采取重大措施已经迫在眉睫。据说，最新选举产生的首相和他的金融顾问——经济事务大臣乔治·布朗（George Brown）以及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认真考虑了英镑贬值的问题。不过这个方案被否定了。他们在10月以及11月初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对英国的进口紧急增收15%的费用（实际上就是全面提高关税）、增加燃油税、增加固定新资本收益和公司税。当然，这些都是通货紧缩和提振货币的措施，但国际市场似乎并没有因此放心。国内外许多金融家似乎对这些新税收的本质感到困惑甚至愤怒，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在新的预算下，英国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出不减反增之时。通常情况下，此类支出减少才是通货紧缩政策的常态。无论是哪种情况，抛售者——或者用市场术语来说叫空头——在选举结束后数周内依旧掌控着英镑市场，而英格兰银行则忙着用军火库中借来的那珍贵的10亿美元的弹药攻击对手。10月底，他们用掉了接近5亿美元，可空头们还在无情地蚕食英镑，让其每次降低0.01美分。

面对事态发展，海耶斯、库姆斯以及他们在纽约联储银行的同事心中越发焦虑，他们跟英国政府一样恼怒，因为在应对攻击、捍卫货币之时，中央银行却几乎不知道这种攻击来自何方。投机是对外贸易中所固有的行为，本质上难以孤立、辨别甚至定义。投机有程度深浅，“投机”这个词本身就跟“自私”或“贪婪”这些词一样，含有某种批判性，但其实每一次货币交换都可以被称作投机——利用交易中得到币种的上升趋势投机、利用交易中给出币种的下跌趋势投机。投机程度量表的一端是完全合法的商业交易，其中伴随着具体的投机效果。订购美国商品的英国进口商可以合法地在交付前预付给对方英镑，如果他这样做，他便是在用英镑的下跌趋势投机。用英镑购买英国商品的美国进口商可以坚持并合法地推迟兑换英镑的时间并延迟支付，如果他这样做，他同样也是在利用英镑的下跌趋势投机（此类常见的商业行为分别被称作“提前”和“延后”，它们对英国的重要性令人吃惊。如果在正常时期，全世界购买英国商品的买家都选择延迟支付，哪怕只延迟两个半月，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就将消失）。量表另一端的货币交易商则用借来的英镑兑换美元。这样的交易商并不仅仅在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更是参与了外币到外币的投机行动中，这种行为叫做做空。他们指望之后英镑变便宜，届时候再购入英镑，还回欠下的债。这些人只是利用自己预期中的贬值来谋取利益而已。而且，由于当前国际货币市场中（经纪人）的佣金普遍低廉，此类操作成了世界上最吸引人的高风险赌博之一。

尽管与出口商和进口商们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相比，这类赌博对英镑危机的贡献要小得多，却被许多人指责要为1964年10月和11月所有的英镑问题负责。来自英国议会的指责尤其猛烈，议会中有人生气地提及“苏黎世地精们”[11]的投机活动。单单提及苏黎世是因为瑞士的银行法对存款者的身份信息严格保密，于是成了国际银行业中的走私窝点，来自全世界许多地区的货币投机行为都会通过苏黎世来实现。除了低廉的佣金以及匿名保障，货币投机还有另一个吸引人之处：证券交易所、赛马场和赌场都有关门的时候，但由于时差和发达的电话系统，世界货币市场事实上永无闭门之时。伦敦的货币市场比欧洲大陆晚开一个小时（1968年前都是如此，此后英国采用了欧洲大陆时间）、纽约比伦敦晚五（现在是六）个小时、旧金山又比纽约晚三个小时、东京则差不多在旧金山闭市的时候开市。全世界各处真正上瘾且无药可救的赌徒，除非缺觉或缺钱，否则他们不会停止手头的操作。

“打压英镑的并非苏黎世地精们。”一位资深的苏黎世银行家后来坚持这样说——却没有声称他们那里没有地精。然而，有组织的做空——或者拿交易者的话说叫大量沽空——一定正在进行中。伦敦的英镑捍卫者和纽约的支持者们甘愿付出极大的代价，只为一睹他们隐形的敌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11月7日开始的那个周末，世界几个主要央行的人聚集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了他们每月例行的会议。这一例会自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定期举行，只在二战期间中断了几年。与会人员是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董事们。1930年，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巴塞尔，主要职责是作为票据交换所处理一战遗留的费用赔偿问题，但渐渐地，其开始致力于国际货币合作，还意外地成了央行成员们的聚会场所。正因为如此，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比，该会议资源相对有限，且仅限于成员参与。但与其他专属俱乐部一样，这里是做出重大决定的地方。该行董事会代表来自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典和瑞士。简言之，就是西欧经济大国。不过，美国也一定会每月例行前来做客，加拿大和日本方面到访的频率则相对较小。美联储的代表基本一直都是库姆斯，偶尔也派海耶斯或其他来自纽约的高管前来。

由于万事万物的本质规律，不同央行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他们针锋相对的样子就像是牌桌上对峙的玩家一般。其实，由钱引发的国际问题由来已久，几乎跟由钱引发的个人冲突有着同样长的历史。可即便如此，国际货币合作却是新生事物，这真是令人咋舌的一点。一战前那么长的时间里，国际货币合作从未出现过；20世纪20年代，国际货币合作主要通过中央银行从业人士之间的私交纽带而存在，常常在政府的淡漠态度之下努力维系；官方层面上，国际货币合作第一次颤抖着起步则借助了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Financial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该组织的职责是鼓励共同行动以防止货币灾难的发生。1931年英镑崩溃及其无情的余波充分证明了这个委员会的失败。但是好日子在前方。1944年，国际金融会议在布雷顿森林召开，本次会议不仅标志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诞生，还建立起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整个框架结构，帮助建立并维系固定汇率制。同时，本次会议决定成立世界银行（World Bank），致力于让资金更灵活地从富国流向穷国或遭战争摧残的国家。这次国际金融会议是经济合作领域的一大里程碑，堪比联合国成立在政治事务方面的作用。这里只列举此次会议的一项成果：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 affair）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英国提供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信贷，从而将一场极大的国际金融危机扼杀于摇篮之中。

其后的几年内，经济变化与其他变化一样，速度越来越快。1958年后，货币危机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涌现。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机构体制运行拖沓，有时无法独自应对这类危机。此情此景之下，新的合作精神再次涌现。这一次，领头的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自1961年起，联邦储备银行获联邦储蓄委员会及设于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批准，与其他主要的中央银行携手，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永久待命的周转信贷体系，这一体系没过多久就被称为“交换网络（swap network）”。该网络的建立是为了弥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信贷机制的不足，让那些需要短期信贷的央行即刻获得这笔资金，以便迅速且有力地捍卫本国货币。它的有效性不久将会接受检验。自1961年启动到1964年秋季，在抵御突发和剧烈的投机攻击中，交换网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且至少捍卫了三种货币：1961年末的英镑、1961年6月的加拿大元以及1964年3月的意大利里拉。到了1964年秋季，交换协议（swap agreements，法国人叫“L’accord de swap”，德国人则称“die Swap-Verpflichtungen”）成了国际货币合作的垫脚石。事实上，11月的那个周末，英格兰银行高官们前往巴塞尔开会之时认为必须要获取的那5亿美元的贷款就是交换网络的一部分。与其成立之初的小心翼翼相比，此时的交换网络已经大大扩展了。

至于国际清算银行，其作为金融机构在这个机制中仅仅起到了一个小小配件的作用，但是其作为聚会场所，这些年来却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国际清算银行每月的董事例会给了（并且会继续给）中央银行从业人员一个在非正式气氛中交流的机会——他们可以在这里自在地相互闲聊、交换看法、交流各自的猜测，做到无法通过邮件或越洋电话来畅快实现的事情。巴塞尔地处莱茵河畔，是一座具有中世纪特色的城市，城中四处可见12世纪哥特式大教堂竖立的尖顶，且古往今来都是繁荣的化工工业中心。当初，选择这里作为国际清算银行所在地是因为这里是欧洲铁路体系的一个节点。时至今日，大多数国际银行业者都习惯乘坐飞机出行，巴塞尔的这一优势成了劣势，因为长途飞机并不到达此处。与会代表必须在苏黎世下飞机，然后换乘火车或汽车前来。但另一方面，巴塞尔拥有数个一流的饭店。也许在央行代表们眼中，享受这一优势比克服交通不便更为重要，因为中央银行业——至少欧洲的中央银行业——与享受美好生活密不可分。比利时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Belgium）的一位行长曾经一脸严肃地对一名访客说过，自己离开银行酒窖的时候应该让酒窖变得比自己来时更好，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职责之一。法兰西银行午餐会主办方会用道歉的语气告诉所有来宾：“依照本行传统，我们只提供简单的食物。”但之后的就餐期间，人们就开始不停地讨论有关酒的话题，甚至讨论银行业务都成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如果还能讨论这事儿的话）。显然，简约的传统也得到了尊重，上白兰地之前整个午餐会只提供一种酒。意大利银行的餐桌也同样优雅（有人说是罗马最佳），周围的墙上还挂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用于装点用餐环境。这些绘画都是无价之宝，是多年以来抵押贷款出现坏账时，银行收回的抵押物。而在纽约联储银行，任何酒类都几乎不会上桌，银行业务是用餐期间一贯讨论的话题，倘若银行官员对食物来了一句评价，哪怕是批评意见，在厨房工作的女士们也会几近可悲地心怀感激。但话又说回来，纽约联储银行不在欧洲。

在这个民主的时代，欧洲的中央银行业被认为是贵族式银行业传统最后的堡垒，在这样的传统中，智慧、优雅和文化与商业的精明，甚至无情简单地融合在一起。与纽约联储银行的保安不同，欧洲央行的保安们习惯了穿着礼服上岗。一代人以前，中央银行从业者之间的称呼必须要正式。有些人认为首先打破这一规则的是英国人。据称，二战期间一道泄露的密令中提到：英国政府和军事当局准备对美国的同事们直呼其名。无论如何，现今欧洲和美国中央银行从业人员之间直呼其名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中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战后美元影响力的提升（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个新起的合作时代，央行从业者之间见面比以前更加频繁——不仅仅在巴塞尔，也在华盛顿、巴黎和布鲁塞尔，在多个国际组织旗下大约有六个特别银行委员会的例会。经常在那些城市的酒店大厅里走动的一直是同一批银行业的高层，于是其中的一位觉得，他们肯定给别人留下了“世界一百强”的印象，就像歌剧《阿依达》[12]凯旋的场景里手持长矛在台上来来回回走动的人）。语言，也如同使用语言的礼仪一般，倾向于追随经济实力。欧洲央行从业者一直以来都用法语（“烂法语”，有人如此抱怨）相互交流，但在英镑稳居世界第一货币宝座的那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英语渐渐成了央行首要使用的语言，后来在美元统治之下，这种情形继续保持了下去。除法兰西银行外，每个中央银行的高管都乐意并经常性地使用英语交流。此外，考虑到大多数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学习任何外语，就连法兰西银行的官员们也不得不随时把翻译带在身边（不过克罗默伯爵却蔑视这种传统，说起法语来驾轻就熟）。

在巴塞尔，人们更加珍视便捷和美食而非外表的光鲜。许多与会代表都喜欢火车站那间外表简陋的餐馆，国际清算银行本身也并不起眼，坐落于一间茶社和一家理发店之间。在1964年11月的那个周末，副总裁库姆斯是联邦储备系统唯一的与会代表，之后在危机前期和中期，他也确实成了美国银行业的关键代表。库姆斯忠实于自己所在机构的传统，本人并不是一位美食家，他真正的兴趣却在于体味会议以及参与者的个人感受，但他会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热情地与其他人吃饭和畅饮。他是这项任务完美的人选，因为他对所有外国同事都怀揣着毋庸置疑的信任和尊重。几家主要央行的其他从业人员都习惯性地用名字来称呼他——更多是出于对他深厚的感情和仰慕，而非为了顺应潮流去改变习俗。他们相互交流之时，谈到库姆斯也同样会使用名字。“查理库姆斯（Charliecoombs）”这个名字在中央银行圈里极为重要且人尽皆知。圈里的人会告诉你，查理库姆斯是新英格兰人（他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市），尽管他字字清晰的演讲和冷冷的态度让他看起来有点冷酷和不近人情，但他的确是个温暖且直觉敏锐的人。查理库姆斯虽是哈佛毕业生（1940级），却一副谦逊的白发老头形象，带着一副半框眼镜，加之他的行为举止，你很容易把他当成典型美国小镇上的银行总裁，而非一位掌握着世界上最复杂技能的大师。人们普遍承认，如果交换网络背后存在着那么一位天才，那就是来自新英格兰的交易人——查理库姆斯。

巴塞尔一如既往地举办着一系列正式会议，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日程，但这里同样也一直以来都是进行非正式谈判的地方。一些低级的会议在宾馆房间和办公室里召开，人们在周日的正式晚宴上不受日程束缚地畅所欲言，讨论一些被库姆斯称作“时下最热议题”的话题。毫无疑问，时下最热的话题便是英镑的状况——整个周末库姆斯听到的讨论也的确都与之有关。“通过人们的讨论，我清楚地知道大家对英镑的信心正在丧失。”他如此说道。大多数银行家脑中都盘旋着两个问题：首先，他们想知道英格兰银行是否会通过提高借贷利率来减轻英镑的压力。英格兰银行的人也在场，但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不是光问一问他们的意图就可，即便他们愿意说，他们也说不出来，因为英格兰银行得不到英国政府许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许可更接近于指示）就无权擅自改变利率，而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对于货币紧缩怀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其次，他们想知道如果投机性冲击继续下去，英国是否有足够的黄金和美元用于抵御攻击。除去交换网络提供的10亿美元贷款所剩部分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剩余的提款权，英国政府仅剩下官方的货币储备，而这项储备上周已经降到了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5亿美元。比这更可怕的是，这项储备还在以可怕的速度继续减少。根据专家猜测，在上周一个行情不好的日子，储备缩水了8700万美元。这样的日子要是持续一个月，这笔储备将会就此消失。

库姆斯表示：即便如此，那周末的巴塞尔没有一人料到，英镑会在当月后半段遭遇如此之大的压力。他心惊胆战却又坚毅果决地回到了纽约。英镑捍卫战的战场从巴塞尔迁出，没有来到纽约，而是去了伦敦。当下的大问题是：英国是否会在那周提升银行利率，问题的答案将在11月12日周四揭晓。如同他们做诸多事情时一样，英国人在银行利率问题上也习惯性地沿袭惯例。如果英国人决定改变利率，那么在周四正午（就在此刻，别无他时）英格兰银行底层的大厅里将出现一个指示牌，宣布新的利率。与此同时，一位称作政府经纪人（Government Broker）的职能人员将会身穿粉色外套、头戴高帽，匆匆沿着盔街（Throgmorton Street）来到伦敦证券交易所，然后遵照仪式站上讲台，宣布这一新的利率。周四正午已过，利率没有改变。显然，在选举中获胜的工党政府在决定银行利率方面跟之前的保守党政府一样困难重重。看到政府此般的优柔寡断，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投机者做出了无比一致的反应。11月13日周五前，英镑经历了小幅上扬，究其原因，恰恰是由于投机者们预测银行利率会上涨。于是11月13日，英镑遭受了可怕的打击，收盘之时跌到了2.7829美元——仅比官方底线高0.29美分。为维持这个水平，英格兰银行频频干预市场，其储备也进一步损失了2800万美元。第二天，伦敦《泰晤士报》上署名为“我们的城市编辑（Our City Editor）”的金融评论员也松了口。“英镑，”他写道，“看起来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坚挺。”

接下来的一周，英镑市场重复了本周的行情，只是幅度更大。周一，威尔逊首相效仿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试图以言语作为武器。在伦敦市政厅华丽的特别晚宴上，他面对许多身份尊贵的来宾发表了讲话，这些来宾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大法官（Lord Chancellor）、枢密院议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伦敦市长（Lord Mayor of London）以及他们的妻子们。威尔逊强有力地宣称：“我们不仅有信心也有决心保持英镑坚挺并高涨。”他还保证，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达到这一目标。威尔逊首相尽量避免提及“贬值”这个可怕的词，整个夏天以来，英国其他官员全都如此。他明确表示，政府认为当前情况下此举不在考虑范围内。为了强调这一点，他对投机者发出了警告：“如果有人怀疑（我们）决心的坚定性，不管这些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让他们做好准备，为不信任英国付出代价吧。”在此般言语攻击面前，投机者们也许惧怕了，也可能他们预计周四银行利率将会上升，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投机者再次放弃了对英镑的攻击。周二和周三，尽管交易市场上英镑并未高走，但也比上周五的水平略高，且没有依靠英格兰银行出手相助。

根据后续报道，截至周三，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就银行利率问题已经私下发生了一次争吵——克罗默伯爵认为对于银行来说，利率提升1%或者2%是绝对必要的。威尔逊、布朗和卡拉汉却依旧反对。争论而结果是，银行利率并未于周四上涨，此般不作为导致了危机的加剧。11月20日周五，伦敦市阴云密布。由于投资者纷纷从股市撤资以抛售英镑，伦敦证券市场遭遇了可怕的一日。英格兰银行当前已经决定筑起最后一道防线，将英镑价格维持在2.7825美元——比底线高0.25美分。周五，英镑刚好以这个价格开盘，在投机者抛售攻击的压制下，一直保持这个价格到收盘。同时，英格兰银行以2.7825美元的价格购入了市场上所有在出售的英镑，从而进一步耗损了储备。现在，人们抛售速度越来越快，几乎不再试图隐藏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因为显然全世界都有人在抛售——主要来自欧洲各个金融中心，但也有些来自纽约，甚至就来自伦敦当地。贬值即将出现的传言席卷了欧洲大陆的各大交易所。伦敦当地也出现了士气低落的不祥之兆：现在，甚至连伦敦的人们都开始公开地讨论贬值。周四，在伦敦的一处午餐会上，瑞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暗示道，小幅度的贬值也许是现今解决英国问题的唯一途径。来自国外的这一评论打破了坚冰，此后，英国人也开始用起了“贬值”这一可怕的词汇。第二天早上的《泰晤士报》上，“我们的城市”版面编辑本人也做出了评论，语调像极了正准备缴械投降的将军。他说：“不加选择地谣传英镑贬值是有害的，但将这个词语看成禁忌则会让情况更糟。”

当夜幕最终降临，英镑及其捍卫者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英格兰银行有一个周末的时间来评估当前的状况。评估结果丝毫不让人安心，英格兰银行9月时通过扩展交换协议所得的10亿美元贷款大多都耗费在了捍卫战中，已经所剩无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提款权则基本无用，因为这笔交易需要好几周才能完成，可事态却一触即发。英格兰银行仍然并且唯一拥有的便是本国的储备，这笔储备当日消耗了5600万美元，现在还剩大约20亿。不止一位评论员把这个顽强的国家当前的情况与其在24年前的不列颠之战（Battle of Britain）[13]中的情形进行了类比，把这笔钱比作了当年所剩无几的战斗机组。

这个类比有些夸大，但考虑到英镑现在以及一直以来对英国的意义，也还算是说到了点子上。在这个物质的年代，英镑重要的象征意义几乎比得上旧时的皇冠。英镑的态势几乎就是英国的态势。英镑是最古老的现代货币，人们认为“英镑（pound sterling）”一词的诞生远早于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14]，源于撒克逊国王们的年代[15]。国王们发行了银便士（silver penny），又叫做“sterlings”或者“starlings”，因为这些钱币上面有时会刻有星星（star）。250个银便士就等于1磅纯银（而先令[shilling]直到诺曼征服之后才出现，1先令等于12银便士或者1/12英镑）。所以在英国，大额支付一开始就用英镑结算。然而，在诞生之初的那几个世纪里，英镑绝不是一种牢固而稳健的货币，这主要因为早期君王们令人遗憾的坏习惯：他们通过给货币掺入杂质来缓解自身周期性的财政问题。一个不负责任的国王会把大量的银便士熔化，掺入基底金属却不再加银，然后再铸成新的钱币。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可以神奇地让100英镑变成110英镑。伊丽莎白一世[16]通过精心策划终结了这种做法。1561年，她突然召回了前任君主们发行的所有掺入了杂质的钱币。加之当时英国贸易的发展，此举引发了英镑价值的剧烈上扬。伊丽莎白一世退位后不到一个世纪，“sterling”一词就衍生出了一个形容词义项：“非常出色，可以经受任何考验。”这个意思保持至今。17世纪末期，英格兰银行成立并开始处理政府财政，直到此时，纸币才开始被公众信任，开始大规模使用，并开始以金和银作为后盾。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银相比，金在货币中的地位逐渐攀升（在现代世界，货币储备所用的金属不再是银，并且大约只有6个国家把银当做主要的金属辅币），但是英国直到1816年才开始采用金本位制——也即承诺随时用金币或金条赎回纸质货币。沙弗林金币（gold sovereign）价值一英镑，首次出现于1817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非白芝浩眼中，英镑逐渐开始象征稳定、富裕甚至快乐。

繁荣便会招致竞争。其他国家看到了英国的繁荣，相信金本位制至少起到了部分作用，于是便争相采用了这种制度：德国在1871年采用；瑞典、挪威和丹麦在1873年；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希腊在1874年；荷兰在1875年；美国在1879年。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后来者中几乎没有一个立刻变得富裕起来。回溯英国的情况，似乎其富裕并不是因为采用了金本位制，而是在金本位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依旧取得了繁荣。此后，英国依旧继续保持着全球贸易中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一战前的半个世纪里，伦敦曾是国际金融的中间人，而英镑在国际金融中类似于官方媒介。后来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7]怀旧地写道：1914年前“盖伦敦印的凭证”——也就是“有伦敦银行签印的取英镑的凭证”——“跟文明世界任何港口的通行金圈印一样宝贵”。然而，这抒情诗般情况的基础是各方力量巧妙的平衡，当一战的来袭将美元托上去，英镑的最高权威便受到了挑战，这片诗情画意也随之被打破。1914年，为筹措资金抗击敌方力量，英国遭遇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于是便采取了降低黄金需求的措施，金本位制只剩下了一个虚名。同时，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也从1英镑对4.86美元降到了1920年的1英镑对3.20美元。为恢复昔日的荣耀，英国政府于1925年全面恢复了金本位制，且定下的英镑黄金兑换比相当于把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恢复到1∶4.86。此次行动对英镑估价严重过高，不仅导致了英国国内长期萧条，更导致了下达这一指令的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失落了15年。

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崩溃却并非始于伦敦，其源头是欧洲大陆。1931年夏，奥地利首席银行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突然遭遇了挤兑，导致其货币崩溃。银行崩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真的存在这种东西的话——开始出现。此次相对较小的灾难给德国人带来了损失，导致了德国银行业危机，接着，由于英国的基金大量被冻结在破产的欧洲机构中，恐慌跨越了英吉利海峡，侵袭了高贵的英镑。用英镑兑换黄金的需求急剧增加，英格兰银行即便拥有法国和美国方面的援助贷款，依旧很快就难以维系。英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制定一个近乎高利贷的银行利率——8%～10%——将基金留在伦敦并控制黄金外流，要么只能放弃金本位制。第一种选择被认为不合情理，因为其将会导致国内经济进一步衰落，而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已有超过250万人失业。于是，英格兰银行于1931年9月21日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不再担负兑换黄金的职责。

此举就如同闪电一般击中了金融世界。1931年时，英镑的地位无比尊贵，甚至连既已成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都（并不完全带有讽刺意味地）将其评价为：英镑没有离开黄金，是黄金离开了英镑。无论如何，旧体系的栖息之所已然逝去，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混乱。在短短几周内，处于英国政治或经济统治下的国家（他们遍及世界大多数地区）全都摈弃了金本位制，其他主要货币中的大部分要么抛弃了金本位制，要么大大降低了其兑换黄金的比率。在自由市场上，英镑兑换美元的汇率已经从1∶4.86降到了1∶3.50。随后，美元——金本位制潜在栖息之所——也放弃了挣扎。1933年，这次史上最糟的萧条迫使美元脱离了金本位制。一年后，美国调整了金本位制的形式，恢复了一种叫做金汇兑本位制（gold-exchange standard）的制度。这种制度将不再使用金币，美联储承诺以金条的形式向其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但不再向中央银行以外的人出售。同时，美联储也调整了黄金的售价，美元贬值了41%之多。美元的贬值操作使得英镑恢复了以往与美元并驾齐驱的地位。但是英国方面发现，自己曾经依靠的安全港湾如今自身难保。虽然英镑依旧安全地与美元绑在一起，却没有带来丝毫慰藉。不过尽管如此，其后的五年内，以邻为壑成了国际金融的准则，英镑对别国货币的汇率没有很大损失。二战爆发之时，英国政府大胆地将英镑报价定在了4.03美元，并采取控制措施将其保持在这个水平，是以挑战自由市场。英镑在这个价格上维持了10年。但这只是官方层面的情况，在中立国瑞士的自由市场上，随着英国在二战期间军事财富的变化，英镑价格一直在波动，最差时曾跌至两美元。

二战结束后，英镑几乎一直身陷麻烦之中。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国际金融新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意识到过去的金本位制太过死板，而20世纪30年代虚拟的纸币本位制则太不稳定。于是会议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货币中新的王者——美元继续在金汇兑本位制下与黄金挂钩，而英镑以及其他主要货币则不再与黄金挂钩，转而与美元挂钩，汇率则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确，战后时代一开场就见证了英镑的贬值，幅度堪比1931年，不过后果远没有那次严重。布雷顿森林会议凸显了英镑以及欧洲绝大多数货币估价过高的事实。货币代表着一国的经济，相较于这些国家国内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他们的货币价格过高，完全依靠政府管控才得以维持。所以，贬值传言传了一年半后，1949年秋，英镑黑市交易风生水起，黄金的流失将英国的储备降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低水平上，英镑从4.03美元贬值到了2.80美元。除美元和瑞士法郎外，非共产主义世界所有重要的货币几乎都立即追随了英镑的脚步。但这次却没有出现贸易枯涸或其他混乱的情况，因为与1931年及其随后几年的贬值不同，1949年的贬值并非萧条中的国家为获得竞争优势不计后果且难以把控的尝试。这次的贬值仅意味着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已经恢复到了一定的水平，可以在没有人工支撑的情况下，在相对自由的国际竞争中存活。事实上，国际贸易不仅没有干涸，反而迅速恢复了起来。不过，即便在更合理的新估价下，英镑依旧没能止住颓势。不同程度的英镑危机分别出现在1952年、1955年、1957年和1961年。根据以往的情况，英镑的好坏准确地预示了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兴衰，这次英镑既不带感情也不够明智地再次陷入了周期性的颓势之中，似乎暗示着英国1949年采用过的那些整顿措施已经不足以挽回如今衰败的局面。

1964年11月，所有这些暗示及其羞耻的并发症没能逃脱英国公众的眼睛。危机四伏之时，人们对英镑的充满情感的交流都很好地体现在了《泰晤士报》著名的读者来信栏目论坛里。一位名叫I.M.D.利特尔（I.M.D.Little）的读者尽数表达了自己对英镑捶胸顿足般的哀叹，尤其着墨于英镑贬值的不安传闻——他声称这更多地事关经济而非道德。有一些人迅速回复了利特尔，其中就包括C.S.哈德菲尔德（C.S.Hadfield）。哈德菲尔德质问道：还有什么能比利特尔的来信更能让人看到一个时代灵魂的缺失？贬值不是道德问题？“贬值完完全全就是赖账，竟然变成了可敬的事情！”哈德菲尔德哀嚎道，完全是一副愤怒的爱国者腔调，英镑诞生有多久，这种腔调就有多久的历史。

巴塞尔会议后的第10天，纽约联储银行人员首要关注的不是英镑而是美元。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已悄悄接近60亿美元/年的警戒水平。人们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英国提高银行利率而美国不采取相应行动，结果只会让投机者从攻击英镑转为攻击美元。海耶斯、库姆斯以及华盛顿货币界权威——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财政部部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以及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鲁萨（Robert Roosa）——一致认为，如果英国提高利率，美联储为求自保也将不得不竞争性地提升美元利率（当前利率为3.5%）。在这段微妙的时期，海耶斯同他伦敦的同事克罗默伯爵进行了多次视频对话。克罗默伯爵是一位真正的贵族——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18]的教子、第一代克罗默伯爵埃弗林·巴林（Sir Evelyn Baring）[19]的孙子（巴林是英国驻派埃及的代表，在1884年到1885年期间是“中国人戈登［Chinese Gordon］[20]”的死敌），同时也是公认充满智慧的银行家。他43岁时就成了支配英格兰银行财富的人，是所有人印象中达成这一成就最年轻的人。他和海耶斯在巴塞尔以及其他地方频繁会晤，于是成了真诚的朋友。

无论如何，11月20日周五下午，联邦储备银行得到了在前线捍卫英镑并借此展现善意的机会。事实证明，认为伦敦收市会带来片刻的喘息只是人们的幻觉。伦敦时间下午5点，纽约才正值正午，贪得无厌的投机者还有好几个小时能在纽约市场上抛售英镑，这就导致美联储的交易室成了英格兰银行捍卫英镑的临时指挥室。美联储的交易者将英国的美元——准确来说是英国通过交换协议借来的美元——作为弹药，将英镑价格牢牢维持在2.7825美元或以上，英国的储备为此承受了更加沉重的代价。所幸的是，纽约收市后，战火没有燃烧到旧金山或者世界另一端刚刚升起太阳的东京。显然，攻击者们已经荷包满满，至少这段时间是这样。

接下来的这个周末便是奇怪的现代周末中的一个，人们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在世界各地，共同商讨重要的事情、做出重要的决定。威尔逊、布朗和卡拉汉在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契克斯（Chequers）参加会议，原本的议程包括讨论国家防御政策。克罗默伯爵在肯特郡韦斯特勒姆（Westerham）。马丁、狄龙和鲁萨在华盛顿州或附近地区各自的办公室或者家中。库姆斯在新泽西州格林村（Green Village）的家中，而海耶斯则在新泽西拜访他的朋友们。在契克斯，威尔逊和他的两个财政大臣让军队人员径自讨论国防政策，自己却转移到了楼上的画廊，处理起了英镑危机的事宜。为了让克罗默伯爵参与到审议中来，他们与身处肯特郡的他保持着电话连线，对话时还用上了干扰系统，以防无形的敌人（投机者们）窃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周六某时，英国方面做出了决定。他们不仅要将银行利率提升2%（到7%），而且将对抗传统，周一一早就调整利率，不再等到下周四。他们分析道：一方面，等到周四行动意味着要多等三个半交易日，这期间英国的储备肯定将会进一步流失，流失速度甚至还会加快；另一方面，打破传统将会让投机者们目瞪口呆，刚好彰显政府巨大的决心。决定一经下达，便通过驻华盛顿的英国人员传到了美国财政官员耳中，随后，位于新泽西的海耶斯和库姆斯也接到了消息。这两人知道，当前需尽快着手之前谈好的纽约银行利率提升一事，于是他们打电话预约了周一下午与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的会议，因为没有董事会的动议，银行利率是无法变更的。海耶斯是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从那时起他便满是懊恼地表示：他担心自己那个周末让妻子失望了，不仅电话一直占线，而且受当时情况限制，完全无法为自己这不得体的行为做出一丁点儿解释。

英国方面已经采取的行动——或者说即将采取的行动——足以掀起国际金融动荡。自一战起，银行利率从未突破过7%，并且仅有几次达到过这个数字。至于在非周四的日子里变更银行利率，则实乃凶兆——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1931年。伦敦方面预计将在开市时变更利率，换算成纽约时间则是早上5点。库姆斯周日下午去了自由街纽约联储银行，打算在那里过夜，以便大洋彼岸开始行动时自己一切就绪。他找到了一个同伴一起度过夜晚，这个人就是时任外汇部门高级官员的托马斯·J·罗奇（Thomas J.Roche），罗奇已经习惯了在银行过夜，甚至在办公室放了个满当当的行李箱。罗奇把他的老板迎到了11楼的卧室区——一排跟汽车旅馆似的小房间，每个都配有淡棕色的家具、旧时纽约的画报、一部电话、一台带闹钟的收音机、一件浴袍和一套剃须组合。两人聊了一会儿这个周末的进展情况，然后才走了进去。5点不到，他们被闹钟叫醒，吃完夜班员工做的早餐后就回到了七楼的外汇交易室，操作起他们的荧光屏来。

5点10分，他们打电话给英格兰银行询问消息。伦敦市场刚一开市，银行利率变更的消息就在激动的人群之中进行了发布。库姆斯后来才得知，这次政府经纪人进入证券交易所时，人群的欢呼非常热烈，以至于他想宣布消息都有些困难。要知道，以往政府经纪人走进来的时候，人群可会突然鸦雀无声。英镑在市场上的第一反应，则像是（一位评论员后来评论道）一匹嗑了药的赛马。银行利率调整后10分钟内，英镑就迅速涨到了2.7869美元，远高出周五收盘价。几分钟后，起早的纽约人与位于法兰克福的西德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以及位于苏黎世的瑞士国家银行（Swiss National Bank）进行了电话沟通，试探欧洲方面的意图。那边的情况也同样乐观。随后，他们又再次与英格兰银行取得了联系，英国的情况也越发有了起色。抛售英镑的投机者们四散而去，忙着收拾做空遗留的烂摊子。当第一缕晨光撒向纽约联储银行的窗户，库姆斯已经听说了伦敦方面的好消息，英镑报价达到了2.79美元——7月危机之后的最佳水平。

当天的情况一直如此。“利率达到7%，钱能从月亮上取。”瑞士一位银行家改编了白芝浩的名句——这位伟人以维多利亚式的实干姿态说过：“利率达到7%，地里能挖出黄金。”伦敦方面感到十分安全，甚至允许大家回到往常的政治争论之中。在议会，在野的保守党首席经济学权威雷金纳德·莫德林（Reginald Maudling）抓住机会说道：如非工党的所作所为，危机本不会出现。财政大臣卡拉汉以极为礼貌的语气回应道：“我必须提醒这位尊贵的先生，正是他（最近）告诉我们说，是他把问题遗留给了我们。”每个人显然都松了一口气。突如其来的英镑需求让英格兰银行看到了一丝机会，恢复其已经大幅减少的美元储备似乎有了可能。当天下午，英格兰银行甚至一度信心十足地转变了自己的角色，以2.79美元不到的价格用英镑购入美元。伦敦市场闭市之后，纽约市场延续了这种情绪。显然，出于对英镑的同情，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们可以、并且当天下午也的确按照计划将他们的借款利率从3.5%提升到了4%。库姆斯此后评论道：“那天下午这里充斥的情绪是：他们成功了！他们已经渡过了难关。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英镑危机似乎已经结束。”

但实际上并没有。“我记得11月24号周二，情况陡转直下。”海耶斯说。当天英镑开盘价2.7875美元，看起来很坚挺。大量购入英镑的订单来自德国，当天的前景看起来很令人满意。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了纽约时间上午6点（欧洲方面正值中午）。6点左右，欧洲各大交易所——包括最重要的那几家，例如在巴黎和法兰克福的两家——各自召开例会，确定当日各大货币的汇率，这样涉及外汇的股票和债券才能进行交易。这些定价会议一定会影响货币市场，因为这些价格代表着欧洲大陆最富影响力的人们对各大货币的看法，是清晰的风向标。很明显，当日确定的英镑汇率显示出人们对英镑的不信任死灰复燃。后来的情况显示，各地货币交易商，尤其是欧洲的交易商，此时正在重新思考前一天银行利率提升一事。起初，他们被利率的突然提升吓了一跳，于是做出了热情的反应。但现在他们似乎最终认定，周一宣布提升利率暗示了英国正失去对形势的掌控。“英国周日要参加世界杯决赛暗示着什么？”据说欧洲的一位银行家曾这样问过他的一位同事。唯一可能的答案是，这暗示着英国方面的恐慌。

人们的重新思考导致了市场形势180度的转向。纽约时间8点到9点，库姆斯在交易室里看着原本平静的英镑市场一败涂地，心情也随之低落。全世界各地都抛售英镑，数量之巨难以想象。英格兰银行怀着绝境中的勇气，将底线从2.7825美元提升到了2.7860美元，并通过频频干预将英镑价格维持在这个水平。但要维持这个水平，付出的代价肯定将很快难以承受。纽约时间上午9点刚过，库姆斯计算出，英国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损失储备，速度达到了每分钟100万美元，这样的速度根本无法维持。

同样是9点刚过，海耶斯来到了银行，屁股还没坐热就听到七楼传来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们正处于飓风之中。”库姆斯这样对他说，还补充道，现在英镑面临的压力正急剧增加，所以英国很有可能要采取措施：要么让英镑贬值，要么强加一个交易控制体系以维持到周末。而由于众多原因，第二种方法不可接受。海耶斯立即给欧洲几大央行行长打了电话，有些行长听说情况严重性时大吃一惊，因为并非所有国家的市场都感受到了危机之深。海耶斯恳请他们不要提升银行利率，以免加重英镑和美元的压力（由于他自己的银行刚刚上调了利率，他要完成这项工作可并非易事）。随后，他叫库姆斯来自己的办公室。两人商议后认定，英镑现在已经被逼入墙角，银行利率的提升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同时，如果英国的储备继续以每分钟100万的速度流失，五个工作日内储备就会枯竭。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集资，在几个小时至多一天左右的时间内，从别的国家获得一大笔贷款，用于抵御外界对英镑的猛攻，把他们打回去。此类的援救贷款此前只被召集过几次——1962年的加拿大、1964年的意大利和1961年的英国——但情况表明，这次所需的贷款数额将达到历史之最，远超上述三次。与其说中央银行们得到了在国际货币合作不长的历史中竖立里程碑的机会，不如说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还有两件事情很清楚。第一，当前美元深陷麻烦之中，美国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将英镑从危机中解救出来。第二，尽管美元深陷麻烦，但美国必须尽其经济上所能，与英格兰银行携手发起英镑援助行动。首先，库姆斯建议美联储提高给英格兰银行的备用信贷额度，从现在的5亿美元增加到7.5亿美元。不幸的是，将该提议立刻付诸实践的行动受到了限制。根据《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的规定，任何此类行动只有在联邦储备系统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后才能实施，而该委员会的成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海耶斯通过长途电话（此时此刻，英镑陷入绝境的消息正通过电线传往世界各地）与华盛顿主管货币的马丁、狄龙和鲁萨取得了联系。所有人都同意库姆斯的解决方案，所以讨论结束以后，马丁办公室给一个关键的委员会——公开市场委员会（Open Market Committee）打了电话，要求在当天下午3点整召开电话会议。财政部的鲁萨建议财政部安排其注资的下属银行——位于华盛顿的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提供一笔2.5亿美元的贷款，从而进一步增加美国为此次危机所做出的贡献。海耶斯和库姆斯自然赞同这项提议，鲁萨启动了银行相关机制以动用这笔钱。他也提醒说，要走完这个程序至少要到晚上。

纽约时间下午过半，几百万美元的储备一刻不停地继续流逝，海耶斯、库姆斯以及他们华盛顿的同事们都在忙着制订下一步计划。如果交换网络的信贷额度增加且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也能到位的话，美国贷出的资金总额将达到10亿。与围攻下的英格兰银行进行沟通后，美联储人员开始相信，要使行动有效，其他主要央行——在央行界被简称为“欧洲方面”，尽管加拿大和日本的央行也在其列——也必须贷出更多钱款，要15亿美元甚至更多。这将使得欧洲方面的借贷总额超过美国。海耶斯和库姆斯意识到，这要获得欧洲方面银行家以及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可能并非易事。

下午3点，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了电话会议。12位成员坐在了各自的办公桌前，他们分布在六座城市，包括纽约和旧金山。库姆斯用不带感情的干瘪的嗓音对这12位成员发表了讲话，描述一下当前的情况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成员们很快便被他说服了。不到15分钟，他们就全票做出了决定：只要其他央行也给出相称的贷款数额，就同意将交换网络的贷款额度增加到7.5亿美元。

临近傍晚时，华盛顿也传来消息，大致表示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挺有希望，更确切的答复将在午夜之前给出。所以，美国方面10亿美元的资金已基本收入囊中。接下来要搞定的就是欧洲方面。欧洲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所以暂时没人可以搞定。行动开始的时间将是欧洲开市的时候，那之后几个小时将是决定英镑命运的关键阶段。海耶斯让银行的车早上4点去康涅狄格州新卡纳（New Canaan）的家中接他，给完这项指示之后，他便一如往常地坐上了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5点多的通勤火车，向家中赶去。他后来一直懊悔自己居然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依旧形同平常。“我离开银行更多是出于迫不得已，”他说，“回想起来，我想我宁可当时没有离开。倒不是说实际上会有什么差别——我还是跟往常一样在家，其实那整个晚上我几乎都在与待在银行的查理库姆斯通电话——只是这样的事情在银行家的生活里并非每天都能遇到。我想，我大概是个喜欢遵照习惯的人吧。另外，保持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平衡可以说是我坚持的信条。”尽管海耶斯没有说，但是他可能还有别的考虑。这一点完全可以说成是中央银行总裁或行长的信条：别在干公事的地方过夜。在这样的时期，做事有条不紊的海耶斯选择了在办公室过夜，如果这样的消息传了出去，就很可能像英国选择周一提升银行利率一样，被外界认成是恐慌的标志，海耶斯可能算过这笔账。

同时，库姆斯在自由街度过了又一个夜晚。他前一晚回了一趟家，因为最差的情况一度看起来已经过去了。但是今天下班以后，他与罗奇一起留了下来，后者自从上周末起就没回过家。快到午夜的时候，库姆斯接到了进出口银行的确认信息，2.5亿的款项已像承诺的那样于当日晚间从华盛顿转出。所以，介于早间的努力，一切已经就绪。库姆斯又一次住到了11楼不那么令人喜欢的小房间里。他整理了一下劝说欧洲央行人员时可能会用到的事实情况，整理完后就把闹钟调到了3点30分并躺下睡去了。后来，一位热爱文学且颇富浪漫主义性情的美联储人士将那晚的联邦储备银行比作了莎士比亚版本中阿金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21]前夜的英军营帐。那夜，亨利五世口吐雄辩之言，他对即将参战的将士说，眼前的战役将会让军中哪怕最为低微之人尽数成为伟人，那些躺在家中享受平安的人此后将会懊悔自己未曾成为此次战斗中的一员。作为实干派，库姆斯对自己所处的形势可没有这么华丽的见解。此时的他正在时起时落的鼾声之中等待着欧洲大陆黎明的到来，不过他很清楚，自己即将参与的将是银行业史无前例的大事件。

2、

所以，1964年11月24日周二晚间，海耶斯一如往常地乘坐5点09分从大中央车站开出的车，回到了康涅狄格州新卡纳的家中。海耶斯约莫54岁，长得高高瘦瘦，说话嗓音轻柔，热忱的双眼前架着一副大大的圆眼镜。他略微带着一点校长般的姿态，而他的镇定自若则是出了名的。在这非常时期，他还是一如往常地上班下班，同事们肯定觉得他的镇静还真是名副其实，海耶斯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笑了之。海耶斯的家是一座1840年左右建造的小别墅，12年前，他从一位管理员手中买下并且进行了重新设计。他当晚回到家时照例受到了妻子的欢迎。海耶斯的妻子是英国和意大利的混血儿，名叫比尔马（Vilma），但是别人总是叫她比巴（Bebba）。比巴喜欢旅游，对于银行业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她的父亲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22]是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23]的男中音。每年这个季节，海耶斯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所以他决定不再进行自己最爱的那项傍晚放松活动——爬到小别墅边长满草的斜坡顶上，从那里他的视线能很好地越过海湾看到另一头的长岛（Long Island）。反正他也没有心情去放松，反而觉得很激动。他决定整夜都保持这种状态，因为第二天一大早，银行的车就会按照计划来他家门口接他去上班。

吃晚饭时，海耶斯与妻子说起了他俩的儿子汤姆（Tom）。汤姆现在是哈佛大学大四的学生，明天放感恩节的假，他会回家。晚饭后，海耶斯安坐在一张躺椅上读了一会儿书。在银行业这个圈子里，海耶斯被大家看成是充满智慧的学者。跟大多数银行业的同事相比，他也的确是这种类型。即便如此，海耶斯阅读的银行业以外的书籍并不像她的妻子那般兼容并包，他也没有妻子那样持之以恒的阅读习惯，他往往会随着性子不定时地集中读一些书：比如，一阵子把拿破仑相关的书都给读了，休整那么一段时间，然后又挑另一个主题读，像是南北战争（Civil War）。那段时期他正在读科孚岛（island of Corfu）[24]相关的书，他和妻子正准备去那边待上一阵子。不过，他还没有读上多久就被电话铃声叫走了。电话是银行打来的，有一些新的进展库姆斯觉得有必要让海耶斯总裁知道。

简单重述一下当前情况：纽约时间清晨4点到5点之间，伦敦金融市场以及欧洲大陆的金融市场将会开市，欧美主要国家的政府银行或者说中央银行（这个名字更通用）将在明早开市之后尽快采取大动作以挽救英镑。此次拯救行动中，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不仅仅是紧密的参与方，实际上还是联合发起方之一。前几个月，英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巨大赤字，从而引起英格兰银行黄金和美元储备的流失，此番情况之下，英国离破产已经近在咫尺。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担心新上任的工党政府将决定或者被迫通过英镑贬值（从2.80美元大幅度下调）的方式来缓解当前情况，这就导致了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投机者和对冲者大量抛售英镑。在国际上，英格兰银行有义务将英镑在自由市场的价格保持在2.78美元以上。为了履行这项义务，英格兰银行正在以每日数千万美元的速度损失自己的储备。英格兰银行当前剩余的储备仅有20亿美元，达到了多年以来的最低值。

现今唯一的希望就是集资，抓紧这仅有的几个小时，赶在事态无法挽救之前，集到一笔史上数额最大的短期贷款。贷方是世界上那些富有国家的央行，借方则是英国。有了这样一笔可用的贷款后，英格兰银行应该能够大量购入英镑，吸收、牵制并最终击退投机者，为英国整顿经济事务争取时间。此时此刻，依旧无人知晓到底需要多大一笔救援资金。但当日早些时候，美国和英国货币界权威人士一致得出结论，认为至少需要20亿美元。尽管通过纽约联储银行以及财政部下属的进出口银行，美国当日已经筹得了10亿美元的贷款，但若要完成这项任务，美国依旧需要说服其他主要的中央银行，让他们给出另外一笔超过10亿的贷款。

无论是通过交换网络还是其他任何方式，此前从未有人向欧洲方面提出过类似的请求。1964年9月，欧洲方面成功通过了这笔有史以来最大的共同紧急贷款——总计贷给英格兰银行5亿美元，用于捍卫已经处于围攻之下的英镑。如今这笔贷款尚未偿付，英镑又陷入了更深的危机，欧洲方面将会接到又一项贷款请求，数额将两倍于、甚至五倍于先前那项。显然，合作的精神乃至仁慈的品格都将受到挑战。所以，当晚海耶斯脑中被各种念头占据是很自然的事。

这些不祥之兆在海耶斯的脑中挥之不去，他发现自己很难把精神集中在科孚岛上。除此之外，银行的车会在早上4点来接他，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早点去睡觉。他正准备上床睡觉时，她的妻子走了过来。妻子对他说，见他大清早就要起床，自己本该心怀同情，但不管那件要让他早起的事情是什么，海耶斯显然对它很是期待，所以自己反倒是嫉妒起他来了。

自由街纽约联储银行内，库姆斯这一夜时睡时醒。纽约时间三点半——也就是伦敦时间八点半、欧洲大陆最东边九点半——房间里的闹钟把他真正叫醒。经历了一系列涉及欧洲方面的外汇危机后，库姆斯对时差已经习以为常，他甚至倾向于用欧洲时间来思考，将纽约时间早上8点说成是“午餐时间”，把早上9点说成“下午过半”。所以，他一起床就说了一句“早上好”，尽管纽约联储银行上方依旧星光闪耀。库姆斯穿好衣服，随后便去了自己10楼的办公室。银行常规值夜班的厨房工作人员已经供应了早餐，他吃了一点以后就开始给欧洲的各大央行打电话。所有电话都通过同一个电话操作员打出去，这个人管理着非工作时间联邦储备银行的电话总机。另外，银行官员们有资格申请政府紧急通话特权，让其他电话让路。不过，今天倒没有必要申请，库姆斯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是凌晨4点50分，跨大西洋的电话线路几乎完全没人占用。

库姆斯打这些电话，基本是在为未来的情况打基础。英格兰银行打来电话（算是纽约联储银行接到的最早的几个电话之一）通报早间的情况，基本状况与前一天相同：外界对英镑投机性的攻击丝毫未减，英格兰银行在市场投入了更多的储备，将英镑报价维持在2.7860美元。库姆斯有理由相信，随着纽约外汇交易市场5小时后开市，来自大西洋这边的抛售将会大幅增加。随后，英国将会投入更多的美元和黄金储备。他将这个想法跟各个机构的同事交流了一下，比如来自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巴黎的法兰西银行、罗马的意大利银行（Banca d’Italia）和东京的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的各位同事（在跟日本银行同事交流的时候，对方官员肯定已经到家了，因为两地之间有14小时时差，东京那边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随后，就到了攻克难关的时候，库姆斯给各个银行的代表发去了通知：美联储将很快代表英格兰银行向他们发出请求，期望他们能给出一笔数额远超以往的贷款。“我没有指出具体数额，只是试着强调危机的严重程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头等危机。”库姆斯说。一位来自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官员说，法兰克福方面对即将接到的大额贷款请求“精神上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迎接”也许会是一个更好的词——他对危机程度的认识跟伦敦、华盛顿和纽约以外的所有人都差不多。在库姆斯打电话来之前，德意志联邦银行还期望着投机者对英镑的攻击会自行平息下来。接完库姆斯的电话后，他们甚至还是不知道自己会要出多少钱。无论如何，刚挂掉库姆斯的电话，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就召集了经理人会议。最后证明，这个会一开就是一整天。

但这一切还只不过是准备工作，具体的贷款数额需要各银行领导相互商议决定。库姆斯打电话软化各银行态度的这会儿，联邦储备银行总裁还坐在银行的豪车奔驰里，行驶在新迦南（New Canaan）到自由街之间的某个地方。银行的这辆豪车跟高端国际化的詹姆斯·邦德风大相径庭，连个电话都没装。

众人都在期盼着已经担任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八年之久的海耶斯。选他当总裁，大多数人以及他自己都感到不解：他不是从相对显赫的岗位或联邦储备银行内部调来的，他以前只是纽约群集的商业银行众多副总裁中的一位。尽管这一任命在当时看起来背离传统，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是个幸运的选择。只要研究一下海耶斯的早年经历和年轻时的职业，你脑中就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不知为何，他所有的经历似乎都是为了应对当前这类国际货币危机而准备的，就好像有些作者和画家那样——他们的人生似乎一直在为某个特定的作品作准备。如果英镑大危机即将到来之时，上帝（也有可能是其下属的金融部门）要对海耶斯应对危机的资质进行评估，于是雇用天堂里相当于执行招聘官的人员来报告他的情况，那么海耶斯的档案资料可能会是这样的：

1910年7月4日出生于纽约伊萨卡（Ithaca），基本在纽约市长大。父亲曾是康奈尔大学（Cornell）宪法学教授，后在曼哈顿做投资顾问。母亲曾是学校教师、热忱的女权参政论者、社会服务所员工以及政治上的自由派。父母都爱观察鸟类。家庭环境智慧充盈、思想自由且有公益精神。曾就读于纽约市和马萨诸塞州的私立学校，是学校里的尖子生。后进入哈佛大学（只待了大一一年）和耶鲁大学（三年，数学专业，大三时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25]会员，为年级做出过许多贡献，1930年毕业时是该级毕业生中的佼佼者）。1931至1933年间，作为罗德学者在牛津大学新学院学习，这期间尽管从没想过进美联储工作，却成了坚定的亲英派，还撰写了论文《1923-1930年间的联邦储备政策及金本位运作情况》（Federal Reserve Policy and the Working of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 Years 1923–30）。现在他希望能把这篇论文拿回来，以免其中存在年少之时盲目的阐释，可牛津大学新学院和他自己都找不到这篇论文了。1933年进入纽约商业银行业工作，晋升速度不快但一步一个脚印（1938年年薪2700美元）。1942年成为纽约信托公司（New York Trust Company）的助理秘书（尽管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海军服了几年兵役回来后，1947年当上助理副总裁，两年后成为纽约信托公司涉外部门负责人，尽管此前完全没有涉外银行业务经验。显然他学东西很快。1949年英镑贬值前几个星期准确预测了贬值的幅度（4.03美元到2.08美元），震惊了他的同事和上司，同时也赢得了“外汇交易巫师”的美名。

1956年被任命为纽约联储银行总裁，纽约银行业人士以及他自己都大吃一惊，当时许多人甚至从没听说过这个腼腆的男人。他对此反应比较平静，只是带着妻儿去欧洲度了两个月假。现在大家一致认可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们有着难以置信的远见或者运气，居然正巧在美元疲软、国际货币合作越发关键的时期选了一位外汇专家当总裁。受到欧洲央行人士的喜爱，被他们叫做阿尔（Al，说出来经常被听成“全部[All]”）。年收入7.5万美元，位列联邦官员收入榜第二，紧随美国总统。联邦储备银行的工资必须在银行业内或多或少有些竞争力，而不能跟政府职员的工资水平相比较。很高且很瘦。努力在正常时间上下班，尽量不让私人生活受到影响，这算是他的原则，认为夜间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忍无可忍”。抱怨自己的儿子对商业的见解浅薄，并将之归咎为“全无势利眼”——但说这话时依旧保持着镇定。

结论：英镑危机中，美国中央银行的最佳代表人选就是他。

的确，海耶斯就像一台准备完成某些复杂任务的机器，拥有着缜密计划和手段。但他身上还有别的特征，他性格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任何人。尽管银行业人士描述海耶斯的时候基本都会用“像个学者”和“富有智慧”这样的词，但海耶斯却觉得自己在当学者和智者方面并不成熟，相反在行动上富有实效，1964年11月25日的事件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从某些方面说，海耶斯是个完完全全的银行家——他与H.G.威尔斯（H.G.Wells）[26]关于此类银行家的概念一致，他似乎“把钱看做理所当然，就好像猎犬对待老鼠一般”。并且对于钱缺少钻研的兴趣——但是，他对其他几乎所有事物都有着钻研的心，这一点跟银行家的形象很不相称。尽管普通的熟人有时候会说他是个沉闷的人，他的至交好友们却说他有着少见的娱乐精神和内在的平静，从不紧张或者注意力涣散，后面这两点常常会破坏他同行们的生活。毫无疑问，海耶斯坐银行的车去纽约联储银行之时，他内在的平静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五点半，海耶斯坐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第一件事就是按下办公室内部电话上属于库姆斯的通话按钮，并从这位涉外部门主管那里听取最新的情况评估。正如他所料，英格兰银行令人厌恶的美元储备流失情况丝毫没有改善。比这更糟糕的是，库姆斯说自己跟地方银行的人员进行了联系，他们（摩根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这类大型商业银行涉外部门的人）也正在紧急地值早班，看情况这一夜已经积累大量抛售英镑的单，等纽约市场一开市抛售就将开始。英格兰银行已经被抛售英镑的订单淹没，4小时后预计还会迎来纽约市场新一波的抛售。因此，现在迫切需要抓紧时间。海耶斯和库姆斯决定，纽约市场一开市就将筹集国际贷款帮助英国的计划公之于众——也许10点就会宣布。银行人员需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专门进行国际沟通，所以海耶斯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很宽敞，墙上镶着饰板，壁炉边围着一圈舒适的椅子——并把库姆斯的办公室当做指挥室。库姆斯的办公室在楼下，比海耶斯的要小上许多，也没那么铺张，但布局却更高效。海耶斯一到指挥室就拿起三个电话中的一个，让接线员帮他接英格兰银行的克罗默伯爵。电话接通后，整个援救计划中最重要的这两人最后梳理了一遍他们的计划，清算了一遍他们当前准备向各大央行索要的贷款数额，并决定了谁先打电话给谁。

在某些人眼中，海耶斯和克罗默伯爵真是一对奇怪的组合。第三代克罗默伯爵乔治·罗兰·斯坦利·巴林（George Rowland Stanley Baring）除了是个完完全全的贵族，也是个资深的银行家。他是伦敦著名的商业银行巴林银行（Baring Brothers）创世人的传人、第三代克罗默伯爵、国王的教子，毕业于伊顿公学（Eton）和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在家族银行中担任了12年常任董事，其后又当了两年——1959年到1961年——英国经济大臣及英国财政部驻华盛顿的首席代表。如果说海耶斯掌握国际金融的秘诀靠的是耐心的学习，克罗默伯爵则并非一名学者，他依靠的是遗传、直觉或悟性。如果说海耶斯（虽然身材不同寻常人）站在人群中很容易被忽略，克罗默伯爵（虽然个子一般）则依靠着温文尔雅且时髦的气质走到哪里都让人眼前一亮。如果说海耶斯对随意与人亲近有些犹豫，克罗默伯爵则是出了名的热情，无意间就让美国银行家们既受宠若惊又淡淡失望——他们敬畏克罗默伯爵的头衔，后者却刚见面就鼓励他们叫他罗利（Rowley）。“罗利是个非常自信和果决的人，”有位美国银行家如此评论道，“他从来不担心自己会贸然横插一脚，因为他坚信自己处在合适的位置上。但他是个讲道理的人，是那种身处危机时能抓起电话采取措施的人。”这位银行家坦白道，直到1964年11月25日他才认清海耶斯也是这样的人。

当天早上6点起，海耶斯就手抓电话机与克罗默伯爵并肩战斗。他们给几大央行的人一个个打了电话，其中包括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卡尔·布莱辛（Karl Blessing）、意大利银行的圭多·卡利博士（Dr.Guido Carli）、法兰西银行行长雅克·布吕内（Jacques Brunet）、瑞士国家银行的施韦格勒·瓦尔特博士（Dr.Walter Schwegler）和瑞典央行（Swedish Riksbank）行长佩尔·阿斯布林克（Per Asbrink）。结果，他们发现这些人里有些根本不清楚前一日里英镑危机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有些人听说后大吃一惊，居然美国已经担负起了10亿美元的短期救助贷款，而他们也被要求大量拿出本国的储备，帮助英镑渡过危机。有些人从海耶斯口中才得知了这一切，有些则是听克罗默伯爵诉说才知道。不管是听两位中的哪一位说的，这一消息的来源都不是普通的熟人或者官员，而是巴塞尔俱乐部的内部人士。海耶斯已经代表美国筹集了一大笔贷款，这自然而然让他成了这项行动的领导。他打每一通电话时都注意说清了一点：这项行动中，他本人的作用是让美联储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后盾，在后者提起的正式请求中发挥作用。“英镑正处于危险之中，英格兰银行希望从大家那里筹得25亿美元，我能理解他们的请求。”他会以自己那种冷静的方式对欧洲大陆各大央行行长说，“我相信您可以理解，当前我们必须站在一起。”（当然了，他和库姆斯一般都说英语。尽管他最近正在进修法语，在耶鲁时他的记忆力也是最令人折服的学术技艺之一，但他学习语言时的笨拙却丝毫没有改变，到现在仍不放心用英语以外的任何语言来进行重要的商务交流。）如果碰上特别熟悉的欧洲同行，他说起话来就没那么正式，会用上中央银行界的行话——省略常见的数量单位“百万美元”。这种情况下，海耶斯会流畅地说：“你觉得你贷个，大概150（实际指1.5亿）可以吗？”尽管海耶斯说话时十分严肃，但据说对方听到这话时候的第一反应都有些小心翼翼，语气中也不乏惊讶的成分。他回忆说，好几次他收到的回答都类似：“情况真的糟糕成这样了吗，阿尔？我们还指望英镑能自行恢复呢。”海耶斯向他们保证情况确实这么糟，英镑绝无自行恢复的可能。被说服之后，他们的反应一般是“我们必须看下我们能做什么，然后再给你回电话”。欧洲的一些央行人士说，海耶斯的第一通电话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地方并非他说的内容，而是他说这番话的时间。他们知道现在纽约尚未破晓，也知道海耶斯对于所谓“银行家办公时间”的执著，所以这些欧洲人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海耶斯给各个银行打打过招呼以后，就轮到库姆斯上场了，他负责跟欧洲同事们讨论细节问题。

电话打完一轮之后，海耶斯、克罗默伯爵以及他们在自由街和针线街的助手们心中还是相对充满希望的。没有一家银行直截了当对他们说“不”——他们很高兴，甚至连法兰西银行都没这么做，尽管当时法国已经采取政策，减少法国与英国和美国在货币事务及其他事务上的合作。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料想到，一些央行行长会暗示说，他们国家贡献的贷款数额可能会比美联储建议的数额更大。受到此般鼓舞的海耶斯和克罗默伯爵决定提高他们的预期。他们本来打算总共获得25亿美元的贷款，重新思考之后，他们现在觉得有机会获得30亿。“我们决定对各方都提出更高一点的要求，”海耶斯说，“我们没办法准确知道扭转局势所需的最低数额。但我们知道，这项政策如果要奏效，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宣布这一政策带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影响——当然前提是我们最终能够宣布这一政策。30亿在我们看起来似乎不错，是个整数。”

但困难就在前方，各大银行开始回电时，最大的困难浮出了水面——这件事情无法迅速搞定。海耶斯和库姆斯发现，最难传达的一点是：每过1分钟，英国的储备就要减少至少100万美元。如果接下来仍然走正常程序，那这些贷款毫无疑问会来得太迟，以至无法扭转英镑贬值的局面。根据法律规定，一些国家的央行必须询问该国政府后才能做出承诺。另一些国家则无类似法规约束。但即便是那些不受限制的央行也坚持要询问政府以示礼貌。这样做需要时间，尤其当前的情况是，不止一名财长暂时无法联系上。这些部长不知道有人正突然要找自己批准一大笔贷款，并且除了克罗默伯爵和海耶斯的口头保证，还几乎给不出任何证明必须这样做的证据（其中一位联系不上的部长正在他们国家的议会中参与辩论）即便有些财政部长立马就能联系上，他们在这样的逼迫之下，有时也不愿意配合。在涉及钱的问题上，政府行事比央行要谨慎得多。实际上，有些财长说，如果英格兰银行递上资产负债表和紧急贷款正式的书面申请书，他们会很乐意考虑这件事情。除此以外，有些央行本身也倾向于走形式，真是让人抓狂。据说，一家银行的外汇主管回复请求时说：“啊，这不是很方便嘛！我们刚好明天要召开例行的董事会。我们到时会讨论这件事情，之后会与你们联系。”纽约方面负责这一通电话的刚好是库姆斯，他给这位主管的回复没有具体录下来，但是报告里说他的语气一反常态地激动。当时在场的人说，即便是以沉着著称的海耶斯也被惊到了那么一两次，尽管他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静，但说话的声音却提得比往常要高。

欧洲的中央银行在应对这项挑战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有钱且最有权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一早接到库姆斯打来的电话时，德意志银行理事会此刻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中他们又接到了海耶斯打给布莱辛总裁的电话，告知建议筹集的具体数额。那天早晨美联储给各个银行开出的贷款具体数额从未公布，但根据已知情况，有理由推测德意志联邦银行收到的请求是10亿美元——所有欧洲央行中最高，并且以前从来没有任何央行（美联储除外），在仅仅提前几小时得到通知的情况下，收到如此大额的贷款请求。海耶斯打电话来传达了这一刺耳的信息，这之后没过多久，布莱辛又接到了克罗默伯爵从伦敦打来的电话。克罗默伯爵表示，海耶斯所说的一切关于危机严重性的话都属实，同时又重申了他们的请求。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经理们也许被吓到了，于是退了一步，从原则上认可了此事的必要性。但此时问题又再次袭来。布莱辛和他的助手们决定依旧遵照既定程序行事。也就是说，在采取任何行动前，他们必须询问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on Market）和国际清算银行负责经济事务的同事们的意见，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荷兰银行（自然也被请求伸出援手）行长马里厄斯·W·霍尔托普博士（Dr.Marius W.Holtrop），因为他是时任国际清算银行总裁。法兰克福方面匆匆给阿姆斯特丹方面打去了单线电话。结果，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经理们被告知，霍尔托普博士此刻不在阿姆斯特丹，他当天早晨恰好坐火车去了海牙，找荷兰的财政部长商议其他事宜。对于荷兰银行来说，在行长不知晓的情况下做出如此重要的承诺根本不可能。与此相似，比利时的财政政策与荷兰密不可分，所以阿姆斯特丹没有点头之前，比利时银行也不愿采取行动。所以，在数百万美元源源不断从英格兰银行流逝、世界货币秩序处于危机之时，整个援救行动耽搁了一个小时甚至更久，就是因为找不到霍尔托普博士。此时的他也许正乘坐火车穿梭于荷兰低地，也许已经到了海牙却被堵在了路上。

当然，这一切都让纽约方面痛苦而沮丧。当纽约的早晨最终来临，海耶斯和库姆斯的行动得到了华盛顿方面的助力。美国政府顶尖的货币权威人士——联邦储蓄委员会的马丁和财政部的狄龙和鲁萨——都紧密参与了前一天援救计划的制订，当然部分的计划是让纽约联储银行成为本次行动的总部。华盛顿的人员回家过了夜后，在正常的工作时间来到了办公室。现在，马丁、狄龙和鲁萨已经从海耶斯那里听说了眼前出现的困难，于是纷纷拿起各自的电话打向大洋彼岸，以强调美国方面对此次事件的关注程度。但不管是从哪里打来的什么号码都无法阻止时间的流淌——或者说，都无法找到霍尔托普博士——海耶斯和库姆斯最终不得不放弃及时准备好大笔贷款，好在纽约时间上午10点左右向全世界宣布的打算。这样做也有其他的原因。纽约市场一开市，一夜间弥散于整个金融世界那份极度的警觉便会昭然若揭。纽约联储银行位于七楼的外汇交易柜台报告称：纽约市场开市后，人们攻击英镑可怕程度较预想中毫不逊色，当地交易市场里的气氛离恐慌仅有一步之遥。银行证券部门给出的报告也让人警觉：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正面临近年来最沉重的压力，债券交易者们对美元普遍缺乏信心。这些情报给了海耶斯和库姆斯一个冷酷的提醒，告诉他们一件他们已经知道的事——由于某种链式反应，英镑相对美元价格走低之后，美元很有可能被迫相对黄金贬值，从而最终导致货币混乱状况四起。如果海耶斯和库姆斯已经开始懈怠并把自己简单幻想成乐善好施之人，这个消息将立刻把他们拉回现实之中。随后传来的消息称，种种迹象表明，华尔街众多的传言现在正凝结成为一个。这个消息如此具体而让人信服，真是叫大家泄气——传言说，英国政府将在纽约时间正午左右宣布英镑贬值。官方可以驳倒其中的一些说法（至少时间不对），因为英国显然不会在贷款磋商尚未结束时宣布英镑贬值。海耶斯面临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希望平息这一灾难性的传言，另一方面又想让贷款磋商在结束前保密。最后，他选择了折中的办法，让自己的助手们给华尔街一些关键的银行家和交易商打电话，并告诉他们：海耶斯本人确定最新那个英镑贬值的传言不属实。“你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电话那头的人向海耶斯的助手询问道。但助手因为没别的能说，只能回复道：“不，我不能。”

这番没有例证的说辞有点用处，但不够有用。外汇和债券市场仅仅暂时恢复了信心。海耶斯和库姆斯现在承认，当天早上在库姆斯办公室，他们有那么几次放下话筒隔着桌子面面相觑，无声地交换了思考：这次行动没法及时完成了。但是，依照情景剧一贯的传统，当事情陷入僵局总有坚强地恢复过来的那一刻。情况最黑暗之时，好消息开始传来。霍尔托普博士联系上了，他正在海牙的一处餐馆里与荷兰金融部长J.W.维特芬博士（Dr.J.W.Witteveen）共进午餐。更好的消息是，霍尔托普博士已经批准了救援行动，至于要询问政府这一点，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荷兰政府的代表人就坐在餐桌对面。主要的困难就这样克服了。联系上霍尔托普博士以后，困难开始缩小到诸如是否该继续向日本方面道歉这类恼人的事情上——之前联系日本时当地已至深夜，日本同行们从被窝里被叫了起来。趋势已经扭转。纽约时间正午之前，海耶斯、库姆斯、克罗默伯爵以及他在伦敦的副手们都已得知，原则上他们已与10家央行达成了协议——包括西德、意大利、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央行——同时，也与国际清算银行达成了协议。

现在剩下的唯有等待，等各大央行慢慢地痛苦地走完各式各样的正式程序，让这项行动合法并适宜。德意志联邦银行是秩序的缩影。在德国，若没有董事会成员的许可，银行就无法行动，而这些成员则大多散布于德国各个省份。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两大副手分工合作，给那些缺席的董事们打电话并劝说他们配合——这项工作很是微妙，因为向缺席董事征求意见时银行总部已经同意了本次行动。欧洲时间午后三四点时，正当两人忙着含糊其辞，法兰克福接到了伦敦传来的另一条消息。克罗默伯爵在电话里的语气充满愤怒，恼火程度显然达到了他自己所能允许的最大值。他要说的是：英国储备流逝的速度已经过快，这样的情况下英镑连一天都挺不住了。尽管规章制度不能省，但当下的情况是，要么现在出手要么再无出手之日（英格兰银行当日损失的储备额从未公布。《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后来做了估计，说是大约在5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英国所剩储备的四分之一）。接到克罗默伯爵的来电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副手们采取了简单的处事方式。行动获得了董事们的一致同意，法兰克福时间下午5点刚过，银行已经准备好借出5亿美元，并向克罗默伯爵和海耶斯汇报。

其他央行正纷纷加入或者已经加入到救援的队伍中来。加拿大和意大利各自筹集了2亿美元，并且很乐意这样做，因为在1962年和1964年，这两个国家的货币也接受过类似的国际救助，只不过数额要小得多。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从未公布过他们给出的贷款数额，但如果伦敦《泰晤士报》的后续报道可信的话，这几个国家也各自给出了2亿美元。瑞士筹集了1.6亿美元，瑞典1亿美元，奥地利、日本和国际清算银行给出的贷款数额则仍未公布。截至纽约当地的午餐时间，一切已经就绪，只欠大声宣布——这是本次任务的最后一步，要让这次公布最快且最有效地对市场造成强有力的影响。

这项行动将联邦储备银行的另一人——掌管公共信息的副总裁托马斯·奥拉夫·沃格（Thomas Olaf Waage）——推到了台前。沃格（他的名字跟“萨迦”[27]押韵）基本整个上午都活跃在库姆斯的办公室，作为华盛顿方面的联系人不停地打着电话。沃格出生在纽约且在纽约长大，父亲出生于挪威，现在是纽约当地的一名拖拉机驾驶员和渔船船长。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沃格还有着其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包括歌剧、莎士比亚、特洛普洛（Trollope）[28]以及祖传的航海技艺。向外界传达情况时，他非常热衷于不仅诉说事实，而且将中央银行里出现的故事、悬疑以及兴奋向持有怀疑态度且常常面无表情的公众传达。简而言之，他是一位浪漫得无药可救的银行家。因此，现在海耶斯把准备新闻发布会的事情交给他来办，他真是愉悦异常。此次新闻发布会要向世界宣告他们做出的决定，尽量强调救援行动。当海耶斯和库姆斯奋力给他们的计划收尾时，沃格正忙着与联邦储蓄委员会以及华盛顿财政部的同行们协调时间问题，因为这三家将会共同进行发布。另外，经过海耶斯和克罗默伯爵的商议，美国方面进行宣布的同时，英格兰银行自己也要进行一场发布。“我们选定的时间是纽约时间下午2点，我们大概至少要到那个时候才有东西可宣布，”沃格回应道，“当然，对欧洲大陆和伦敦市场来说，这个时间太迟了，难以造成影响。但纽约市场要到当地时间5点左右闭市，这个时间离闭市还有整整一下午。如果英镑能在纽约市场闭市前扭转乾坤，这种恢复趋势就有可能在明天的欧洲大陆和伦敦市场（由于感恩节的关系，美国市场明天休市）上延续下去。至于我们准备公布的联合贷款数额，大概仍会是30亿美元。但是我记得最后时刻出现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最后关头，所有的贷款都已经到位，查理库姆斯和我为了以防万一，算了算我们筹得的款项，结果算出来只有28.5亿美元。显然，我们在某个地方弄错了1.5亿美元。这就是我们干的事儿——我们确实算错了。所以一切正常。”

依照新的时间安排，救援款项及时筹措完毕。纽约时间下午2点，即伦敦时间下午7点，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同时向新闻媒体发表了声明。在沃格的影响下，美国的声明尽管欠缺类似“著名歌手”压轴那样的情绪感染力，但作为一次银行发言显得异常激动人心。声明以一种克制却华丽的姿态诉说着：这笔款项史无前例，中央银行“迅速采取行动，调动一大笔资金对市场上投机性抛售英镑的行为进行反攻”。伦敦方面的声明有着一种不同的特征，危机甚嚣之时隐藏的英伦特征此时流露出了其精髓。这个声明很简洁：“英格兰银行已做出安排，会将筹措的30亿美元贷款用于捍卫英镑。”

显然，这次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声明一出便震惊了纽约外汇市场，因为市场的反应就像所有人期待的那样迅速而兴奋。投机抛售英镑的人毫不犹豫地当场认定，他们的游戏结束了。消息公布后，联邦储备银行立即给出了2.7868美元的英镑报价——比英格兰银行一整天都在维持的那个价格高一点点。投机者们都忙着购入英镑收拾做空的烂摊子，所以联邦储备银行发现，这个报价上鲜见卖家。2点15分左右，纽约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奇特且鼓舞人心的情况，几分钟内任意价格都无法买到英镑。最终，英镑报价提高后继续在市场上出售，却依旧立刻遭到疯抢，所以当天下午英镑价格一路攀高，闭市之时超过了2.79美元。

胜利！英镑已经脱离了眼前的危险。行动成功了。对行动成功的称颂从四面八方涌来，甚至连权威杂志《经济学人》也简短地说道：“不管其他哪一网络瓦解，中央银行业者们似乎都（拥有着）惊人的即刻取得成果的能力。在为当前状况提供短期支持方面，他们的机制也许不是最理想、最可行的机制，却恰好是唯一有用的机制。”

所以，随着英镑报价回升到合理的高度，联邦储备银行在感恩节放了假，银行人员也都回了家。库姆斯记得自己那天喝马蒂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海耶斯回到位于新卡纳的家中，发现儿子汤姆已经从哈佛回来了。他的妻子和儿子都注意到，他似乎沉浸在一种异于往常的兴奋之中。在妻儿的询问下，海耶斯回答说自己刚刚经历了整个职业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一天。妻子和儿子又再三询问细节，于是海耶斯简要地把援救行动的概况跟他们说了一下，说的时候时刻记着他这两位听众的情况——她的妻子对银行业全无兴趣，而儿子则对商业见解浅薄。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之后，两位听众的反应十分温暖人心，类似沃格的文艺青年、分析银行大胆行为的真挚人士乃至一窍不通的门外汉都可能被两人的反应所温暖。“刚开始听着有些糊涂，”海耶斯女士说，“但你讲到结尾的时候，我们已经坐不住了。”

沃格回到道格拉斯顿（Douglaston）的家中，以个性鲜明的方式把这一天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的妻子。“今天是圣克里斯平日（St.Crispin’s Day）[29]，”他尖叫着冲过走廊，“而我跟随了哈利[30]！”

3、

1964年英镑危机时，我开始对英镑及其险境感兴趣。自那以后，我便迷上了这个主题。其后的三年半里，我在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中追踪报道英镑的起起伏伏，隔一阵子还会去联邦储备银行认识一些新朋友，并瞧一瞧是否能获得些额外的消息。我的整个经历完完全全证明了沃格的理论：中央银行能令人紧张不安。

英镑无法一直保持稳健的态势。1964年大危机后一个月，投机者们再次发动攻势。截至当年年底，英格兰银行获得的30亿美元救助款中，已经花了超过5亿美元。新年的到来也未带来起色。1965年1月，英镑价格略微上扬，但2月又再次面临压力。11月那笔贷款有效期是三个月，到期后各国决定将期限再延长三个月，让英国政府有更多的时间来恢复本国的经济秩序。但到3月底，英国经济仍然危险重重，英镑价格又跌到了2.79美元以下，英格兰银行再次开始干预市场。4月，英国宣布削减预算，随后情况有所恢复，但是最终证明这种复苏并不长久。初夏，英格兰银行在对抗投机者的战斗中已经挥洒了超过10亿美元，整个救援贷款的三分之一就这么灰飞烟灭。投机者们铁了心，顶住压力攻了回来。6月末，英国高级官员们昭告全世界：他们认为这场英镑危机已经过去，但暗地里却仍在较劲。7月，尽管英国国内经济继续紧缩，可依旧难挡英镑价格再次走低。到7月底，全球外汇市场开始坚信新一轮危机正在形成。8月底，危机再次来临，从某些方面说甚至比11月那次更加危险。麻烦的是，市场似乎相信中央银行已经厌倦了大把大把地将钱投入战斗，认为他们现在会不计后果地让英镑价格下跌。大约就在那段时间，我给一位供职于某家地方外汇市场的熟人打了电话，了解他对当前情形的看法，他说：“就我所知，纽约市场100%相信今秋英镑会贬值——不是95%，就是100%。”在随后的9月11日，我从报纸上读到：同样的那几家央行（这次法国除外）又再次在最后关头通过了另一项一揽子援助计划，援助金额当时尚未公布，后续报道称大约在10亿美元左右。那之后的几天内，我看到英镑的市场价缓缓抬升，截至月底已经超过了2.80美元，16个月来首次回到这个高度。

中央银行们再次使用了这个方法。之后不久，我去了趟美联储了解详细情况。库姆斯与我见了面，我发现他当时情绪乐观且非常乐意交谈。“今年的行动与去年的完全不同，”他对我说，“这次是我们主动出击，不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的防御之举。你看，9月初我们已经得出英镑超卖的结论——也就是说，当前的经济情形与投机者做空的数额完全不成比例。实际上，去年1月到8月，英国的出口额较1964年同期增长了5%以上，英国1965年的国际收支上赤字预计将较1964年减少一半，所以英国的经济前景非常好。可做空的投机者们似乎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而是依据技术市场要素决定做空英镑。现在暴露在外的人是他们。我们认定进行官方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库姆斯继续解释说：他们以一种不紧不慢的姿态做出了反攻的决定——没有通过电话，而是在9月5日那个周末，大家在巴塞尔面对面做出了决定。一如往常，联邦储备银行的代表是库姆斯和海耶斯，后者为了参会提前结束了自己计划已久的科孚岛度假之旅。这次反击行动的制定谨慎得有如军事计划。为了让敌方也就是投机者们弄不清状况、仓皇失措，大家决定不公布本次一揽子救援贷款的具体金额。人们选择了联邦储备银行的交易室作为发布地点，又决定在9月10日纽约时间上午9点（这个时间足够早，伦敦和欧洲大陆还在办公）公布这一消息。行动开始，英格兰银行打响了第一炮，宣布中央银行新的安排将很快让“合适的行动”出现在外汇市场。这一严肃的威胁性信息宣布后，联邦储备银行给了15分钟消化时间，然后开始出击。他们与英国联手，将新一批的国际贷款作为弹药，促使纽约外汇交易市场上所有的大银行同时以2.7918美元的报价（当时的市场价）收购英镑，收购总值接近3亿美元。在这种压力下，市场立即走高，联邦储备银行也顺势一点一点提高了自己的报价。价格上涨到2.7934美元时，银行暂时停止了交易，一方面为了看看市场自己会做出何种反应，另一方面只是为了混淆视听。市场保持了稳定，显示出在那个价位，散户中收购和卖出英镑的量相当，而那些卖空者（投机者）正在失去勇气。但银行方面远没有满足于此，又再次强势进入市场，当日给出了高达2.7945美元的报价。随后，雪球开始自己滚了起来——其结果我已经从报纸上读到了。“这是一次成功的空头轧平行动。”库姆斯以一种严酷的语气对我说，很能让人产生共鸣。我发觉自己在思考这样一件事：作为一个银行家，不为私人或机构利益而是为了公众利益，去击溃对手、把他们痛打一顿并逼得他们躲起来，一定能带来纯粹而少见的满足感。

我后来从另一位银行家处了解到，这次空头们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货币投机者所需的借贷保证金比例很低，比如，做空价值100万美元的英镑，投机者可能只需要支付3万或4万美元的现金，所以大多数交易商的做空数额已经上千万。当交易商的做空量达到1000万英镑或者2800万美元，英镑价格每变动0.01分，都意味着该交易商账户内1000美元的价值变动。英镑价格从9月10日的2.7918美元上涨到9月29日的2.8010美元，在这期间这样一位做空英镑的交易商遭受的损失将达到9.2万美元。这笔钱，大家可能会认定，足够让他在再次选择做空英镑前三思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长的平静期。前一年笼罩交易市场的危机迹象如今已经消失。在超过六个月的时间里，英镑市场阳光明媚，真是近年内从未有过的好天气。“英镑捍卫战已经结束。”11月，也就是1964年救援行动一周年之际，英国高级官员们（匿名出现，真是明智啊）宣布说。现在“我们在为经济而战”，官员们宣称。显然，这场战争也一片向好，因为1965年英国国际收支的最终数据显示，英国赤字状况好过预计，减少了超过一半。同时，英镑的坚挺使得英格兰银行不仅偿清了各大中央银行的短期贷款，还在公开市场上用近来受到追捧的英镑交换到了超过10亿美元，增加了宝贵的美元储备。因此，1965年9月到1966年3月间，英国的美元储备从26亿美元增加到了36亿美元——一个相对安全的数字。随后，英镑安全度过了全国选举——一如往常，选举活动总是造成货币动荡的时期。当我在1966年春天见到库姆斯时，他对英镑的态度似乎过于自信了，就像是旧时纽约洋基队自傲的粉丝对待他球队的态度一样。

就在我几乎认定继续追踪英镑命运将毫无乐趣之时，一场新的危机爆发了。海员们的一次罢工导致英国贸易再次出现赤字，1966年6月初，英镑报价再次跌破2.79美元。据称，英格兰银行再次进入了外汇市场，开始使用货币储备进行防御。6月13日，英格兰银行就像习惯接到火警的老练消防员那样，漫不经心地走到中央银行那里抱回了又一笔短期贷款。但这笔贷款只在短时间内起到了作用。7月底，为了根除英镑问题的根源、一劳永逸地解决赤字问题，威尔森首相在英国人头上扣上了有史以来和平年代中最为严厉的一系列经济限制政策——高税收、无情缩紧信贷、固定工资和物价、削减政府福利支出，并且规定每个英国人每年出国旅游花销总额必须在140美元以下。库姆斯后来告诉我，英国一宣布这项紧缩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就立刻回到英镑市场中施以援手。在这样的刺激下，英镑后来的反应让人满意。另外，联邦储备银行9月提高了其与英格兰银行之间交换网络信贷的数额，从7.5亿美元增加到了13.5亿美元。我9月时遇见了沃格，听他热情洋溢地说起了英格兰银行又一次筹集到的那些美元。“英镑危机已经成了烦人的常态。”大概就在那个时候，这位经济学家说了这样一句话，语气里带着最为让人放心的英国腔调。

一切又归于平静——却又再次仅仅保持了六个多月。1967年4月，英国还清了短期贷款且累积了充足的储备。但大约一个月以后，一系列令人心碎的挫折开始迎面袭来。首先，短暂的中东战争造成了两大后果：一是阿拉伯的基金从英镑流出转投其他货币；二是作为英国贸易命脉的苏伊士运河封闭。这两点几乎在一夜间导致了新的危机。6月，英格兰银行（现在换了新的领导，因为1966年时莱斯利·奥布莱恩爵士[Sir Leslie O’Brien]接替了克罗默伯爵的行长一职）必须通过其与联邦储备银行间的交换网络大量筹款。7月，英国政府被迫重启去年采用的痛苦的经济限制政策。即便如此，英镑报价在9月依旧下滑至2.7830美元，这是1964年英镑危机以来的最低点。我给外汇专家打了电话，问他英格兰银行为什么让英镑价格下滑到如此危险、几乎接近绝对底线（采取贬值政策除外）的2.78美元——该行在1964年11月将底线设在了2.7860美元，而根据其最新的声明，银行当前的货币储备超过25亿美元。“这个嘛，情况没有数据显示出来的那么让人绝望，”他如此答道，“近期的投机压力完全不如1964年那般强劲。而今年的基本经济形势，至少截至目前还比那时要好很多。尽管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这次的紧缩计划还是扛住了。1967年的前八个月里，英国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英格兰银行显然希望英镑能在不需要自己干预的情况下，度过这段弱势期。”

不过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开始感觉到某种让人不安的预兆——英国完全放弃了一直以来将说出“贬值”一词当成禁忌的做法。与其他禁忌一样，这项禁忌有着一定的道理（讨论贬值很可能引发人们的猜测和逃窜，从而真的引发贬值），也有着迷信的成分。但我现在发现，英国媒体百无禁忌地自由讨论贬值问题，一些受人尊敬的杂志甚至提倡贬值。这还不是全部。没错，威尔逊首相慎用此词，甚至在代表英国政府保证不会采取此举（他保证了一次又一次）之时依旧用词小心。一次，他小心翼翼地说：在“海外货币事务”上“现有的政策不会变”。然而，7月24日，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在下议院中公然提及了贬值，他抱怨说提倡将贬值作为国家政策已成为一种时尚，还说这种政策意味着破坏与其他国家及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并请求英国政府永远不要诉诸这一政策。他的观点让人感到亲切和放心，但坦率的表述却恰恰相反。在1964年最为黑暗的日子里，从未有人在议会里提过“贬值”。

一整个秋天，我都觉得不幸之事残忍地集结而来，正在将英国淹没，一些直接给英镑造成了不良影响，另一些则只是影响了英国方面的士气。前一个春天，由于一艘可恶的邮轮漏油，康沃尔（Cornwall）的海滩被污染了。现在又有一场流行病杀死了数万，最后甚至达到数十万头羊。实施超过一年的紧缩经济政策导致英国失业率达到了数年来的最高水平，也使得时任工党政府成了战后最不受欢迎的一届政府（六个月后，《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资助的一项民调显示，英国人把威尔逊选为了20世纪第四大恶人，紧随希特勒、戴高乐和斯大林。）9月中旬，伦敦和利物浦爆发了一场码头罢工，这场超过两个月的罢工让原已步履蹒跚的出口贸易进一步下滑，且泯灭了英国人心中对本年度收支能达到平衡的最后一点期待。1967年11月上旬，英镑报价2.7822美元，达10年最低。此后，事态便每况愈下。13日周一晚，威尔逊出席了伦敦市长一年一度的宴会——三年前的英镑危机之中，威尔逊也正是利用了市长会议这个平台，热切地做出了捍卫英镑的承诺——并借此机会向英国及全世界发出请求，希望大家忽视英国近期饱受临时因素困扰的外贸数据，这项数据将在宴会后一天发布。14日周二，外贸数据如期公布，数据显示10月英国的赤字超1亿英镑，创历史最糟记录。16日周四，内阁成员在午间召开了会议。当天下午的众议院会议上，有人向卡拉汉财长发问，最近有传言称，英国将再次从中央银行体系获取一笔巨额贷款，而英国政府将进一步采取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上升，提问者希望财长能确认或者否认这一流言。卡拉汉的回答充满了热情，后来也被评论为欠缺谨慎，他说：“英国政府会判断英国经济需要什么，并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做出合适的决定，而不受他人判断的影响。目前，我们的判断是英国经济不需要创造更多的失业。”

此话一出，各外汇市场一致认为相关方面已经决定贬值，而卡拉汉在不经意间说漏了嘴。17日周五是外汇市场史上最疯狂的一天，也是英镑1000多年的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日。英格兰银行为了将英镑报价维持在2.7835美元——此时被认定的底线价格——花费了巨额储备，以至于这个数字恐怕永远得隐瞒下去。华尔街的商业银行需要知道这个数字，他们的估算显示在10亿美元左右，要达到这个数额则需以每分钟200万美元以上的速度连续不断地流失一整天。毫无疑问，英国的外汇储备降到了20亿美元的标记线以下，甚至有可能远低于这个水平。11月18日周日，英国在警报四起的情况下宣布了投降。这个消息是沃格告诉我的，纽约时间当日下午5点30分，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大概在1小时前，英镑已经贬值到2.40美元，英国的银行利率调到了8%。”他的声音里略微带着一些颤抖。

除了发生重大的战争以外，对世界金融协定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主要币种的贬值。周日晚，我谨记着这一点前往了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在那里逛了逛。一股令人不快的风将纸片吹上了空旷的街道，在这时而荒凉时而繁华的地方，非办公时间那让人害怕的死寂再度袭来。不过，有一点不同往常：本应黑漆漆的楼宇里，亮着一排排的窗子——基本上每座大楼亮一排。我能认出有那么几排窗子里是那些大银行的涉外部门。银行厚重的大门紧锁并插上了门栓，当日正逢周末，涉外部门的人员显然是按了门铃或者走了外人难见的侧门或后门才进了银行。我整了整衣服上的领带，沿着拿苏街向自由街走去，想看一看纽约联储银行的情况。我发现纽约联储银行的灯没有一亮一整排，而是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散布于整个佛罗伦萨式的外墙上，不知怎么反倒显得更为亲切。不过，纽约联储银行也同样大门紧闭、门庭冷落，让人胆颤。正当我直视大门之时，一阵妖风骤然袭来，伴随着不协调且突兀的风琴声——大概来自几个街区以外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10到15分钟没见过任何人了。在我看来，此情此景似乎展现了中央银行业两张面孔中冷酷而敌对的那张。从这张脸孔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银行的人满是自傲地秘密做出那些影响全人类的决定，那些我们不仅无法参与，甚至连理解都困难的决定。那张优雅而适意的脸此时被藏了起来，有识之士在布鲁塞尔饮酒吃着松露，拯救步履蹒跚的货币的景象不再。今夜，不适合这张脸。

周日下午，沃格在银行10楼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与会的包括我和其他12位记者，其中大多数都是美联储的常客。沃格大体讲了讲贬值的情况，避开了那些不想回答的问题，有时候就自己问问题来堵，就像他以前当老师时一样。他说，现在判断本次货币贬值是否会“重现1931”为时过早。要想预测这个，那得看透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以及数以千计的银行。整个故事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呈现。沃格似乎受到了激励而非陷入了压抑。他的态度显然带着忧虑，但同时也透露着决心。离开前，我问他有没有通宵。“没有，昨晚我去参加了‘生日派对’，我不得不说这些日子里，品特（Pinter）[31]的世界比我的好理解多了。”他如此答道。

周四和周五发生的事情在之后的几天逐渐浮出水面。最终证明，外界大多数传闻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一些真实的成分：为阻止贬值的发生，英国之前已经在协商一笔更大数额的贷款，规模与1964年一揽子计划的30亿美元相似，且美国将再次计划提供最大的一笔贷款。英镑贬值到底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之举？这一点依旧饱受争议。威尔逊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向英国人民解释了这次贬值，他说：“通过向中央银行和他国政府借款来安全度过目前这轮针对英镑的外汇投机，原本存在可能性。”但这次采用这种方式会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我们的海外债主可能会坚持要求我们保证实施某些国家政策”。他没有挑明了说那些债主已经这样做了。无论如何，尽管可以想象他们的不情愿，但英国内阁基本早在上周就做出了贬值的决定，后来又在周四午间的会议上决定了具体的贬值幅度。同时，为确保贬值政策的有效性，内阁决心在国内施加新的紧缩政策，包括收取更高的公司税、削减国防开支以及设立50年来最高的银行利率。至于为什么要在两天后才公布贬值政策，致使英国的储备蒙受巨大损失，英国官员现在给出的解释如下：根据国际货币条例，货币贬值前要开会与其他拥有世界主要货币的国家进行协商，英国需要这段时间来开会。另外，英国也迫切需要国际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竞争者们投出的定心丸——需要他们保证不跟着贬值，破坏英国贬值政策的效果。至于周五时人们为什么惊慌失措地抛售英镑，现在也同样有了一些解释。这绝不可能仅仅由著名的“苏黎世地精们”——尽管他们不可见甚至可能不存在——放肆的投机导致。相反，更多是由于国际公司（大多是美国公司）的自我保护，也就是所谓的对冲。这些公司做空英镑，做空的量正好等于几周或者几个月后他们应收的英镑数额。这一情况的证据是由这些公司自己提供的，他们中的一些很快就告知己方股东：由于他们的预判，此次贬值造成的损失甚少甚至没有。例如，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周日宣布，贬值对其1967年的收益没有造成影响，因为“管理层在一段时间前就预计到会出现贬值”。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和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在报告中称，为了自保，他们采取了相当于是做空英镑的措施。辛格尔公司（The Singer Company）说，他们甚至一不小心赚了一笔。其他美国公司也宣称他们一切安好，只是拒绝详述，因为他们如果公布自己使用的方法，就可能会被控在英国陷入绝境之时占便宜。“就算是我们比较聪明吧。”其中一家公司的发言人如此说道。虽然不够优雅，但这样说也是一点没错。在国际商业丛林之中，对冲孱弱的外汇币种完全是合法的自保之举，为投机而做空则不那么受人尊重。有趣的是，周五投机做空英镑且后来站出来说话的那些人中，有些跟苏黎世完全不沾边。俄亥俄州杨斯顿（Youngstown）有一群职业人士——股市老手，此前却从未涉足国际货币领域——周五时认定英镑将会贬值，于是做空了7万英镑，一个周末就获得了将近2.5万美元的净收入。当然，英格兰银行最终用美元购回了所有售出的英镑，导致英国财政储备略微缩水。这群人的经纪人也许心生骄傲，把这则密谋的消息发表在了《华尔街日报》上，读完这则消息后，我真心希望这些杨斯顿的学徒地精们至少能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带来的影响。

周日就这么过去了，这些道德投机也已到此为止。周一，整个（至少是大半个）金融世界都回到了工作中，贬值政策开始接受检验。这次检验包括两道题。第一：贬值能否达成英国的目的，即刺激出口、减少进口，从而消除国际收支赤字并消灭投机做空英镑的行为？第二：此次贬值是否会像1931年那样引起其他货币一系列竞争性贬值，从而最终导致美元兑换黄金的价格下降，全球陷入货币混乱之中，又或让全世界进入萧条期？我看着这些问题的答案开始浮出水面。

周一，根据政府的指令，伦敦的银行和交易所依旧大门紧闭。在英格兰银行未进入市场的情况下，其他地方的交易商大多选择了不交易英镑，所以英镑在新的价值下到底是孱弱还是坚挺，这个问题要推迟揭晓时间了。那一日正值女王的结婚纪念日，伦敦各处都飘扬着英国国旗。针线街和盔街[32]上，各路经纪人、交易商和职员们四处乱转并兴奋地相互讨论，但不进行交易。纽约股市跳低开盘，后又涨了回来（没有理性的原因可以解释低开，证券从业人员说，贬值光听起来就让人沮丧）。截至周一傍晚，共11个国家和地区宣布了货币贬值的消息，包括西班牙、丹麦、以色列、马耳他、圭亚那、马拉维、牙买加、斐济、百慕大、爱尔兰，以及中国香港地区。情况没有非常糟糕，因为一国货币贬值造成的破坏大小与该国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成正比，而上述货币的重要性都不是非常大。最为不祥的举措来自丹麦，因为丹麦的动向很容易影响其邻近的经济体——挪威、瑞典和荷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会很糟糕了。英镑贬值时，埃及因持有英镑储备而即刻损失了3.8亿美元，但是埃及挺住了。损失了1800万美元的科威特也挺住了。

周二，世界各地的市场都开始全速运作。英格兰银行又重出江湖，将新的英镑交易底线设在了2.38美元，最高价则设在了2.42美元。一开市，英镑就像是从孩童手中滑脱的气球一般，一路涨到了最高价并且维持了一整天。实际上，由于一些无法类比气球的原因，英镑价格一整天都略高于设定的最高价。现在，英格兰银行不再用美元收购英镑，反而是在用英镑购买美元，重新开始积累储备。我觉得沃格此时一定很高兴，于是给他打了电话，想跟他分享此时的喜悦。电话那头的他却十分冷静。他说，英镑的坚挺是“技术上的”——也就是说，前一个星期做空的人正在购买英镑以便获得收益——对于英镑而言，首次接受客观的检验要等到下周五。当天又有七个小国政府宣布了本国货币贬值。在马来西亚，政府让旧的以英镑为基础的货币贬了值，却让新的与黄金挂钩的马来西亚元保持不变。由于这两种货币都仍然在流通，政府的这一不公之举引发了暴动。其后的两周内，超过27人在暴动中丧生，这也是货币贬值导致的第一起人员死亡事件。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着人们，国际金融这场引人入胜的游戏的对立面是人民的生活，甚至生命。除此以外，一切尚佳。

但到24日周三，一个波及范围更大的问题显露了迹象。正如大家担心的那样，一直以来冲击并最终击垮英镑的投机性攻击如今将矛头对准了美元。作为唯一一个承诺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价格、无限量地向他国央行出售黄金的国家，美国是世界货币体系的支柱。美国财政部储备的黄金——周三时总计约价值300亿美元——则是一切的基础。美联储主席马丁曾反复强调，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会根据外界需求持续出售黄金，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卖到一块不剩。尽管有马丁的此番承诺先在，尽管英镑贬值后约翰逊总统又即刻重申了这一承诺，但投机者们还是开始大量用美元兑换黄金，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怀疑。他们对官方承诺的怀疑态度与纽约的人们如出一辙，后者已经开始收集并囤积纽约的地铁票了。骤然间，巴黎、苏黎世以及其他金融中心的黄金需求量暴增，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国际上领先的黄金市场——伦敦，这里的人们立马讨论起了伦敦淘金热（London Gold Rush）。据权威人士估计，当日黄金的需求量约合5000亿美元，需求几乎来自全世界各地。只有美国和英国不在其中，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法律禁止人们购买或持有货币性黄金。面对这些再度被古老的淘金欲望腐蚀的隐形人群，将由谁来向他们出售黄金？答案不是美国财政部，因为财政部仅仅通过美联储向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答案也不是其他中央银行，因为他们从未许诺出售黄金。为填补这一真空，另一国际合作集团——伦敦黄金总库（London gold pool）于1961年成立。金库成员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联邦德国、比利时，先前还包括法国。这些成员向金库提供金块，数量之大甚至能让克罗伊斯（Croesus）[33]头晕目眩（美国黄金储备的59%）。金库以与美联储相同的价格无限量地向非政府买家出售黄金，意图以此抑制人们对钱币的恐慌，保护美元以及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这也是伦敦黄金总库周三进行的操作。但周四时，情况越发糟糕：在巴黎和伦敦，人们收购黄金的狂热已经达到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创下的记录水平。许多人（其中也不乏美英高官）开始坚信他们早期的怀疑——淘金热由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34]带领法国一手策划，目的是先击垮英镑再针对美元。虽然这一说法并不确凿，但很有说服力。戴高乐和他的几位部长早就公开表示，他们希望大大降低美元和英镑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大量的黄金订购单（甚至伦敦方面的订单也不例外）来源都指向法国，令人生疑。周一晚间，淘金热开始前36小时，法国政府通过媒体向外界透露，他们准备从伦敦黄金总库中撤资（随后的信息表明，前一年6月起法国就突然不再向金库注资了）。法国政府也被控参与造谣，宣扬比利时和意大利也准备撤资的消息。情况现在一点点浮出水面：英镑贬值前，法国一直是最不情愿再次贷款救援英镑的国家。另外，法国直到最后一刻才保证己方将在英镑贬值的情况下保持本国货币汇率不变。总而言之，声称戴高乐在玩恶作剧不无道理。不管真实与否，我不禁感到这些对戴高乐的控诉为这次贬值危机添加了大把的佐料——这一佐料在几周后变得更加辛辣，那时法郎将陷入可怕的困境之中，美国不得不出手相救。

周五，伦敦交易市场上英镑一整天都处于峰值，就此出色地通过了贬值后第一次重要的检验。周一以来，只有少数几个小国政府宣布了货币贬值，并且挪威、瑞典和荷兰显然打算挺住。但美元方面的情况却前所未有地糟糕。周五，伦敦和巴黎市场上，人们收购黄金的数额已经超过了前一天的记录。据估算，之前三天所有市场上的黄金交易总额已经离10亿美元的标记线不远了。约翰内斯堡一整天都处于混乱之中，投机者们推推搡搡地争着购买掘金公司的股票。整个欧洲，人们不仅仅在用美元兑换黄金，也在用美元兑换其他货币。就算美元还没有到英镑一周前的境地，两者之间至少也有着令人不舒服的相似性。后来的报道称，一贯作为贷方的美联储在贬值后的几天内被迫成了借方，借了多种外汇用于捍卫美元，总值达20亿美元。

周五参加会议时，我发现沃格的情绪有些紧张，他这种少有的情绪让我也开始紧张起来。当晚离开美联储时，我对这个周末会宣布美元贬值一事信了一半。可实际上，事情全然相反，最糟糕的情形暂时性地过去了。周日，伦敦黄金总库成员国中央银行的代表们在法兰克福开会，与会人员中包括海耶斯和库姆斯。会议上，成员国代表们正式决定集合各自的资源，保持美元与黄金间现有的兑换比例不变。这一消息传出后人们开始相信，捍卫美元的不仅仅是美国那价值13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还有来自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和联邦德国金库里额外的140亿。这条消息显然让投机者们折服。周一，在伦敦和苏黎世，人们收购黄金的势头减弱了不少，只有巴黎依旧陷于水深火热——媒体的议论和戴高乐的讲话都未能改变这一点。当日，戴高乐抨击了“事态正向着美元国际地位降低方向发展”的观点，同时也对别的事情发表了令人困惑的观点。周二，全球范围内的黄金交易额骤降，甚至也包括巴黎。“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沃格当天下午在电话里告诉我，“让我们祈祷，明天是更美好的一天。”周三，黄金市场恢复正常。但这一周以来，为了履行对伦敦黄金总库的义务，并满足外国央行的黄金需求，财政部已经损失了450吨黄金（大约价值5亿美元）。

贬值后十天，一切归于平静。但这只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12月8日到18日间，一波新的投机浪潮席卷了美元，从金库中掠走了400吨黄金。与前一波相似，这波浪潮最终也在美国和金库伙伴们重申保值决心的声音中归于平静。截至年底，英镑贬值给美国财政部造成的黄金损失大约在10亿美元左右，美国的黄金储备自1937年以来首次降到了120亿美元以下。约翰逊总统1968年1月1日宣布过一项平衡国际收支计划，依靠的主要措施是限制美国银行借贷和境外工业投资。这项计划帮助镇压了投机行为两个月之久，但淘金热没有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平息。尽管各方百般承诺，但投机行为背后蕴藏着强有力的经济和心理力量。从广义上来说，自古以来在危机时期，人们都倾向于对纸质货币缺乏信心，所以这是人们在表达对纸质货币的不信任。具体说来，这正是人们一直以来担心的英镑贬值可能造成的后果。最实在的说法是，人们这是在用行动表示他们不相信美国有决心恢复经济事务的秩序。如今十亿又十亿美元源源不断被送出国，去支援一场无止境的战斗，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不相信民众会有极高的消费水平。这种本该被全世界信任的货币在黄金投机者眼中却是最不稳定、最挥霍无度的一种。

2月29日，投机者们卷土重来。选择这个日子并无特殊缘由，当天只有一位美国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发表了一篇既不重要也不草率的讲话。讲话中他提及，他觉得自己的国家也许应该暂时停止向外国支付黄金——正是由于这样凶残的行径，情况才迅速失控。3月1日，金库拨给伦敦40吨～50吨黄金（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是3吨～4吨）；3月5日和6日，各40吨；3月8日，超过75吨；3月13日的数据无法精确估计，但远超100吨。与此同时，在美元对黄金的汇率降低就意味着英镑再次贬值的情况下，英镑首次跌破了2.40美元的票面价值。3月10日，那些耳熟能详的老调再次重弹，这次出来申明的是巴塞尔中央银行业俱乐部的成员们。这次的申明几乎毫无效果。市场处于典型的混乱状态之中，不相信任何人的公开保证，反而被每一个飘过的传言摆弄于股掌之中。瑞士一位银行家严酷地将此情此景称为“自1931年以来最危险的一次”。巴塞尔俱乐部的一位成员仁慈地抚慰着大家的绝望情绪，声称黄金投机者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举措正使得世界货币处于危险的境地之中。《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则称：“显而易见，国际支付体系……正在瓦解。”

3月14日周四，混乱之外又添恐慌。伦敦黄金交易商描述当日情况时，用到了几个非英国式的词“溃败（stampede）”“大祸（catastrophe）”“噩梦（nightmare）”。当日卖出黄金的具体数额跟往常一样没有向外界公布（也许无论如何也没法精确算出），但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数额创下了历史新高。大多数估算结果都在200吨左右，约价值2.2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的预计结果则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如果前一个估计是准确数字，那么该交易日内，仅美国财政部一方就在以每3分42秒消耗100万美元的速度损失着其在伦敦黄金总库中的黄金份额。如果《华尔街日报》的数字是准确数字（财政部随后的一项声明让这个假设看起来挺靠谱），那么黄金的消耗速度则是每1分50秒消耗100万美元。显然，这样行不通。如同1964年的英国一般，美国如果以这样的速度消耗下去，黄金储备几天时间就会耗尽。当天下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将其贴现率从4%上升到了5%。这一防御性举措太过小心且极不充分，纽约一位银行家甚至将其比喻成了玩具枪；而作为储备系统外汇手腕的纽约联储银行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实施这项象征性的举措。纽约时间当日晚间，伦敦时间接近午夜，美国请求英国于次日（即周五）关闭黄金交易市场，避免出现更多“大祸”，也为周末面对面的国际磋商扫清障碍。此时的美国公众（他们基本不清楚金库的现状）依旧一头雾水，他们首次得知事情的概况可能是在周五，因为周五早间的消息显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此次危机与她的大臣们在午夜到凌晨一点间进行了会面。

周五是紧张等待的一天，伦敦市场大门紧闭，其他所有地方的外汇交易柜台也几乎是同样的情形。但在巴黎市场上——从美国的立场上看，这基本算是黑市——金价猛涨带来了极高的溢价。另外，由于英格兰银行大门紧锁，失去了支持的英镑在纽约市场上跌破了官方设定2.38美元的底线。整个周末，金库成员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法国又再一次引人注目地失踪并且这次根本没收到邀请）都在华盛顿会晤，美联储的代表是主席马丁以及库姆斯。秘密进行了两整天讨论后，伴着货币世界屏息的等待，他们在周日下午接近晚上的时候宣布了决定：央行之间所有的交易都会保持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兑换价格；金库将会解散，央行将不再向伦敦市场提供黄金，伦敦私人交易市场上的黄金可以自由寻价；任何从央行价与自由市场价间谋取差价的中央银行都会受到制裁。伦敦黄金市场将继续闭市两周，等混乱过去才会再次开市。新协议推出后的几个市场交易日内，英镑情况非常坚挺，自由市场上的金价比中央银行价高上2～5美元——比许多人预计的要小很多。

危机已经过去，至少这场危机已经过去。美元逃脱了贬值的命运，国际货币机制完好无损。解决方案也没有十分激进，毕竟在1960年金库尚未形成前，黄金就有过两种价格。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这场大戏的幕布还未拉上。英镑就仿佛《哈姆雷特》中的鬼魂，开启了这场表演，现在已经退居幕后。自夏日来临，舞台上主要的演员成了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他们竭尽所能用技术手段保持一切平稳运行；坐享繁荣的国会一心想着即将到来的大选，因此不愿施行高税收及其他令人不悦的紧缩措施（伦敦恐慌发生的那个下午，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投票否决了提高税收的提案）；最终，美国总统提出“全国财政紧缩计划”以捍卫美元，同时却继续在越南战争中增加支出，这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的财政，在许多人看来也威胁到了美国的灵魂。最终，这个国家看起来只剩三条可能的经济道路：一是结束越战，从根源上解决开支问题，也即本次事件的核心；二是采用完全的紧急战时策略，包括极高的税收、收入和物价控制，甚至定量配给；三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美元贬值，以及可能出现的滋生萧条的国际货币混乱。

越战对国际货币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深远影响，跳过越战及其影响不看，中央银行业者们仍在继续坚持不懈。应对美元危机的权宜之计出台两周后，全世界最富影响力的十大央行各自派出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会晤，除法国方面反对以外，其他九家银行一致同意逐渐创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个体系中黄金将作为所有货币的基石。该体系（如果依照决议行事的话）将包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权利，每个国家将根据自己现有的储备情况按比例获得相应的贷款权。用银行家们的行话来说，这项权利将被称作特别提款权（S.D.R’s）。通俗一点的行话则立马说成了“纸黄金（paper gold）”。该计划的目标——避免美元贬值、攻克世界范围内货币黄金短缺的难题，并由此无限期地推迟混乱的威胁——能否达成，取决于人们能否最终被理性所征服，成功做到在过去四个世纪里未曾做到的事情，即克服人性之中最古老也最不理性的特征——对黄金的观感及质感本身的渴望，以同样的态度珍视印有承诺的一张纸币。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在最后一幕中揭晓，皆大欢喜的前景并不确定。

最后一幕（英镑贬值之后，黄金恐慌之前）开始上演时，我去了趟自由街，见到了库姆斯和海耶斯。库姆斯看起来一脸精疲力竭的模样，但声音里却没有流露出三年的努力付之一炬所带来的沮丧。“我不认为捍卫英镑的一切举措都是徒劳，”他说，“我们赢得了三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英国通过国内的措施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如果他们在1964年就被迫贬值，工资和物价上的通货膨胀就极有可能会淹没他们的所有成就，并让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成为徒劳。同时，在这三年时间里，国际货币合作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果1964年就贬值，谁也不知道整个体系会变成什么样。如果没有国际社会三年以来的努力——无谓的挣扎，你也许会这么说——英镑也许会以更加混乱的方式崩溃，其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甚至会比今天我们看到的更严重。请记住，毕竟我们和其他央行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捍卫英镑本身，也是为了保护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个体系存活下来了。”

表面上看，海耶斯似乎与我一年半以前见到他时没什么不同，平静镇定一如往常，仿佛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研究科孚岛。我问他是否还在坚持区分银行家时间和私人的时间，他微笑着说，早就为了工作方便而不再坚守了——也就是说，在占用时间方面，1964年危机跟1967年危机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其后的美元危机又与1967年危机不相上下。他说，这整个三年半的事件附带了一项益处：频繁的跌宕起伏提高了海耶斯太太对银行业的兴趣，甚至还略微提高了汤姆的价值观中商业所处的地位。

然而，当海耶斯谈论起贬值之时，我发现他的平静只是一张面具。“噢，我失望了，我就承认吧，”他平静地说道，“毕竟我们拼了命地工作想要阻止贬值。我们差一点就做到了。在我看来，英国本可以从国外获得足够的援助来维持汇率。我们本可以在没有法国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但英国自己选择了贬值。我认为贬值政策最终成功的机会很大，国际合作体系能够获益也是毫无疑问的事情。11月去法兰克福参加金库会议时，我和查理·库姆斯能感觉到出席的每个人都觉得现在是时候收手了。但是……”海耶斯停顿了一下，再次开口时，他的嗓音里满是沉静的力量，以至于我在他的眼中可以看到，他认为这次的贬值不仅是职业上一次严重的挫败，还意味着理念的丧失和幻象的破灭。他说：“11月的那天，就在这家银行，一位柜员给我拿来了英格兰银行的绝密文件。看到文件中贬值的决定时，我感到了身体上的不适。英镑将再也不同往日。全世界满怀信心、通力合作的情形再也不会出现了。”

[1] 彼提宫（意大利语：Palazzo Pitti）建造于文艺复兴时期，规模宏大，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原为银行家卢卡·彼提的住所。

[2] 美第奇宫（意大利语：Palazzo Medici-Riccardi）建造于17世纪，是美第奇家族的宫殿。

[3] 斯特罗齐宫（意大利语：Palazzo Strozzi）始建于1489年，主人是银行家老菲利普·斯特洛奇，美第奇家族的竞争对手。

[4] 直布罗陀巨岩又称“海格力斯之柱”，高达426米，是直布罗陀境内的巨型石灰岩，在历史上起到过城防作用。

[5] 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是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和公法学家之一。

[6] 金镑（sovereign）是19世纪初期至一战结束期间，英国使用的一种金币。这种货币于1914年退出流通。

[7] 约12.7千克。

[8] 位于美国肯塔基州南部，是一个美军基地，也是贮藏黄金的地方。

[9]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该制度下，单位货币价值与金价挂钩。该制度盛行于1880年到1914年间，现已崩溃。

[10] 1929年经济危机波及英国，导致英国经济萎缩、黄金外流，逼迫英国于1931年退出金本位制并将英镑贬值。

[11] 苏黎世地精（gnomes of Zurich）用于指代瑞士的银行从业者。

[12] 《阿依达》（Aida）是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的歌剧作品，1880年于巴黎首演，主角名叫阿依达。

[13] 指1940年德国与英国空军的战斗，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战，英国一度岌岌可危。

[14]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为争夺王位，率兵从法国入侵英国，击败英王哈罗德的军队后加冕为王。

[15] 公元5世纪至6世纪，古代日耳曼人的分支盎格鲁-撒克逊人移民到大不列颠岛，后来逐渐和当地土著凯尔特人、诺曼人等融合，形成了现在意义上的英吉利人。

[16] 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名为伊丽莎白·都铎，是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

[17] 大卫·劳埃德·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历任下议院议员、财政大臣、陆军大臣、首相等职位。

[18] 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1865—1936），全名乔治·弗雷德里克·恩斯特·阿尔伯特（George Frederick Ernest Albert），英国国王，印度皇帝。

[19] 埃弗林·巴林 （Sir Evelyn Baring，1841－1917），英国行政官员和外交家。他作为英国代表和总领事统治埃及达24年之久。

[20] 指英国军官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因在中国指挥雇佣武力“常胜军”协助清军与太平军作战，获得清朝皇帝封赏而被世人取绰号为“中国人”。

[21] 英法百年战争中的一个战役，发生于1415年10月15日。英军在亨利五世的鼓舞和带领下，最终以少胜多战胜了法军。

[22] 指托马斯·哈迪·查莫斯（Thomas Hardie Chalmers，1884—1966），美国歌剧演唱家、演员和电影制片人。

[23] 大都会歌剧院1883年10月22日落成，位于美国纽约的林肯中心内，是世界知名的歌剧院。

[24] 科孚岛位于希腊西部伊奥尼亚海，是希腊最著名的岛屿之一。

[25] 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是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最为古老的学会，在美国有283个活跃的分会。

[26] 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著有《时间机器》《隐身人》等作品。

[27] 萨迦（saga）是北欧的一种叙事文体，意为“话语”，讲述英雄故事、历史、传说等。

[28] 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著有《巴彻斯特养老院》和《巴彻斯特大教堂》等。

[29] 圣克里斯平日是每年10月25日，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阿金库尔战役发生的日子。

[30] 指亨利四世的儿子哈尔王子，也即亨利五世。

[31] 指英国作家、导演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03— 2008），《生日派对》（The Birthday Party）是他最著名的戏剧作品。

[32] 这两条街之间就是伦敦证券交易所。

[33] 吕底亚国最后一位国王，著名的大富翁，史塔特金币的创始者。

[34]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是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时任法国总统。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