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黄靖：“特朗普现象”的背后是美国社会难以愈

所谓“特朗普现象”使得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盟国震惊愕然，感到巨大的危机和失落。然而，更值得未雨绸缪的是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美国社会和政治中难以弥合的分裂，而这一分裂的根源是因价值观冲突导致的国家认同的分裂。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靖， 文章来源于“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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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罗里达州州长德桑切斯退出总统竞选后，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几无悬念。相较于内外交困且老态已显的拜登，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大概率事件。如果特朗普能够重返白宫，那将是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特朗普现象：其一，尽管特朗普是共和党建制派反对、甚至感到惧怕的候选人，但依然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且极有可能赢得大选；其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其三，一个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主流舆论和专业人士都认为不应该当选的政治狂人特朗普，却两次当选美国——号称世界“灯塔”的头号强国——的总统。

“特朗普现象”使得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盟国震惊愕然，感到巨大的危机和失落。然而，更值得未雨绸缪的是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美国社会和政治中难以弥合的分裂，而这一分裂的根源是因价值观冲突导致的国家认同的分裂。

作为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包含了两个层面的认同：一个是文明（或民族）认同，即对本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传承的认同；另一个是政治认同，是对国家政治体制和治理制度的认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这两个层面的认同互相覆盖并紧密结合，这个国家就有强大凝聚力和发展动力，其和平稳定就有了内在的根本保障。如果两个认同之间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或者二者不统一，则国家就面临动乱或者崩塌。例如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等国家，由于文明认同薄弱，一旦政权崩溃，政治认同荡然无存，国家与民族立即陷入分裂与动乱。

由于美国国民来自世界各地，美国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是多元的。因此，对政治体制和治理制度的政治认同（或称公民认同）不仅是美国国民国家认同的核心，也是所谓美国多元文化和民族“大熔炉”的基石。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福音派被保守势力引入了美国政治以抗衡自由派力量，导致对外倡导单边主义、对内偏重“主体族裔”（即白人）权益的新保守（neo-conservatism）势力在美国异军突起。与之相抗衡的则是自由派强调各文化族群和宗教的平等与同权的“政治正确”浪潮。这两股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我们要什么”（what we want）的利益冲突，而是关乎到“我们是谁”（who we are）的价值观的根本分歧。两股力量在堕胎，拥枪，性取向、同性婚姻以至族群权益和文化传承等关乎价值取向等问题上势不两立，进而导致对宪法、政治体制与治理制度的截然不同理解和解释。其结果，美国国民在国家认同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分裂和对立。

支持特朗普的主力是福音派白人选民。他们认定，美国是由“五月花号”移民为代表的、以清教徒价值观为支撑的、强调个体自由的欧洲移民经过独立战争创建的国家。因此，“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核心是清教徒的价值观，美国的主导者是白人（确切说是信奉清教的白人）；他们心目中不可或缺的政治象征仪式，就是美国总统就职时手抚圣经，高诵“上帝保佑美国”；他们立国的座右铭是：“我们信任上帝和民主”（In God and democracy we trust）。在他们秉持的理念中，公权力的本质是恶的，而他们定义的“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监督和控制公权力（政府）的职权范围——这是他们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的根本原因。他们是拥枪的坚决捍卫者，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反对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美国大熔炉”存在的先决条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都必须接受他们的“美国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唯如此，才能成为“美国人”。

特朗普右翼保守、坚决反对政治正确、主张“美国优先”——实质上是白人优先——的政治立场，在以福音派为主体的白人选民中间产生强烈的共情和认同，获得他们宗教般的狂热支持。他们坚信，只有像特朗普这样的白人领袖执政，才能防止“假美国人”（fake Americans）窃取他们的“美国”。

支持拜登以及奥巴马的主力是左翼自由派。他们认为，美国是由移民们共同建立的。而且，较之白人移民，作为奴隶和劳工来到美国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对美国的建立和发展贡献更大，牺牲更多，因为他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黑命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因此，美国的主导者是各族群中产生的“精英”（elites）；“美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平等、多元和包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自由”才有实际的意义。多元文化和族群不仅是美国社会的现实，更是使美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对多元文化和族群的包容、接纳并赋予同等的权利，是“美国大熔炉”的必要保证，也是美国“软实力”的源泉所在。他们认为，公权力——政府——不仅代表整个公民社会进行外交，保障国家安全，而且必须为捍卫多元文化、反对种族歧视、确保公民平等权利和公正的分配提供制度性的保障。正因如此，美国政府必须积极广泛地干预各项社会和经济事务，确保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国人”能够依据美国宪法保持他们的文化传承，同时享有公民的平等权利。正因如此，政府的体量和功能应该和社会的发展相匹配，进而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只不过是保守主义的教条。左翼自由派选民的政治狂热不亚于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他们认定，如果特朗普之流执政，他们的“美国”必将面临国将不国的巨大危机甚至走向毁灭。

这两派势不两立的美国人最泾渭分明的表现，莫过于他们为表达自己立场和要求的示威游行。自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发生了数十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自由派——拜登和奥巴马的的支持者——大都居住在市区，参加者包括白人、黑人和拉美人的各种族群。他们的游行示威往往由是某一突发事件所致，由社会团体或具有政治感召力的社群领袖发起，他们的核心诉求往往是“平等、人权”反对种族歧视和要求福利待遇等，他们的游行示威也往往在闹市区徒步徒手地举行。由于组织松散控制力弱，示威活动显得松散混乱，难免鱼虾混杂，使得“打砸抢烧”现象成为自由派游行示威的常态，但他们很少冲击公权力机关，示威游行也往往是虎头蛇尾。

支持特朗普者的抗议示威活动，参加者几乎全是白人。他们的抗议行动组织有力，行动高度一致：往往开着皮卡和越野车、手持各种现代化枪械，从他们居住郊区聚集到当地政府大楼、法院等象征公权力的场所，“武装”宣示他们的立场。尽管他们的示威活动看似秩序井然，而且强调“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但实则杀气腾腾。一旦失控，立即转变为“暴力占领”——2021年1月6日“占领国会”就是显例。

美国国民中国家认同的高度分裂，更导致了两种危及国家团结稳定的的现象（或潮流）。其一，地方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制度性对抗”：州政府利用美国联邦体制中赋予的权利，公开“依法”不执行甚至对抗联邦政府的政策或法令。最近在德克萨斯州针对“偷渡”移民问题上州政府公开“武装对抗”拜登政府的法令和政策就是一个显例；一些州政府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在特朗普是否有被提名参加总统大选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又是一例。

其二，美国开始出现“政治迁徙”。美国民众有迁徙的自由。但以往的迁徙大都是因为经济原因，即为了更好的工作或更优渥的生活而迁徙。然而，一方面高度的国家认同分裂，另一方面美国“红”（右翼保守）地区和“蓝”（左翼自由）地区的分野日趋明显，导致了“政治迁徙”的出现：持保守立场的民众倾向于向“红”地区移动，而持自由立场的民众倾向于想“蓝”区聚集。“政治迁徙”在青年人和新移民中尤为明显。“政治迁徙”的结果，不仅加剧了国家认同分裂的区域壁垒，而且也造成了地方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分歧和对抗。

在这样高度分裂的状态下的总统大选，危机四伏。如果获胜的一方取得了“一边倒”（land slide）的胜利，或许能够维持稳定。倘若选举结果相差不大、尤其是产生争议，则极易引爆全国性的混乱。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不仅对依然“称霸”世界的美国是巨大的挑战，而且也必将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极大的危险。 ■

文章来源：“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