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台资企业在大陆腾飞

编者按

从1990年到2019年，台资企业在大陆获得了飞跃性发展，产业类型从制鞋、食品、自行车等一路延伸至电子信息。可以说，如果没有大陆超级充沛的劳动力、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和逐步增长的消费市场，台资企业不可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反过来，如果大陆没有能够吸纳包括台资企业在内的外资大举进入，也不可能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都是在持续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取得上述硕果的。今天，外资企业对华投资直线下降，如何扭转这一困局，应该进入国家的核心议程，进行根本性的讨论。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当下社会共识底线的一种恪守，也是对辞世27年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最好纪念。

赛格特约作者 李海燕

台积电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富士康为什么能成为全球电子产业代工巨头？日本电子企业为什么在1990年代后就慢慢衰弱了？韩国电子行业的崛起和台湾地区电子行业的崛起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美国制造业的弱点又是什么？

近期，上述看似不同实则相连的问题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里。通过梳理台湾地区电子产业发展的历史过程，站在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笔者认为可以用两句话来界定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这一现象：第一、过去30年里，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高度依赖大陆提供的土地、劳动力、市场等要素；第二、过去30年里，大批台资企业发挥了大陆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纽带作用。

过去30年里，台资企业壮大了自己，成就了两岸，各方都可谓获得了巨大收益，同时也为全球科技产业革命和提升消费者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下，是笔者的一些粗浅思考。

台资企业何以在90年代起飞？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台湾地区的电脑代工行业就开始步入快车道，半导体行业也进入快速发展期。今天，台湾的电子信息产业格局正是那时候奠定的，所涌现的龙头企业也都在那时候出现了。那么，台湾电子信息产业何以在90年代开始起飞？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经常被人提及的一点，即台湾地区长期的产业政策结果。早在60年代，台湾地区就开始了鼓励加工出口的产业政策。到70年代和80年代，台湾地区的鞋业代工产业已经在全球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力。到90年代，台湾企业已经具有非常完整的电视机生产制造技术。

1989年，台湾裕元鞋厂落户于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员工最多时超过12万人

1985年，张忠谋受邀出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两年后创办台积电，可以说这是岛内坚持产业政策所结出的硕果。当然，当时无论是发出邀约的一方还是张忠谋本人，必然没有能够预料到30年后的台积电竟然能够扮演“护台神山”的角色。

因为即便是芯片业内人士，也没有人会预料到芯片代工可以在全球的芯片产业链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毕竟，伟大的创新都是不能被计划的，具体到芯片代工产业，政策只是提供了发展方向和初步的人才及研发支持，微观上，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培养绝非产业政策可以提供。

其次，必须要注意到90年代日美电子信息市场的激烈竞争所导致的产业溢出现象。在90年代以前，能够提供电脑CPU的Intel公司只不过是一个零部件供应商，远未占据霸主地位，因为彼时的个人电脑发展主导权还掌握在IBM、康柏这样能够设计个人电脑的企业手中。

为了加强自己的竞争力，Intel公司在1986年左右放弃了日本企业占有优势的DRAM业务，开始专注于CPU业务。到1995年左右，Intel把个人电脑的产业主导权从电脑整机厂家中夺了过来。

Intel的策略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把CPU和周边的相关技术都模块化，把过去复杂的个人电脑设计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组装品。与此同时，为了战胜个人电脑产业链中的巨头如IBM和大洋彼岸如东芝这样的日本企业，Intel公司把相关技术输出给台湾企业。这样一来就把封装这样的“脏活、累活”外包出去，自己则专注芯片设计本身。

在电子信息产业中，持续扩大营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取得技术突破，保持上述流程正反馈是获得长久竞争力的秘诀所在。Intel公司怎么也想不到，当初的外包企业后来会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心，成为超越自己的时代新主角。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来自岛外高端人才的回流。笔者发现，80年代以后，从美国留学人员中回流到台湾的电子行业的超过20000名。过去几十年台湾比较成功的企业，创始人基本是两类，一类是台湾本土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以郭台铭为代表；另外一类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以张忠谋为代表。

在德州仪器工作时的张忠谋

本文不是政论，但客观来说，留美技术人员回流和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两岸恢复交流有直接关系。另外，进入9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很多日本退休的或被裁的技术人员开始到韩国和台湾地区企业寻找机会。而在80年代，台湾企业想从日本企业挖一个技术人员是非常困难的。

无论是液晶行业还是芯片行业，大量人才的到来都推动了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壮大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以芯片代工为例，日本、美国、荷兰成为原料、技术、零件的提供方，台企则负责封装流程。

2002年是台资企业的转折之年

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关系开始松动，至90年代，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以鞋业为先导，后续延伸到电子信息产业。这中间，2002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台资企业迎来了高歌猛进阶段。

2002年之所以成为重要年份，从政策上面来看，大抵有两个重要标志。

第一个是2001年12月11日，大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全面和西方发达国家接轨。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又一个历史性举措。而加入WTO的时候，我们也对将来的改革和开放措施做出了一些承诺。这对其它国家的企业来讲，就增加了未来的可预期性。此外，2001年9月11日，美国受到恐怖袭击。中国也很快表达了反对恐怖主义的态度。这个政策选择也稳定住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第二个原因比较隐秘，台湾当局于2001年废除了台湾电脑企业到大陆投资的禁令。关于这个政策转变的原因，笔者并没有看到相关研究的资料。但笔者推测是有两个动力，一个是大陆加入了WTO，整体外部情况比较乐观和明朗。第二个原因是美国企业和台湾企业的压力。事实上，美国的电脑企业很早就要求台湾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地方，进一步降低成本。关于鞋业代工，美国的耐克公司等早在80年代就要求台湾企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去生产。国际电脑整机企业的激烈竞争更是促进了产业链的转移。

从技术和产业竞争力的角度看，2002年同样是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的转折点。依然以芯片产业为例，2002年之后，政府的作用很小了，各家企业基本上实现独立发展了。这是因为，经过15年左右支持和发展，台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政府的继续支持和干涉反而会触犯到既有一些企业的利益，遭到这些企业的反对。

在电脑代工行业，情况也十分类似。在2001年之前，台湾的电脑代工企业就是一个纯粹的代工企业，完全按照美国和日本企业的要求去组装电脑或者生产零部件。按照日本学者的说法，是一个“情報の受け手”，也就是信息和技术的接受者。在2002年之后，台湾企业成为一个“情報の出して”，也就是成为了信息和技术的提供者，台湾电脑代工企业从纯粹的代工转变成为美国企业的合作伙伴。

互惠共赢是两岸经贸增长的基本动力

近30年来，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陆的鼎力支持乃至让利的因素，但本质上，两岸经贸往来、技术流通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笔者认为，如果说香港是支撑大陆跨越式发展的金融桥头堡（主要的外资进入地），那么台湾就是大陆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纽带，大陆、台湾和美国在电子信息产业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三角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启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标志，全球信息产业革命正式拉开大幕。之后30年，美国企业扮演基础研发，软件控制和销售渠道控制的角色；台湾企业扮演了生产组织实施者的角色；中国大陆扮演了劳动力提供的角色，并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三方联合，向全球消费者提供了物美价廉的电子产品，这个模式在苹果公司的智能手机诞生之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这个产业分工中，受益最大的当然是美国企业，因为处在产业的最高端；其次是台湾企业，因为廉价电子产品的大量生产不仅仅给台湾电脑代工企业、手机代工企业创造了丰厚的利润，也给台湾的芯片生产企业（以台积电为代表）和封装企业（以日月光为代表）带了巨大的订单和利润。与此同时，处在产业最低端的大陆企业也获得了惊人的进步与发展。

中国进出口金额的飞速上升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开始。2001年之后的20年，中国每年进出口金额的50%以上都是所谓的三资企业完成的（最近几年这个比例有所下降）。其中台湾企业的占比是最大的。其本质是台湾企业充当了美国（也有日本等其它国家）和中国大陆的科技产业纽带。原因就在于台湾地区融入国际大循环比大陆早了20年，人才积累、技术积累、资本积累比我们早了20年。

从产业辐射的角度看，台湾企业对大陆的发展也绝不是没有促进作用的。目前我国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是福建省和广东省。这和台资企业比较早的到这些地方投资是不无关系的。早在80年代末期，耐克等公司就要求台湾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地方。

芯片产业方面，台湾地区在三个领域有比较好的发展，那就是芯片代工（以台积电为代表）、芯片封装（以日月光为代表）、芯片设计（以联发科技为代表）。联发科技的发展也是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共赢的典范。90年代，台湾芯片企业没有实力和美日大企业竞争，但联发科技依靠快速仿制和大陆市场得以迅速成长，譬如在90年代给大陆提供了VCD机背后的芯片，2000年之后提供了山寨手机芯片，2010年之后开始涉足智能手机芯片行业。可以说，如果联发科技没有背靠大陆，就不会有今天。反过来讲，如果大陆没有一批联发科技这样的台资企业，其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也没有这么迅速。

伴随着台湾企业2002年以后大规模到大陆投资，大陆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脑和手机生产基地。虽然主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但是间接地带动了中国电子零部件行业的发展。我们谈起富士康，有一个说法是“血汗工厂”。对苹果公司来讲，对富士康来讲，大陆有好的电子零部件企业，他们都没有拒绝的理由。所谓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整机的生产在大陆，相关产业链也更容易获得发展。

大量的出口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额的增长，在很多看不见的地方也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中国企业无缝地融入了国际产业链。出口，意味着所有的标准都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最高标准进行全流程管控的，这个流程培养了大量的产业人才，构成了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大国的重要条件。

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战，自此事情开始明显起变化了，地缘政治的博弈带给两岸经贸合作以不可预测的巨大冲击。但即便如此，台资企业在今天大陆的经济基本盘尤其是出口基本盘中依然举足轻重。毫无疑问，在今天这一局面下，以开放的姿态继续推动彼此进一步合作，尽管十分艰难，但十二分必要。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