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不遇与婚姻，一生抵死，半世流离，一往情深！

文|谦语谈书风

唐朝的诗人，仕途不骄傲者众多，李商隐便是其中一人。

李商隐的不遇，因其带有独特的悲剧性而被历代文人所同情。

晚唐政局风雨飘摇，牛僧孺一党与李德裕一党互相攻击，对立严峻，

从而产生了著名的“牛李党争”。李商隐最初得到了“牛党”成员令狐楚的欣赏。

但是，令狐楚死后，李商隐成了“李党”成员王茂元的女婿。

因此，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等“牛党”成员开始排挤李商隐，李商隐人生的不遇便自此开始。

针对上述说法，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学者提出疑问。

近年以来，随着传记研究的深入，否定上述说法的研究逐步增多。

但是，在李商隐诗歌的研究领域，上述说法仍旧很有影响力。笔者试论述上述说法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

试分析李商隐“因婚姻而怀才不遇”这种说法广为流传的原因。

有关李商隐的传言

五代到北宋时期，陆继续续有了关于李商隐不遇原因的讨论，最早的出处是笔记小说《唐摭言》《北梦琐言》。

这些作品中都有关于李商隐《九日》一诗的传闻。

这里的“大中中”指唐宣宗大中元年（847）。

这一年，李商隐的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给事中郑亚任桂管预防观察使，李商隐辞去秘书省正字一职，追随郑亚，任其幕府掌书记。

郑亚是李德裕一党的成员。宣宗朝，“李党”失势，“牛党”得势。

郑亚在大中二年（848）被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并未继续跟随。李商隐便在巡游江南之后，返回京城。大中三年（849），李商隐成为京兆尹的属官。

这一则传闻只是讲述了《九日》一诗的创作过程，并没有记载其他内容，尤其是令狐绹一方的反应。

但是，北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有两则记载。这两则传闻不仅记载了《九日》的创作背景和过程，还更加具体地记载了李商隐和令狐绹的反应。

《北梦琐言》卷七载《李商隐草进剑表》：李商隐员外依彭阳令狐公楚，以笺奏受知。相国紧急，有宝剑，尝为君上所赐，将进之。命李起草，不惬其旨。

因口占云：“前列剑，武库神兵，先皇特赐。既不合将归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间。”

时人服其简当。彭阳之子绹，继有韦、平之拜，似疏陇西，未尝展分。

重阳日，义山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人问，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出也。

我们从这则传闻可以得知，令狐楚对李商隐有知遇之恩。随后，同样位至宰相的令狐绹却对李商隐疏远。

不仅是“牛李党争”的原因，还有文中提到的“似疏陇西”。

李商隐与李唐皇族相同，皆出身于陇西李氏。李商隐借着在令狐绹宅邸题诗的机会，

批判了令狐绹“似疏陇西”的态度。令狐绹见到题诗后，心中惭愧，便再也不入此室。但这则传闻并未表明李商隐与令狐绹有根本性矛盾。

《北梦琐言》卷二载《宰相怙权》：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己。

以其子滈不解而第，为张云、刘蜕、崔瑄叠上疏疏之。

在这则传闻记载中，李商隐对令狐绹的疏远心怀怨气，故写《九日》表达不满。令狐绹也因此大怒，让李商隐一直在低阶官位中徘徊。

但是，这则传闻更多的是在贬低令狐绹的人品。

令狐绹为维护其子令狐滈，有意打压温庭钧、李商隐和罗隐三位诗人。

上述三则笔记小说中的传闻记载都认为李商隐的《九日》是他对令狐绹冷遇自己而不满之作。但是，令狐绹是否因这首诗而憎恨李商隐，这一点并不是很确定。

另外，从这三则传闻记载来看，传闻并没有提到李商隐因为结婚之事而得罪令狐绹。

这也证明，起码从五代到北宋初期，李商隐“因婚姻而怀才不遇”的这种说法并未广泛流传。

怀才不遇的原因

李商隐怀才不遇是因婚姻引起、令狐绹等“牛党”成员排斥所致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后晋开运二年（945）成书的《旧唐书·李商隐传》从《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来看，

我们会认为到会昌二年（842），本来仕途顺利的李商隐在娶了王茂元之女后，仕途便开始不遇。

这是《旧唐书·李商隐传》撰者搞错李商隐婚姻的时间所致。

王茂元在会昌二年（842）担任河阳节度使。但根据后面的记载，此时的李商隐早已是王茂元的女婿。

另外，关于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的描述也有问题。

有研究认为，王茂元是李德裕一党的成员，岑仲勉却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中通过详细的考证否定了这个说法。

在岑氏的考证中，李德裕重视优待王茂元的唯一证据，便是《旧唐书》“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这一记载。

当时正值刘稹叛乱，宰相李德裕作为平叛总指挥，任命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随后，王茂元战败，接着病死军中。

李德裕便让王宰兼任了河阳行营诸军攻讨使，自此王茂元的军权转移到了王宰手中。岑仲勉认为，

根据李德裕的《请授王宰兼行营诸军攻讨使状》，李德裕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王茂元的缺点。

因此，岑仲勉认为王茂元不是受李德裕庇护的党人。《旧唐书》中也没有李德裕与王茂元有特别关系的记载。

根据以上分析，《旧唐书》的撰者是先入为主地认为婚姻是李商隐怀才不遇的主要原因，

然后为了得到这一个结论，对史料进行了“加工”。《新唐书》多多少少地修正了《旧唐书》的部分讹误。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将《旧唐书》中“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简略为了“茂元善李德裕”。

如此一来，便不能将王茂元担任河阳节度使视为李德裕重视优待王茂元的证据，更不能证明王茂元是李德裕一党的成员。

另外，关于李商隐的婚姻，

《旧唐书》中的记载为“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也就是说令狐绹最憎恨李商隐的背恩。

与之相反，《新唐书》在这里并无任何令狐绹的记载，

反而有“亚亦德裕所善，綯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的记载。

李商隐在追随郑亚之后，令狐绹才开始憎恨李商隐。

由此可见，《新唐书》的撰者与《旧唐书》的撰者不同，对王茂元是不是李德裕一党成员仍未下定论。

相反，对郑亚是不是李德裕一党，《新唐书》则明确给出了答案。

因此，《新唐书》可能借鉴了上文提到的《唐摭言》《北梦琐言》，把李商隐跟随郑亚去其幕府赴任看成了李商隐与令狐绹决裂的根本原因。

揭开真相的面纱

清初，朱鹤龄根据《旧唐书》《新唐书》制作了李商隐年谱。

对于这份年谱，清人徐逢源有以下评论：

论者以为王茂元壻，又从事桂林，遂谓党赞皇之党。不知茂元自有王涯为之道地，又得中人之助，所恃不独一卫公也。惟郑亚始终为卫公所引。然从亚非义山本怀，又不过一年。

徐氏认为，王茂元并不是“李党”成员，并列举了理由。

《旧唐书》有关王茂元的记载中，详细说明了王茂元与王涯、郑亚以及宦官的关系。针对徐氏的说法，清人冯浩提出了不同意见：

义山少为令狐楚所赏，此适然之遇，原非为入党局而然。

惟是开成时既以绹力得第，而乃心怀躁进，遽讬泾原，此旧传所云绹以背恩，恶其无行也。

绹之恶义山实始于此，非迟至德裕用茂元帅河阳时。……其后以郑亚为李卫公所善，逐李并及郑，而绹之恶义山，尤不能释矣。然则赴郑幕者，所以重绹之怒。

其实早怒其得第而背恩，固非从卫国而迁及之也。

冯浩修正了《旧唐书》关于李商隐娶王茂元之女时间的错误。

根据其考证，李商隐是在开成三年（838）考中博学宏词科进士，同年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府，与王茂元之女结婚。

也就是说，李商隐与其女的婚姻是在王茂元担任河阳节度使之前。

那么，李商隐的婚姻与“牛李党争”的关系没有我们一般认为的那么强。

但是，李商隐在进士及第以后，立刻与王茂元之女结婚。

从对李商隐有欣赏之恩的令狐绹的角度出发，

这无疑是李商隐“躁进”的举动。因此，令狐绹因李商隐背恩而迁怒于李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另一个不同点是，李商隐跟随郑亚入幕府，徐逢源认为这并未招致令狐绹的怒火。冯浩却认为，“赴郑幕者，所以重绹之怒”，加之之前的背恩举动，使令狐绹更加愤慨。

也就是说，冯氏认为，李商隐不遇的原因就是令狐绹的愤慨所致。

但是，令狐绹的愤慨并不是“牛李党争”这类政治性的公开原因。

相反，令狐绹认为，在进士及第上帮助过李商隐，后却被李商隐所背叛，这是二人交往的私人原因。

清末，张采田编成的《玉溪生年谱会笺》一书，针对李商隐不遇的原因也有讨论。

书中再一次从令狐绹和王茂元属于不同的党派成员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与“牛李党争”相联系。

就如徐逢源和岑仲勉讨论的那样，令狐绹与王茂元是否为对立的党派成员，

随着学者对史料的客观分析越来越充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人并不是对立的党派成员。

就如最开始的描述，随着传记研究的深入，否定婚姻是李商隐不遇的原因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

结语

但是，关于李商隐的婚姻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仍旧有值得讨论的空间。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历史资料来推断，令狐绹与李商隐各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学者们主要从李商隐的诗文中寻找答案。

例如，对于《锦瑟》的主旨，有一种解释是李商隐在感慨其婚姻招致了自己的不遇。

由此可见，“因婚姻而怀才不遇”这一说法在李商隐诗歌研究中仍旧有很强的影响力。

李商隐诗歌的特点是模糊多义的，虽然读者对其作品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有自己的主观推断，但是，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这种解读便是不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