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华：关于《鄐君开通碑》若干问题之再考

　　《鄐君开通碑》刻于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是东汉最早的摩崖刻石之一。此时，已进入汉隶成熟时期。在汉代刻石中，此碑可谓别开生面，独具一格。近2000年以来，虽然不乏研究者，但迄今还是留下诸多不解之谜。

　　一、关于《鄐君开通碑》的碑名

　　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所有书法资料都叫《东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或叫《汉中太守钜鹿鄐君褒斜道碑》，也有叫《大开通碑》等。即便大家都习惯了叫《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但大多是人云亦云。此碑的关键词是“褒斜”二字，遗憾的是在碑文中笔者始终未见到“斜”字，只见到“余”字（图1）。《石门颂》距《鄐君开通碑》时间只有82年、空间只有数十步，碑文中有“余谷之川”“诏书开余”，明确用“余”表达地点，而没有用“斜”字。尤其是“诏书开余”皇帝颁发，是绝对不能错的！古代“斜”与“余”可能相通，但《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解读，没有一处说“余与斜”相通。宋代欧阳修《集古录》云“以余为斜，汉人皆尔”，难圆其说。斜谷，即指今陕西终南山之山谷。南口曰褒，在褒城县北；北口曰斜，在郿县西南。但作为书法学术，何以将活生生的“褒余”说成“褒斜”呢？也可能民间几千年“余”演化成了“斜”。在资料中查询，渭河支流中没有“斜河”，所谓的“斜河”，叫“石头河”，如果称“褒石头碑”岂不更远也？作为书法史料，应该是尊重原碑文字，不宜把民间口语当作名字。故而，笔者以为，还是应该称其《鄐君开通褒余道碑》为妥。

　　其实，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南郑知县晏袤作为首先发现此碑者并作释文，晏袤释文中，仅仅在录正文开头第三句称“褒斜”，也是第一个把“余”字笔误写为“斜”字者，他可能发现有误，释文后面全部改过来（有三处），称“褒余”。也或许是最早的发现者晏袤，一开始有意无意用了“褒斜”二字，先入为主，后人不加考证，以讹传讹至今。但后人们没有注意，晏袤释文后来均称“褒余”。

　　二、关于《鄐君开通碑》的碑文

　　笔者看到过全国不同的《鄐君开通碑》临帖展，都有一定的水平。但是错临、漏临、臆临情况较多，留下遗憾。说明书者对此碑理论上关注不够，或者是所临拓本年久不清，或者印刷质量不高，碑文残缺不全。所以有必要对《鄐君开通碑》文字加以校正。

　　《鄐君开通碑》，在汉中石门洞南270米的崖石上，裸露野外，剥落严重，文字漫漶。直到1971年因修建石门水库才移至室内。南宋晏袤虽有碑文记录并表明说“159”字，后人也就按159字去考证解读，但拓本直到清乾嘉年间才有流传，有很多字难以辨识，今天能够认清的也只有数十字。笔者根据南宋晏袤，清翁方纲、王昶、杨守敬、方朔、钱大昕、刘熙载、康有为等各种研究资料，冯岁平《石门十三品》、郭荣章《石门摩崖刻石研究》（汉魏十三品专辑）、上海书画出版社《开通褒斜道刻石》，以及现代网络资料等，进一步校验，并根据史料记载逐字斟酌，实际上只有153字，如下：

　　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太守钜鹿鄐君，部掾冶级、王弘、史荀茂、张宇、韩岑等典功作。太守丞广汉杨显将相用。始作桥格六百卅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钱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拓本只有121字，止于“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另32字未见拓本。碑文之疑惑还有很多，尚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鄐君开通碑》的书法艺术

　　《鄐君开通碑》的书法艺术研究主要在清代，清以前主要是史料研究。对于此碑的书法艺术，研究者也褒贬不一，有学者不认可其书法艺术。清以来，又经过几百年的再认识，对其书法地位大加肯定。在石门十三品中不仅其时间最早，而且独领风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刘永在《汉隶的发生和发展》中说：“《鄐君开通褒斜道记》，只是为了记颂汉时鄐君开通褒斜道的功绩，是一种实用的文字。作者大约只是一位一般文士，并不是书法家的作品，因之也无太多的雅意，既非劣书也绝非神品。今人的拙书固然不好，古人的拙书，也未必便好。”其说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审视同时代的书法作品，《鄐君开通碑》（图2）颇耐细品，其章法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甚至刻骨铭心。此碑在石门洞南270米的山崖上，系云母片石岩石质，经过稍事打磨平整后，书丹、刻石。我们现在看到的121字拓片，自然布局，巧然书写，遇有石筋石纹破裂，应让则让，当大则大，该小则小，单字大的约20厘米，小的3厘米—4厘米。通篇无界格，字字搭接、穿插，横则不见有列，竖者自然成行，如乱石铺街，又若天然石纹。清杨守敬评说：“余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冯岁平评说：“通观崖面，其有列无行，看似散漫而法度自蕴其中，其笔画大小不一，长短参差，其笔画细长，加之长年野外风雨剥蚀，其笔画与相邻的崖面浑茫交错，似乎又构成了一件件天趣横生的艺术作品。”施蛰存《金石丛话》说：“《褒斜道碑》面积最大，其隶书随山壁高低不平中，落笔取势，最为古朴雄放。这种摩崖汉隶，自成一格，临写颇非易事。”

　　《鄐君开通碑》笔法字法特点，概括起来四个字就是“古意盎然”。最早对该碑评价的还是晏袤：“字法奇劲，古意有余。”到了清代，对其笔势、字势推崇至极。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说：“其字画古劲，因石之势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此实未加波法之汉隶也。”方朔《枕经堂金石跋》称：“玩其体势，意在以篆为隶，亦由篆变隶之日，浑朴苍劲。”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说：“文字古朴，东京分隶，传于今者，以此为最先焉。”刘熙载《艺概》：“隶之古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隶中之篆也。”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鄐君开通碑》是古隶，横画起笔无蚕头，收笔无雁尾，撇捺无翻挑，横竖平直瘦硬，字形亦方亦扁，字径可大可小，起收笔无起伏粗细变化，实为以篆书用笔结字隶书。

　　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此碑单字线条并不是简单的横平竖直，每一笔都蕴含着曲线美，外刚内柔，相背或相向，线条变化丰富，不为一般人察觉。这也是此碑总体章法形成天然石纹，朴拙天真的基础。

　　四、关于《鄐君开通碑》的取法

　　《鄐君开通碑》，质朴自然，古拙天真，外见茂密，内见疏朗，通篇不激不厉，气韵生动，趣味无尽。因为没有书刻者姓名落款，所以笔者只能按刘永之说，乃“一般文士”书刻。

　　东汉永平九年（66年）以后的书法作品都不是他取法的对象，因为他们都晚于《鄐君开通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只能往前寻找相似的作品。如：

　　《大盂鼎》《曶鼎》（图3）。西周金文上接甲骨文的汉字早期形态，如《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墙盘》《虢季子白盘》《曶鼎》等，线条丰满，各有特点。《鄐君开通碑》的作者，金文和小篆作为当时识字的入门，都必须要学习，然而正因为他是“一般文士”，便有意无意用小篆的线条，参用金文大篆《大盂鼎》和《曶鼎》的古拙朴实，大小错落，随机自然，浑厚典雅，尤其是字形还没有完全规范，变化多端，成就了《鄐君开通碑》。

　　《琅玡台碑》。秦统一六国后，统一文字，命李斯为丞相，以秦篆为基础整理战国时其他六国文字，规范后世之篆书，后世称之为小篆。其中《琅玡台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作为秦统一后文字范本之一，虽然时隔二三百年，这位“一般文士”肯定要学习秦篆，包括《泰山碑》《峄山碑》《琅玡台碑》。其中《琅玡台碑》质朴茂密，对这位“文士”影响较大。康有为说：“秦斯《琅玡台刻石》茂密极矣，汉隶惟《郙阁颂》有此意，《褒斜》异笔而同意。”

　　《何君阁道碑》（图4）。晏袤说：“癸丑夏秋积雨，苔藓剥落，至是字画始见，古法奇劲，古意有余，与光武中元二年《蜀君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建武、永平去西汉未远，故笔画简古严正，观之使人起敬不暇。”《何君阁道碑》是刊刻于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六月的一方摩崖石刻，也无撰书人姓名，原石现位于四川雅安市荥经县烈士乡冯家村荥河南岸陡崖峭壁上。略呈正方梯形，高65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76厘米，全文共52字，四周凿以边框，排列7行，每行7字、9字不等，最大字径宽9厘米，高13厘米，记录了蜀郡太守何君役使刑徒修筑栈道的事迹。书法风格上，以中锋行笔，以篆书线条作隶，线条圆劲，笔势纵横，力求破篆书之圆而立隶书之方，其字型之方扁、长短、广狭、大小参差不齐，具雄强磅礴之气势，而结字布局又不失严谨整饬，并施以边栏，颇见经营之妙。《鄐君开通碑》与《何君阁道碑》有相似之处。

　　《杨量买山地碑》。其字体取势扁方，波磔毕具，为成熟汉隶之最早作品，极受书法史家的重视。石刻于西汉宣帝刘询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清代在四川巴县出土。

　　荥经县距汉中600多公里，巴县距汉中450多公里，均属秦巴地区，风土人情，地域文化相近，《鄐君开通碑》受《何君阁碑》《杨量买山地碑》影响可能性最大。

　　另外，有一碑与《鄐君开通碑》相似度也极高，即《苏马湾界域刻石》（图5）。此碑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东连岛北面苏马湾海滨浴场，1999年被发现。该石刻刻在一高1.5米、宽1米突兀于半山的花岗岩摩崖上。刻面较为平整，但行字和行距不等，共12行60字。隶体带篆意，内容为“东海郡朐与琅邪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朐与柜分高陌为界。东各承无极。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始建国四年（12年）刻，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较为完整的、有确切纪年的西汉晚期界域刻石，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界域石刻。在章法、字法上，《鄐君开通碑》更与《苏马湾刻石》相近，只是在时间、地点上和当时的传拓条件所限，直接取法可能较小。只能说是异曲同工，水平相当。

　　在中国书法史上，由于两汉隶书刻石的存留主要集中在东汉，特别是东汉晚期。而西汉不兴树碑，传世刻石很少，与东汉晚期树碑成风形成很大反差。因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现存的西汉及新莽时期刻石仅有十多种，存字总数三百余字。其实，这段时间正是中国书法由篆书向隶书、草书转化的时期，也是“承秦而开两汉书法艺术”的关键时期。界域刻石的书风显示了古拙的隶书中仍带有篆意的古隶书的风韵。苏马湾刻石的隶书，比其他现存的西汉及新莽时期的刻石，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了基本完成对篆书体势的改造而形成隶书体势，用笔和结构保留篆意的特征，同时在该刻石中，也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简化字。篆书写法的残留，如“郡”“邪”的双耳旁，均为两个四边形组成。在出土的西汉一些金文、砖文、北海相景君碑、居延汉简中都有此种写法。

　　五、关于《鄐君开通碑》典型单字的特点

　　“空”字，把宝盖头左点和折钩写成两竖，里面两点又写成向背的弯钩，这一写法为篆书写法。《鄐君开通碑》的“宀”都是篆引笔法，如：官、宇、守。

　　“道”字，主要在“足”字旁，已经简化变成了秦汉简中的写法，由三点或三短横（撇）加向右伸展的长捺代替。“首”字方方正正，直来直去。

　　“郡”字，从左半部分来看，“君”这部分的第四画呈竖弯撇状，而下面的“口”大小匀称，而“鄐君”的君字，头大脚小，即“尹”大“口”小。从右边的双耳旁来看，与苏马湾刻石比，双耳旁为两个四边形组成，属于双耳旁早期篆书的写法。而在《鄐君开通碑》刻石中，双耳旁已经改变了这种造型，一笔弯下，形似“3”，“双耳”内部空间比较大，给人一种端庄圆润之感，和左半部疏密对比明显。

　　“以”字，《鄐君开通碑》刻石中“以”的左半部分，做“口”处理，这应该是篆书的残留，同时也符合整体“外紧内松”的气息。

　　“为”字，《鄐君开通碑》刻石的“为”字较为方正，第八画的横折作弧状回旋，使整个字有一种圆转雍容之感。与秦汉简比，更易识读。而在西汉刻石中如《莱子侯刻石》，“为”从笔顺上看是一个独体字，第三笔、第四笔都是把里面两点连写下一笔，整个字以刚直。

　　“年”，《鄐君开通碑》刻石的“年”字取横势，四横画间距均匀，最后一笔横画约有竖画两倍长，取尽横势。

　　“鹿”字，《鄐君开通碑》拓本不一，“鹿”字有的拓本是“广”字头，属隶书的基本笔画。有的拓本是里面两竖上伸连接，属于篆书写法，上海书画出版社选用的朵云轩藏本就是此种写法。无论哪种写法，“鹿”字都极显方正，亦篆亦隶。

　　总的来说，《鄐君开通碑》刻石中多用曲线表现出一种自然、稳定、舒展的气息，字的结体外紧内松，朴拙有趣。何应辉先生曾指出“其最大的魅力在于空间构造的开张、宏阔和整体气势的博大”。

　　六、《鄐君开通碑》对后世书法的影响

　　《鄐君开通碑》虽然无书刻姓名，但丝毫不影响它的书法价值。《鄐君开通碑》书刻者，处于西汉与东汉交替时期，对西汉率直的隶书和正在迈向柔美的东汉隶书，都较为精通。可是它一反常态，沿袭西汉隶书笔法章法字法，而成就了这篇为之震撼的旷世之作。对后人书写古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一是对后世隶书影响。石门系列刻石，如《石门颂》《李君通阁道》《杨淮表》等这些现在名气很大的摩崖刻石，都与《鄐君开通碑》如出一辙，即便它们在隶书已经非常成熟的时代，也没写出蚕头燕尾的标准隶书，这样《石门颂》《李君通阁道》《杨淮表》等，方才赢得了“古隶”的风范，被后人敬仰。显然，《鄐君开通碑》是它们的老大哥。

　　二是对行草书的影响。自清乾隆年间拓本流传以来，绝大多数书家，是通过临摹拓本而学习提升并借鉴创作，影响或受益最大的是行草书。其一，借鉴了《鄐君开通碑》的简捷笔意，简省笔画。其二，借鉴了《鄐君开通碑》结字大小、虚实穿插，字组摆动。其三，传承了《鄐君开通碑》茂朴自然，乱石铺街的章法。尤其草书吸收《鄐君开通碑》，不守界格，自然成行，横排无列，但字的排序形成振荡，迟疾起伏，展示其韵律之美。所以，康有为说：“余谓（《鄐君开通碑》）隶中有篆、楷、行三体。”评价甚高矣！杨守敬说：“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为神品。”

　　三是对当下创作的影响。《鄐君开通碑》虽然已离我们近2000年了，但是对今天我们书法创作仍有极大的启发价值。首先，溯源而上，熟古变今，无论篆隶揩行草，都要通过书体源流之分合，察结字法度之变迁。其次，自然天成，无意于佳，不仅增强通篇的书写性，而且强化结字的趣味性。再次，适合于厅堂的作品，还是那些字大篇长，古质雄强，虚实相当，大小穿插，浓淡相宜，刚柔相济，错落有致的作品。另外，如何把摩崖石刻搬到纸上，实质上是古今书法的一场革命。

来源：书法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