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谈谈科学学和科研管理丨science of science

全国科学学理论专题讨论会今天就要闭幕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紧紧围绕着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学术讨论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充分交流思想和观点，互相启发，共同提高，促进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对科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派主张，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不同的观点不要强求统一，大家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回去再研究，然后再讨论。我相信，这样做了，一定会使我们明年的全国科学学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开得更好，一定会使我国科学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我接触科学学这项工作，还是三年前的事。那时候，科学学研究在我国刚刚开展起来，有同志就动员我来听听大家的发言。结果听听就听得有点意 思了。我想，我回国三十三年了，干了点什么事呢？不就是科学研究的管理，参与决策和组织领导工作么！三十多年来，我干的基本上就是属于科学学的工作，不过，当时还没有科学学这个名词。只是盲目地在做科学学的工作，是一个不自觉的科学学工作者。因此，工作中盲目性就不少。过去没有想过。随着我国科学学研究一点一点地发展，现在可算找到老家了，就是科学学这个范围。 尽管我的工作专业范围是属于物理学与核科学技术，但是，总起来看，真正的活动领域，还是比较接近科学学方面。

科学学的理论研究一定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党对我们的期望，国 家对我们的期望，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并不是因为国外有了科学学这个名称而非要研究它不可，我们之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是为着解决我们中国的实际问题，为着探索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规律，一句话，要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从另一方面来说，科学学理论研究，只有结合本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实际，才能有根基，才能有所建树，有所创新。

今天 ，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与科学学研究密切相关的课题，如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关系等等。 我希望同志们在选择研究课题和确定研究方向时，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

下面，我以一个不自觉的科学学工作者的身份，从总结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科研管理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不当之处，请指正。

01

加强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关键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从孙中山起，并由此上溯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当时先进的人们都想让我们可爱的祖国富强起来，并且开始奋发图强。尽管时间上比日本明治维新晚不了多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到现在，我们与日本比较在经济发展和科技方面都显出了较大差距。清朝政府特别是它的末年内部十分腐败，以慈禧为首，连改良派的意见都不能接受，因而就逼出了一个辛亥革命。我国的历史，既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欧洲各国。

欧洲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或者确切地说，用数量表示规律和关系的自然科学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当初创始人中即有伽利略等人。在此之前，即距今四百多年以前，欧洲并不比我们先进，英国学者李约瑟的那部《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记载的许多史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差距便逐渐拉大了。文艺复兴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萌芽，是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它提倡以人为本位，反对以神为本位的封建宗教思想。比如，以伽利略为代表的意大利人就摆脱了许多束缚，达到了高度的个人发展，再加上古希腊文化的传统影响，于是他们的思想就转向外部世界的发现，并表达于语言记叙和观测数据间的数学化的关系之中。他们制造这个，搞搞那个，一点一点地形成了以观测现象为主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最后抽象归纳出数学化或逻辑推理化的科学规律。

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中学里都学过物理，初学物理时概念最难懂的是头一章力学，力学中最难的一个概念便是加速度。一般生活的经验只有力和速度，加速度概念的确立是很不简单的。是伽利略经过多少年的观测研究才得到的。正是在伽利略前后这一代科学家天文观测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牛顿才最后归纳出著名的“牛顿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为各门科学和工程技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随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兴起，使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发财致富的手段，科学也就具备了大规模变成直接生产力的历史条件。从此，开始了科学和工业紧密结合的新时代。

科学大规模进入物质生产领域，大大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反过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大大加速了科学劳动社会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我常说，资本主义国家重视科学技术是有漫长的历史发展作为其认识背景的，他们已经形成了这么一套习惯。一个资本家不论怎么无知，最终也懂得要依靠科学技术专家。因为没有科学家、工程师，没有熟练的技术工人，不搞工业科学研究和发展研究，他的产品就会失去竞争能力，钱就赚不来。所以，倒不是资本家对科学技术专家有什么特别好感，而是资本家向“钱”看的必然结果。

拿荷兰来说，正是利用了光学研究的成果，推动了眼镜制造业的发展。要知道，那是在十七世纪中叶，当时造出眼镜同现在造出录音机一样地吸引人，许多人年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了，戴一副眼镜就解决问题了，这就收到了社会效果。结果是，资本家发了财，同时，光学也跟着更迅速地发展起来。

到了近代，工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比如，大家都知道德国货精巧而且结实，日本“丰田车”尽管到处卖得很多，但是德国“奔驰车”还是使用得很广泛。因为德国有它历史上的传统，注重工业发展中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的传统。据四十年代初期曾在德国西门子公司材料实验室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西门子公司出的对弱电流灵敏的电流计之所以遍销全球，关键的关键就是有西门子公司的材料实验室，使电流计各部分材料质量过硬。那时的材料实验室，拿现在的专业分类来说，可以说是冶金学、金属学、固体物理、材料力学等学科的综合体。生产中提出的技术、工艺问题，都拿到实验室去解决。据那位同志讲，不仅西门子公司是这样，而且几乎所有德国大公司都有相应的工业研究实验室。这恐怕是德国工业所以能够在世界总是处于比较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比如美国的贝尔电话公司，它的实验室也是举世闻名的，拥有像朗格密尔那样多才多艺的科学家。美国大多数大学的实验室是允许人家参观的，但贝尔实验室一般是不让人家参观的。他们做的工作常常是走在目前生产需要的工作前若干年。听说有的公司又在登报高价招聘粒子物理理论方面的研究人员。这显然不是为了目前工作需要，他们是为若干年以后能用粒子理论所用的研究方法和得到研究成果。他们有这种远见，现在要在粒子理论方面做一定储备，探索将来发展的新路子。我说这些话，目的是想说明，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资本家对科学研究也变得越来越重视了。许多地方就在大学旁边，搞些小的工厂，小的设计室，以吸引和方便大学教师来兼搞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

再拿日本来说，大家一致公认的看法是日本对应用科学、对工业部门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发展是十分重视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对日本货是很看不起的，说东洋货质量不好，用用就坏了。然而，日本产品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现在就大不相同了。它可能迫于国土小、资源少、人口多的自然历史条件，所以走了依靠发展科学技术的路子。否则，它的产品就进入不了世界市场，更不可能同发达国家竞争角逐。因此，它的应用性的科学研究就多一点。当然，日本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也并非从二次大战后开始的。当初有个磁学专家，他去过德国留学。当他回国以后，首先着手建立了一个冶金研究所。正是这个研究所，形成了后来日本钢铁工业发展的科学技术基础，好多东西，从基础研究到发展研究、工艺流程等科学技术，都是从这个研究所出来的。因此，日本的工业发达有今天，是与这一代老科学家开始重视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分不开的。日本对基础科学也是很注意的，因此才有汤川秀树等那样优秀的科学家出现。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都有这么一个传统，工业发展中都比较注重应用科学技术成就，都比较重视为本部门适用和需要的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

对比之下，我们对科学技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则比较缺乏实际体验，对工业部门中的科研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太够，没有真正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我国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接受苏联一批援建项目，这对我国现在有一个主要的工业布局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现在看来，也有些值得总结的教训，就是没有很好地把这些项目若干技术上的道理都弄明白，尔后，相应的工业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又没有跟上。结果是，你可以搬一个工厂来，也可以运转，必要时还可以搞测绘、翻版，但是，你就形不成创新能力。没有创新能力，要在国际上与人家竞争，那就不大能胜任了。

所以说，解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工业部门，其相当重要的基础工业已经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有考虑不够周到之处，就是有一些工业部门对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没有形成促进和推动我国工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工业科学研究能力。而没有强大的工业科学研究能力正是当前我们向现代化前进的一大障碍。这个教训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

实践证明，一些工业部门的科学研究，首先是基础工业部门的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十分重要，这是实现我国工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否则整个工业就没有爬坡能力，缺乏自力更生、自立于世界先进工业之林的能力。因此，一定要克服单靠引进、不加消化、专搞翻版的思想障碍，也要改变只给引进设备的费用，不付消化、改造所需经费的不合理的做法。科学大会上邓副主席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很对的。希望我们工业部门下定决心为加强和提高我国工业科学研究能力而采取有效而得力的措施。

02

无论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需要加强

最近一个时期，许多人又在议论我国科学研究的布局问题。有的说，现在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资金多了，应该减少；又有的说，现在太过于强调应用研究了，应该压缩。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依我看，无论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我们现在都还不能说已经投资过多了，而是都不够，有的地方则是非常之不够。因此，我认为根本不应该互相争论，互相排斥，而应该加强组织，互相补充，全面安排，共同发展。当然，我不是说，不存在某些布局或分配上的不均衡的问题。这是应该在具体工作中加以注意的。

众所周知，所谓科学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史研究表明，科学是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发源的，它和人类自身进化一样源远流长。因此，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本质上说来，乃是关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学问。而基础科学研究则既是人类对自然界客观规律认识的前沿，又是开拓新技术领域的出发点。显而易见，基础科学是现代科学结构的基石，基础科学研究则是现代科学发现、发明的思想“发动机”。有一位荷兰化学家叫做阿累尼乌斯的说过“理论是科学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推动力，……理论研究可以指出应当把今后的工作引向什么方向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就”。这是说得很中肯的。就我个人亲身经历来说，我国原子弹、氢弹成功的经验中的一条，确确实实是与我们及早抓了理论物理这一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分不开的。

1980年春天在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上，不少华裔科学家让我们谈谈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科学发展情况，他们问得也十分直截了当，他们问，你们当初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是不是俄国人搞的？我们说，不是。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犹太人，是我们自己搞的。说完这句话，他们大家都笑了。因为，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有不少犹太人参加的，氢弹则是匈牙利的犹太人泰勒带头参加搞的。而我们中国的原子弹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搞的。五十年代那时候，来了一个苏联顾问，说是帮助我们搞原子能的，但是他什么也不说，我们叫他“哑吧和尚”。那时给我们搞的设计院不像他们本国自己的那样，周围还建有许多研究室和实验室。他们开口就是要盖非常漂亮的大楼，让你在里面画图纸。根据什么画呢？那时我们有句形象化的话来形容它：脑袋在莫斯科，手在北京。设计院就成了莫斯科伸在北京的手，要是脑袋一不指挥了，手就只好停工了。我们当初曾指出，是否要配建一些实验室和研究室。他说，不用不用，你们有需要的话就站在我们肩膀上往上爬嘛！这话说得多么漂亮！从人家的肩膀上往上爬，多省事啊！可是，一旦人家把肩膀撤了，结果你不就什么也抓不住跌了下来，历史事实证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嘛。我之所以今天又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说，国家的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都要有自己的研究基础，靠别人终究是靠不住的。

大家知道，我国科学技术在不少领域还很落后，但是，在理论物理方面，特别是在原子能理论干部方面，却硬是在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培养起来的，并且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国家立了功劳。我前几年到法国去，他们认为我国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氢弹很了不起。他们说，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我们法国比你们早，可是第一颗氢弹你们中国却比我们早。法国第一颗原子弹之后过了七年多才搞出氢弹，我们则只用了二年零八个月。这是什么原因呢？法国人当然心里有估计。我们靠自己力量，能在第一颗原子弹后短短两年零八个月，接着搞出氢弹，除了党的正确领导以外，应当说，我们的科学家们及早抓了理论物理研究，做了必要的科学储备，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从科学学的观点看，这是符合科学战略决策的。也是符合了在座同志们研究的科学学一般规律的，尽管当初还没有科学学这个名称。当然，我们强调重视基础研究，并不是说，它和应用研究（包括发展研究）所占的比例是半斤八两，平分秋色。根据先进工业国家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比，在科学布局上总是所占比例不大的。拿解放后五十年代开始的原子能事业来说，搞理论物理研究的大约只占5%，搞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则约占90%以上。当时搞理论的开始只在一座四合院的平房里占了一小部分地方。可就是因为总是保留了这个5%的基础理论研究队伍，并且不间断地工作，所以，我们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就能迅速地进入氢弹研制，并很快地获得了成功。我们之所以比法国快，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在科学策略的运筹方面比人家看得远一点。因此，轻视基础科学研究是不应该的。

如果我们把科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即放在全国各省市、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国防部门和科学院这个全局上来考虑，那么，应该说，在我国开展应用科学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对各省市来说，最要紧的是多搞点应用研究，尤其是结合本省市需要的应用研究。不能因为全国开过一次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于是乎各省市都来搞它，全国范围内有几个大学的部分同志搞搞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各省市则应该把本地区与国民经济关系最密切、最紧迫、最重要的应用研究抓起来。

在一些发达的或部分发达的工业国家是不乏这方面的事例的。 比如澳大利亚对牛粪成灾和“兔灾”的处理，都是生物科学工作者和医学科学工作者共同协作研究就地解决的，结果大大推动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我国五十年代在微山湖一带治蝗成功，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解放前，三年两头听说有蝗害，蝗虫黑压压地铺天盖地飞来，把大片粮食都吃光。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生物科学工作者和当地几个方面的科学工作者协同配合，把蝗虫的发生地和生活习性搞清了，治理消灭它的办法也创造出来了，最后在三、五年里蝗虫灾害就被基本消灭了。 像这样一种应用性研究工作，在地方上做科研工作的同志就应当特别注意。 同样，工业部门则应当重视与它本部门有关的工业应用研究； 农业部门则应当重视农业方面的应用研究。

至于大学，我看应当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者都搞。 我们的大学过去强调了教学，却对科研重视不够。 我想，大学的科研，一是抓与自己所在省市工农业生产提出的问题有关系的应用研究，二是适当地发展探索性基础研究。 再加上中国科学院，根据全国科研布局等具体情况，根据“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服务”的原则，按照最近的加强中国科学院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精神，把它的科研任务调整好。

这样，我觉得我们全国，作为科学事业全局来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就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国家四化的宏图大业是大有希望的。

中国古语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就应该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全局好好分析一下，不能人云亦云。毛主席说：“分析好，大有益”嘛。现在我国科学事业的实际状况是，无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或者产品研究都需要很好加强。今天在座的同志们，许多是科学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理论家，希望你们把这一点带回各地去，宣传到全国去，请各级领导都能重视这件事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大国，只要各级领导都认识到了，并且都认真去抓，那么，就一定能稳操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胜券。

03

党的领导和好的学风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本保证

回国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也犯过不少错误，应该承认，科研管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未被完全认识的必然王国。

正如有的同志研究指出，科学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按照科研特点和我们国家特点来管理科学。以我亲身经历看，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关键就在于要坚持党的领导，要有一支思想解放，发扬创新精神和优良学风的科研队伍。

回想1953年、1954年那阵子，我的体会就是因为有正确的党的领导，比较整齐一致的领导班子，再加上有热心于科学事业的主要领导同志。领导同志又有这样一种风度，对科研人员十分放手，使大家都感到心情舒畅，安定团结，真是一心一意搞科研，群策群力献才华。所以说，党的领导，好的干部，就在于能够充分调动科学技术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有了缺点、错误，要批评帮助，但总是要如毛主席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从爱护的观点出发，因为批评帮助的目的还是要让他们在科研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嘛。

另外，科研人员要又红又专，也要考虑到科学研究这种劳动的特点，不能光追求形式，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今天这里开会，明天那里发言。有的人就是总不爱说话但工作很好。

1980年1月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上，许多华裔科学家谈到学风时，一致认为，对科学劳动来说，最要紧的是创造性。某种意义上说来，没有创造就没有科学。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创造力是一个国家科学能力的核心和精髓。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就要为科研人员创造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工作气氛，以有利于他们创造性才智的充分发挥和涌现出来。

当然，一种良好的科学学风的形成，同样有赖于学术空气的民主化。众所周知，科学事业的关键是人才，世界科学史表明，大批能干科技人才，以至杰出科学家的成长和造就，也只有在浓厚的学术气氛中才有可能。而培养人才，当前在我国，就是在老一辈科学家指导下，充分发挥中青年科学家作用的问题，他们现 在正是我国科学研究的骨干和中坚。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提倡解放思想，特别是要提倡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发扬年轻人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提倡学术民主，正确对待有创新性的学术思想，避免科学史上曾屡次出现的压制新生力量的现象。

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人民中间，都可能出现这样的人，他们开始知识基础浅薄，但是他有一股子闯劲，不怕权威，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劲所驱使，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并由于他的勤奋与才能获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可是等到他知识多了，在某个方面也确实大有专长了，在一定时期成了一个权威性人物，于是常常就如刚才有同志谈到的，他的知识体系对新知识的发展就有排斥或阻碍作用，新生事物在他那儿就有被压制或受不到鼓励的危险。

在近代物理学史上一个比较出名的例子就是J.J.汤姆孙拒绝年轻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的事。大家知道，J.J.汤姆孙是英国物理学家，做过相当多的真空放电实验，证明所有的物体里都有电子，并且在1897年通过阴极射线的研究，测定了电子的荷质比（电荷e/质量m），从而从实验上发现了电子的存在。那时的实验物理学中心的确在英国，并且在英国的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的领导人就是J.J.汤姆孙。尽管在汤姆孙手下培养出了一代优秀物理学家，但是，正如中国古语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因为他对电子的研究很有成就，并且电子在任何原子中都存在，因而在他的思想中电子应该在原子中占中心地位。他的大弟子卢瑟福对原子结构看法不同。后来，年轻的玻尔来找汤姆孙，谈了他关于原子模型的想法，汤姆孙听了大不以为然，并且拒绝接受玻尔在他那里工作。后来，玻尔找到卢瑟福，那时卢瑟福已经不在剑桥了。他们对原子的结构有类似的看法，卢瑟福留玻尔和他一起工作，不久终于创立了卢瑟福一玻尔的原子模型，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以原子核为中心的、外面有若干电子绕转的原子模型，玻尔后来成了世界著名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 听说J.J.汤姆孙在他七十岁寿辰的时候，说过一句忏悔的话，他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玻尔收作他的学生。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人学问多，权威大了之后，有时会对新生事物不那么容易接受的。在科学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未成名时，曾经受到别的权威的压制，但当他成名之后，又同样有可能去压制别人，你说他就是心眼坏，倒也不见得，可这种事确实存在。

因此，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之外，还要大力宣扬提倡好的科学学风。好的学风，犹如好的作风一样，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能推动并促进我国科学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发展。

文章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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