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发现自己的名字在刘亚楼之后，默然道：以后别写我的名字了

我军的四大野战军中，从四野走出的开国将帅最多，四野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从东北打到了海南岛，对于全国解放所作出的贡献毋庸置疑。

林总、罗荣桓、刘亚楼、谭政是四野的“核心四人组”。俗话说，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四野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离不开其核心领导集团的正确决策。

解放战争时期，东野与中央联系的电文上一般都会有“林罗谭刘”四人的署名。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电文上署名的顺序不知何时变成了“林罗刘谭”，等到了辽沈战役时期，干脆变成了“林罗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谭政在四野的领导集体中可有可无？其实并非如此，这一小事恰恰反应出了谭政谦和大方的优良品质。

一、出色的政治才能

1906年，谭政出生于湖南省，由于家父曾在晚清军队中为官，所以从小衣食无忧，所受的教育也远比同龄孩子要完善，这为他后来的出色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说起谭政，便不得不提他的童年好友——陈赓。两人在青年时期便已经相识，在陈赓的熏陶下，谭政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有了初步认知，于是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上了革命道路。值得一提的是，陈赓后来还成为了谭政的妹夫。

谭政最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总指挥部的特务营中担任文书，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后，谭政积极投身于群众队伍之中，并凭借其出色的才华得到了毛主席的青睐，成为了毛主席的首任秘书。

在与毛主席相处的15年时间里，谭政从毛主席身上学到了诸多优点和能力，如全面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友善的待人方式、严谨的工作态度。

人如其名，谭政的军旅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工作，他的政治才能多次得到毛主席的认可。比如古田会议时，我军决定加强军队的思想建设，涉及到具体措施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是由谭政起草，之后在全军中得以推广。

抗日战争爆发后，谭政被调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成为了王稼祥的副手。由于王稼祥的身体状况欠佳，所以总政治部的工作大多由副主任谭政负责。

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寇，谭政经常整晚整晚的奋笔疾书，完成了诸多爱国主义性质的文章，鼓舞了全国抗日武装的士气。毛主席看过谭政所写的文章后爱不释手，经常对别人说：“谭政者，谈政也。”

延安时期，毛主席一有时间就去找谭政聊天，两人既是上下级，又是知己。在与毛主席的交谈中，谭政受益匪浅，比如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开展拥军爱民工作、反对军阀主义等计划，均采纳了毛主席所提出的建议。

1945年，谭政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一次巨大转折，他参与筹备了中共七大，并在这次会议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对八路军、新四军虎视眈眈，毛主席深知内战不可避免，于是命令林总带领15万骨干前往东北建立根据地，为即将爆发的内战做准备。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华北、华中等地，在东北只有零星的游击队活动，所以我党在东北的群众基础非常薄弱，在东北开展政治工作，绝非易事。

明眼人都能看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这把“椅子”可有点烫屁股，15万人能否在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全看政治工作的开展是否顺利。因此，东野政治部主任的人选既要有资历，又要有能力，于是毛主席想到了自己的老下属——谭政。

林总率军初入东北，由于水土不服，小败几仗，整个东野士气低落。谭政亲临前线进行政治动员，在他的主持下部队积极开展战评和立功运动，战士们很快恢复了斗志。

辽沈战役前夕，谭政主抓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开展整军运动。在谭政的努力下，东野士气高昂，最终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东北野战军整编为四野后，谭政升任副政委，平津战役后，罗荣桓因为身体原因未能随军南下，四野的政治工作基本都是由谭政负责。

可以说没有谭政的辅佐，纵使林总的军事能力再强，也难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二、伏龙芝的高材生

谭政刚刚调任东野政治部主任时，身边的人基本都是熟人。林总最早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谭政与林总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

后来林总升任红一军团总指挥，谭政曾担任红一军团第1师政委，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所以林谭二人，很早之前就是上下级关系。

至于和罗荣桓的关系，那就更加亲近了。1929年，谭政任红4军第三纵队队委秘书，部队在攻打梅州的过程中遭受重创，时任第三纵队党代表的罗荣桓在战斗中受伤，谭政带着几个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将罗荣桓从战场抬了下来，两人的友谊从此便牢不可摧。所以此次来东北，可以说是故友重逢。

四野“核心四人组”中，与谭政交情最浅的可能要数刘亚楼了。当然，并不是说两人没交情，红军时期、延安时期，两人也都算是我党的高级干部，只是由于工作需求不同，两人的交集比较少。

红军抵达延安后，刘亚楼最初协助林总在抗大开展教学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往了苏联深造学习。在苏联期间，刘亚楼见证了如同绞肉机一般的苏德战争，再结合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军事理论知识，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由于缺席了整个抗日战争，所以刘亚楼在资历上肯定要比谭政矮上一节。但是罗荣桓看到了刘亚楼的军事才能，于是主动向林总推荐了他，因此刘亚楼才成为了东野的参谋长。

刘亚楼刚就任参谋长一职，就发现了部队中的诸多问题。我军干部大多出身于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受形势所迫，我军只能化整为零。这种作战模式下，团、营一级的指挥官有绝对的自主权，经常在不向总部请示的情况下擅自调动部队。

如今那些团、营级干部都已晋升为师级，甚至纵队级司令，经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的刘亚楼深知我军干部如果一直抱有这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后患无穷。

为了让东野走向正规化，刘亚楼下令，各级作战单位都必须时刻与总部保持联系，任何军事行动都要经过总部的批准。

而且军队正规化的思维要深深的植入战士们的心中，这一点从士兵的仪表开始。战士们的着装必须整洁，穿皮鞋的一律要将皮鞋擦亮。据说这一套标准都是来自于伏龙芝军事学院。

自古以来，空降干部不好当。面对刘亚楼的高标准、严要求，难免会有干部窃窃私语：“参谋长从苏联回来，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了。”

但刘亚楼很快就用一场场胜仗让这些人闭上了嘴。众所周知，林总是个完美主义者，但面对刘亚楼递上的战斗计划，他总是满意的点点头。

刘亚楼虽说对部下要求比较严格，但却不是一个死板的领导，他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很快便与周围人打成一片，就连林总这种性格孤僻的人都将其视为心腹。

总体来说，解放战争时期，刘亚楼的存在感的确强于谭政，但两者的贡献却难分伯仲，毕竟政治与军事相辅相成是我军的一大特色。

相比于华野、中野在中原地区开展游击战、运动战，林总所率领的东野在东北基本都是与国军进行硬碰硬的战斗，比如锦州、四平等地的战斗，均是以攻坚战为主，这种作战模式对指挥员的专业性有很高要求，这也是刘亚楼显得存在感比谭政强的重要原因。

然而，同样是林总的左膀右臂，刘谭二人却有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三、“将相和”

解放战争时期，东野总指挥部与中央联系时，电文上经常要留下“林罗谭刘”的署名。这些电文大多要经过参谋长刘亚楼之手，大概是由于刘亚楼年轻气盛，随手就把署名改成了“林罗刘谭”。

在东野的组织构架中，林总与罗荣桓分别是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决策者，而这两个方面的执行者分别是刘亚楼和谭政，所以二人应该算平级。

由于我党早在古田会议时就已经提出了“党指挥枪”这一原则，党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从这个角度来说，谭政在东野的地位其实还要略高于刘亚楼。

刘亚楼修改署名顺序的事很快传到了谭政的耳朵里，没想到谭政并没有生气，反而平静的说道：“要不以后电文就不要署我的名字了。”

下属感到非常吃惊：“您是政治部主任，如果不署您的名字，恐怕不太合适吧。”谭政却笑了笑说：“你们听说过‘将相和’的故事吗？”下属听到这句话后，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从此之后，东野发给中央的电报，署名便变成了“林罗刘”。谭政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比解放全国更加重要了。

这件事后，刘亚楼也感觉到了自己此番行为不妥，主动来到了谭政的住处道歉。古有廉颇负荆请罪，今有刘亚楼登门致歉，林总手下能有如此悍将，何愁不能解放东北？

1949年，东野改编为四野，谭政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副政委。而刘亚楼则被调到了第14兵团担任司令员，从此之后，谭政的职位便高于刘亚楼。

朝鲜战争后，为了推进部队的专业化进程，我军决定实行军衔制，最终谭政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而刘亚楼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虽说两人解放战争曾经是平级，但考虑到整个军旅生涯，谭政还是要比刘亚楼略胜一筹。两人被授予的军衔也都合情合理。

1949年11月11日，中国空军成立，由于新中国工业水平薄弱，空军建设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空军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以组织委任刘亚楼为空军总司令，足以见得组织对他的信任。

只可惜刘亚楼年仅55便病逝，未能继续为国防事业做贡献，着实有些可惜。

总而言之，电报中“林罗刘谭”的排名，并不是职务上的排名，并不能证明刘亚楼在东野的地位比谭政要高，也不能证明刘亚楼的功劳超过谭政。但从中，我们依然能领略谭、刘二位功勋将领的过人才华以及如同泾渭一般分明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