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叶挺遇空难，周总理坚信是阴谋所致，60年后一老汉主动投案

抗战胜利后，经中国共产党多方营救，被囚禁5年的叶挺终于重获自由，并于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博古等人一起，踏上了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

然而当天，天气阴沉沉的，这让所有欢迎的人群都有些惴惴不安，就在所有人为听到飞机引擎声感到高兴的时候，飞机却又忽然飞走了。就在大家互相安慰，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飞机迫降到别处的时候，飞机失事的噩耗却猝然传来，霎时间脸色煞白的周总理泪如雨下，而后嚎啕大哭起来。

在事情发生后，中央当即派出人员前往调查，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是意外失事，但周总理却在数年后依旧坚持是阴谋所致。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被尘封的时候，21世纪初，一个老汉却突然“投案”，说叶挺飞机出事他干的。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叶挺出事究竟是意外所致还是人为的呢？

叶挺

随着抗战的胜利，新四军军长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得到保释。然而在1946年1月之时，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上，不顾人民的期望，公然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与《东北停战协议》撕毁，国共两党的关系愈发紧张起来。

因此在4月8号之时，王若飞、博古、叶挺以及其妻子和两个孩子等人一起，冒着极度恶劣的天气，登上了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飞机，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

4月8号早上，飞机准点从重庆飞离，在重庆飞往西安的这段道路上，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按理说这个天气并不影响正常飞行，但就是在这个时候，负责护送叶挺一行人回延安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兰奇上尉却发现，此时的飞行的高度似乎有些偏低，所以他迅速要求自己的搭档汇报飞机的数据。

兰奇上尉

但奇怪的事情是，兰奇上尉得到的数值却是正常的，所以尽管兰奇上尉感到有些不对劲，但因为并没有影响飞行，所以在西安加油休息后，飞机再一次启程了。

然而在飞机从西安飞往延安时，空中却突然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这一恶劣的天气，极大地增加了飞行的难度。在万米高空中，飞机随着强气流忽高忽低，并伴随着剧烈的抖动，这让坐在飞机的一行人不安起来。但好在驾驶飞机的兰奇飞行员，是一位有着3000多飞行时间的老手，所以兰奇在与恶劣天气经过一番搏斗后，飞行状态恢复正常。

另一边，知道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人将从重庆飞抵延安，毛主席、朱德、任弼时等同志以及成群结队的延安百姓，早早在机场等候，欢迎几位英雄的到来。

下午2时许，等待许久的人们终于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纷纷高兴的向天空望去，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人们以为飞机将会破空而出的时候，飞机的声音却越来越远，并逐渐消失不见了。

这一情况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奇怪，疑虑不安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人心中，可尽管如此，人们依旧在蒙蒙细雨中等待着。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早就赶到的飞机却依旧没有出现，下午4点欢迎的人群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意识到事态不对的毛主席，在回到王家坪后，特意要求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打探情况，但当主席得知美军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不安的来回踱步起来。

随后毛主席又命人到西安和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了解情况，但西安和重庆方面都不知情时，事态愈发严重了起来。眼看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流失，所有人的心都被提了起来，至此朱德总司令也有些焦急地来到毛主席身边，与他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而此时，身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也十分着急，他坐在凳子上，眉头紧皱一言不发，本该早早抵达的飞机却突然没有消息，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就在所有人都在，互相安慰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飞机只是没能到延安，而是在别处迫降，并很可能是因为迫降到了野外，一行人没事，只是联系不上组织的时候。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由重庆飞往延安搭载着叶挺博古等人的C47运输机失踪了。

因为飞机上不管是叶挺将军，还是博古，又或者是陪同主席一同飞抵重庆参加谈判的王若飞都是我党的重要人士，因此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党中央当即发动所有解放区的群众以及党员一起寻找飞机的下落。

而与此同时，山西省兴县城东60公里的东会乡黑茶山区附近的村民，也向区委书记汇报，他们在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后，紧接着听到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听到这一情况，在结合中央传达的消息，次日早上天蒙蒙亮，黑茶山区区委书记带着民兵上黑茶山查看，果不其然他们在山上发现了飞机烧焦的碎片。随后赶忙向延安上报，他们在黑茶山上发现了一架烧焦的飞机，很有可能是中央所说的C47飞机。

在收到这一消息后，晋绥分局当即派人前往调查，并确认了，这架就是搭载着王若飞、博古以及叶挺等人的那一架飞机，并且十分不幸的事情是，飞机上17名成员全部遇难。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飞机在即将抵达延安的时候，又突然飞走，而后在黑茶山撞毁，这究竟是意外还是人祸？

几天后，调查人员向中央传来了一份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中明确表示，飞机是在撞上黑茶山以后，才爆炸起火的情况。所以这一情况，已经基本排除了人为安置炸弹的可能。并且在当天，浓云笼罩，还伴随着狂风与冰雹的天气，这很有可能是飞行员因为能见度太差而导致撞山失事的可能，毕竟从当时的高度来看，如果飞机飞得再高一些的话，完全有可以避免这场灾难。

可尽管当时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意外所致，但是调查人员却发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那就是，明明是从西安飞往延安的飞机，从航线上说应该是一路向北飞行才对，为什么这架飞机却沿着东北方向，飞到了与延安相距甚远的黑茶山了呢？并且驾驶这架飞机的兰奇上尉，是飞虎队中拥有飞虎章的老牌飞行员，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低级的错误才对。

所以当这份文件传到周总理的手上的时候，周总理以及中共中央并不相信报告上得出的意外所致的情况，而是认为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在飞行仪表上做了手脚，才会导致飞机在飞行的时候，导航方向出现了意外所致。

但因为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所有人都期盼国共两党可以和平相处，在加上调查人员在对这一事件经过多方的调查，却没有获得任何有用信息后。为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并避免给国民党留下任何可能会挑起内战的借口，所以在后来，我党对飞机遇难这一事件进行报道的时候，新华社使用的是“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而“想系”这个词表明了我党依旧对于这件事依旧保持疑虑。

但因为当天的环境确实十分恶劣，在加上诸多原因，1946年飞机失事这件事就此成了“疑案”。但在空难之后，为了避免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党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了一个要求，但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乘坐国民党的飞机，一定要有国民党高管陪同。

1952年，叶挺的大儿子以及二儿子在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周总理以及邓颖超将他们接到了家中。在吃饭的时候，周总理主动提起了当年叶挺乘坐飞机失事的事情，周恩来告诉叶正大，尽管在过去我党一直对外声称是因为飞机在浓雾中撞山失事，但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一定是因为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导致的。

在飞机上除了4个美国机组人员，其他人都是我们的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可以飞跃驼峰的C-47飞机，在快到延安的时候电讯突然中断，并迷失了方向。并且从飞机遗骸抢救出来的文件中，已经证实了迷航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至于为什么会迷航，就是因为有人在飞机仪表上做了手脚，所以才会导致仪表失灵。

可尽管周总理与党中央如此坚信，飞机失事是人为所致，并在之后进行了多次调查，但是这件事一直到周总理乃至伟人去世都没有任何线索。正当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可能会就这样石沉大海的时。

在空难发生的六十年后，一个在台湾隐藏了半个世纪的名叫杜吉堂的老人在临终之时，说出了这件事的“真相”。2006年，国内众多官方网站报刊都转发了一篇名叫杜吉堂所写的“回忆”，在这一文章中，杜吉堂亲口承认自己在1946年之时参加了这一事件的密谋策划。

杜吉堂表示，在当时国民党一直想要找机会破坏国共两党之间，在重庆谈判后保持的和谐氛围，并以此挑起国共之间的内战。所以在得知中共即将有众多的领导人即将乘坐飞机从延安飞往重庆之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当即报告了国民党军统当局，并找到了当时担任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让他负责执行这次任务。

而杜吉堂表示，因为自己知道这次行动事关重大，所以在收到命令后，当即找到了自己的下属中的特务骨干，对此事进行协商。但因为事关两党，所以在策划这件事的时候，既要做得彻底，又要不留痕迹。于是，众人在第一时间，将在飞机上安置炸弹等事情都排出了。在对这意思进行商量的时候，一个对于飞机结构略通的特务表示，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让飞机出事，完全可以不用安置炸弹，只要将仪表破坏了，飞机就会迷航失事，到时候不管中共怎么查也不会查到我们身上。

听到这一计划，杜吉堂觉得这样的安排妙极了。所以当即敲定了行动方案，随后他们先是找到王平虎，要求他帮助调查了这一飞机的档案和飞行记录，而后又让杜吉堂的一个会修飞机的手下，混入到了飞机检修队伍中。紧接着这个混入检修队伍的手下，趁所有人都不注意的时候，将一块磁铁放到了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的背面。

当飞机在4月8号起飞的时候，尽管在重庆到西安这段路并没有任何异样，但因为西安到延安这段路上下大冰雹的同时，还刮着大风，在严重影响飞行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务安装的磁铁这时候就起到了作用了。

首先是飞机导航系统出了问题，本应该一直向北飞行的飞机，因为导航系统出了错，飞机随后就一直按照东北方向飞行。在加上飞机的飞行高度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所以在行驶到黑茶山的时候，一下就撞到了高度只有2000多米的黑茶山上。

就这样，在国民党的阴谋策划下，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叶挺将军及其夫人以及两个孩子，中共党员王若飞，中共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中共党员博古，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等重要人士，均在1946年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