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派”掌门人陶渊明，一生执着当普通人，写起诗来是个段子手

文|谦语谈书风

陶渊明的诗歌书写了拙于世事、任真自守的内心怀抱，

诗人以“拙人”自视，在诗作中多角度地展现了身为“拙人”的人生体验与世事反思。

在创作手法上，陶渊明将“叹拙”与“咏贫”相结合，通过“以贫叹拙”的笔法，深刻呈现了“拙人”独特的精神艺术内涵，

制造了在诗歌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拙人”这一艺术形象。

杜甫、白居易等唐代大家深入继承了陶诗的“拙人”书写，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新变

，从而塑造出更为丰富立体的“拙人”形象。

陶诗“拙人”书写的创新及其诗歌史影响，对于认识中古诗歌的精神艺术价值有重要意义。

自嘲是个“拙人”

陶渊明多借诗歌表现隐逸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学题材经常相伴着他对“拙”的咏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

诗人自视为“拙人”，并进一步发掘出自身疏离于外部世界之巧伪的拙朴特质。这一“拙人”话语与其衣食困乏的贫居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确切地说，“叹拙”与“咏贫”两种鲜亮的旋律始终回荡在陶渊明的诗歌之中。

前者主要表现为不通世务、拙于人情的自嘲，后者则指向对归隐田园后贫窭之苦的嗟叹。

“叹拙”与“咏贫”两重思想表达相因相生，逐步交错成一种“以贫叹拙”的独特笔法，

塑造出意涵丰富的“拙人”艺术形象，宣示了陶渊明对适性生活的追求及其对完足生命意识的领悟。

陶渊明于义熙元年辞彭泽令后几乎完全退隐陇亩，主动拒斥“薄宦”所带来的必定后果之一即物质条件的拮据，此点已为人所共知。

其日常吟咏多涉饥寒，如“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

“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杂诗（其八）》］等。

上述诗文中所谈到的“拙”既指向陶渊明的个性，也与其生活处境息息相关。

诗人自知质性之拙难以改易，因此坚决果断地挑选“守拙”。然而与此同时，他失去官俸又不善生事，其生活的拮据是可以想见的。

故在其表达中，“咏贫”与“叹拙”实为一组互为表里的文学主题，他之所以能够安于贫窭的躬耕日常，是由于其内心深处存在对“拙”的执着坚守，

正是这种坚守使其超越了以往的“贫士”而能够以“拙人”本色立身。

回忆此前的诗歌史与思想史，“咏贫”并非新奇主题，书写饥寒现实、畅言安贫乐道亦非由渊明始创。

经典文本中的“咏贫”大致不出两类表达：一是嗟叹贫寒之苦，如《诗·邶风·北门》“终窭且贫，莫知我艰”，曹植《赠徐干》“顾念蓬室士，贫贱诚可怜”；

另一类更加一般，即源出儒家思想的安贫固穷之说，如“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论语·学而》）、“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及“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等。

在此思想语境中，贫窭生活是作为君子之道、高洁之志的陪衬而存在的，

真正受到推崇和吟咏的对象乃是安贫、乐贫的人生态度。

对主动摒弃仕宦之途的逸民高士而言，困于衣食乃是常态，如东汉的向长、与陶渊明同列《晋书·隐逸》的孙登、董京、郭文等，

赵壹更是在《刺世嫉邪赋》中借秦客之口直言“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饱读诗书的士人固守清高节操，不欲屈身世俗，难免落到身无长物的境地。

也正因此，他们索性进展出一套安于饥寒处境的观念，用“君子固穷”等思想消解衣食匮乏所带来的苦痛。

汉代以来，士人多仰慕耻食周粟的夷齐、箪食陋巷的颜回和茅屋不完的原宪，将他们视为安贫乐道、持身自洁的榜样。

自先秦至于两晋，儒、道二家尽管在应世方式等具体观念上存在分歧，当涉及“贫”的话题时却往往不约而同地强调“忧道不忧贫”，

不仅不以贫窭为苦，反而视之为远世俗、秉素志的高远境地。

然而，此类“咏贫”表达极少涉及对个人性质的讨论，

大体属于一种非功利的、彰显人格境地的道德追求，但这种追求仍旧属于向外的标榜而非向内的省视。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得知安贫、乐贫之举是否合乎士人的本愿，他们在贫寒处境中真切的心灵状态实则已隐没于某种广泛的思想潮流之中。

但在陶渊明笔下，我们看到了新的思想质素的加入。

他尝试从“拙”的角度理解前代贫士的出处挑选，将笼统的“咏贫”主题提升到身心相适的高度。这一思想倾向集中体现在其《咏贫士》组诗中。

贯穿组诗始终的是诗人对前贤平和、镇定心境的着力刻画，这正符合陶渊明“拙人”的心理投射。

在他看来，安于贫窭乃是拒斥仕进、量力循性的必定结果，无须作愤世之语。

所谓“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咏贫士（其一）》］，“量力守故辙”与“寒与饥”可谓顺理成章。

诗人尝试从顺应天性的角度找寻他们甘愿置身其间的缘由，

表述在诗歌中即“苟得非所钦”“非道故无忧”“道胜无戚颜”“所乐非穷通”—在物质富足与精神充盈之间。

他们舍前而取后，挑选遵从内心之“道”，

这里的“道”也即不违背本性，为获得饱暖而“矫励”迎合世俗。

至此，系于“贫”的哀叹已消解于对“拙”的自觉认识之中。借助对自身固有质性的发掘，陶渊明与前贤达成了观念上的共振。

不合时宜、拙于人事的天性诚然使“拙人”难以在遍布尘嚣的世俗空间内找到自己的位置（“人皆尽获益，拙生失其方”）。

但从另一角度来说，正因拙于人事，个体索性得以从繁杂世事中抽身，免受俗务牵缠。

身心自由与物质丰裕固难两全，因而取舍之后的贫窭便显得顺理成章，无须作怨艾之态。理清了陶诗的诠释逻辑，方能明确陶渊明思想贡献的关键之处：

他不再像前人一样将安贫乐道看作一种外在的道德追求，而是真正从个体天性的本源上去探寻一条最适宜“拙人”生存的道路，

这样一来，安贫就成为一种发乎本心而非被外界给予的自洽挑选。

于是，只有不善应对人事、专注追求仁义之道的“拙人”，才能做到与先贤精神契合。

陈引驰曾从现实政治角度阐释陶渊明在人生观念上的超越性：

陶渊明对于自己归隐田园的种种自我诠说，从自然本性立说，承庄生玄学之绪，当然是其学问思理有以致之，实亦是现实中挫败之人生经验的转化与提升。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这种自我完成是在“咏贫”与“叹拙”的深入融合中实现的。

有别于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安贫乐道”，正是由于“人事固以拙”，方能真正与先贤契合，获得超脱形骸的精神自由。

归根结底，陶渊明饥寒书写的旨归在于对“拙人”的体认与书写。

区别于从古以来对“贫”的强调，他另辟蹊径地将“拙”作为贤士所共有的天性。

指出顺应天性与坦然接受贫窭的内在一致性，进而使其笔下的“拙人”超越了以往面目模糊、形象单一的“贫士”，成为立体的、富于生命力的文学形象。

由贫窭设问，释以镇定乐道，陶渊明在异代知己身上找到了实现心灵自洽与完美的方法，

即“转而否弃外在征取，返归内心，启明本心，超越有形，表现为一种理想人格的修养，进入一种生命的自由境地”。

陶渊明通过叹拙来更新传统的诗歌主题，并使得“拙人”这一文学形象得以在诗歌创作中逐步生成。

守拙归田园的愿望

以顺应质性之“拙”视角审视贫窭，使陶渊明能够镇定面对饥寒，不作怨艾之态，朗然宣告“守拙归田园”的出处挑选。

他不但以“拙”自命，还将这一“拙”的品行给予前代贫士，最终促成“拙人”艺术形象的降生，

并使其进入新的文学文本。要理解这一点，第一应回到汉魏时期玄学思想盛行的大背景中。

陶诗中的“守拙”是当时士人清谈与诗文写作中的常见语词，亦是两晋玄风中的重要观念，

如潘岳《闲居赋》“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庾纯《大槐赋》“若其含真抱朴，旷世所希”等皆是这一思想倾向的反映。

陶渊明不仅在观念上继承了当时抱朴守拙的处世哲学，更值得留意的是，

他从躬耕生活与对前贤的同情理解中发掘出一条“以贫叹拙”的独特表达路径。

在推崇拙朴人生观的问题上展现出独特的思想艺术创新，

用切身体验诠释出“拙人”的生命底色，使抽象的“守拙”转化为“拙人”这一丰富而立体的文学形象。

第一，区别于以往士人因时局昏昧而被迫隐遁的无奈挑选，“拙人”乃主动顺应本心挑选远离俗世，这一举动展现出陶渊明任真自守的人生反思。

魏晋之际，士人的佯狂避世之举当然与性情有关，但更多是黑暗社会与高压统治所致，

其自然任性同时相伴着挥之不去的苦闷彷徨。

在陶渊明的表达中，“拙”不仅意味着对现实社会的疏离，它更多指向独属于个体的天然质性。

其次，通过塑造不通世务的“拙人”形象，陶渊明进一步强化了任真自守观念中的实践性品行。

结语

最后，着眼于文学创作本身，陶渊明采取以贫叹拙的表达，使“拙人”这一诗歌艺术形象拥有了立体的面貌，

并以“拙人”之眼认识世界，传达了他对出处与适性的深刻理解。

助日常吟咏，陶渊明制造出一个符合自身定位而又超越了古代“贫士”的“拙人”形象，

将衣食饱暖等现实忧虑转化为一种诗性体验，从而不断实现精神世界的圆融自足。

以往文学作品中虽不乏安于饥寒的贫士与抱朴守真的玄士，却未曾出现形象丰满的“拙人”。脱胎于陶诗的“拙人”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象走入诗歌史中，

“拙人”的特点是执着固守天性、拒斥伪饰却无悔于自身的出处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