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律所“特别合伙人制度”的三个挑战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今天（2024年2月18日）是2024开工第一天，整个律师圈洋溢着“开工大吉”的红色喜悦。

“中国龙”图腾的意义是神通广大、蜿蜒多姿。中国律师业也正在进入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周期，如何顺势而为、屈伸有度，是2024年发展中需要运用的智慧。律新社在年前的走访调研中发现，虽然发展阶段各有不同，但是行业发展共识已然达成——2024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必然包含以下元素：律所的规模化与组织化、服务的专业化与精细化、行业的产业化与国际化……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将进入服务的体系化时代，为客户持续提供服务价值依然是技术浪潮下的恒定刚需和必然指标。

而持续提供价值需要运营体系支持，更多突破个人化和个体化，更多依赖组织化和体系化。因此，“特别合伙人制度”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解决方案之一。

2024年初，上海提出制定《上海市律师事务所特别合伙人管理规定》，迎来“特别合伙人”时代，一场改革浪潮正拉开序幕。深度认知“特别合伙人制度”成为下一轮竞争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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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合伙人制度”多地陆续接龙

2024年1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发挥城市功能优势 做强律师事务所品牌 加快推动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制定《上海市律师事务所特别合伙人管理规定》，明确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人和党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等专业人才成为律师事务所特别合伙人的具体办法”。这一“特别合伙人制度”的推出，不仅在上海法律圈引发了热议，也吸引了全国各地法律服务业从业者的广泛关注。（相关阅读：鼓励律所引入公司制模式、国外开分所有奖励？这则《通知》全是上海涉外品牌律所发展红利丨律新观察）

面对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的法律服务市场，单一的法律专业背景已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特别合伙人们将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经验，打破传统律师行业发展的固有框架，为律所注入新的活力，为法律服务行业提供更多元、更开放的发展思路。当然，“特别合伙人制度”的出现，不仅仅是对律师行业合伙人制度的一次创新，还是一场提升法律服务水平的深远变革。

在上海制定《上海市律师事务所特别合伙人管理规定》之前，陕西省和海南省也已有“先行”制度经验，这一制度的先进性被接力认知。

2019年10月1日，《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开始施行，其中规定：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人等其他专业人员可以成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但其出资份额和人数比例不得超过25%，不得担任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担任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律师以外其他合伙人的情况，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2022年11月1日，《陕西省律师条例》开始施行，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在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除执业律师外，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人等其他专业人员可以成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业内人士评价，突破创新，允许非律师人员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是《陕西省律师条例》的创新点。随后，律所体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引入非法律人员参与律所的管理工作，既有从法律科技公司出来的人员，也有从其他行业加盟律师事务所的优秀人才，改变了传统律所“清一色”律师的人才架构。同时，《律师条例》的创新还为非律师人才进驻律所提供了“制度上的突破”，允许非律师人员成为律所合伙人，一举解决此类人员的身份和待遇问题，为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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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律师行业发展趋势

在探索律所公司化改革的创新之路上，“特别合伙人制度”是对行业现状和发展的深刻洞察。随着律所规模扩张、客户需求变化以及行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特别合伙人制度”的出台为律所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力。

2021年，上海市司法局发布《上海司法行政“十四五”时期律师行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上海拥有50名律师以上的大中型律所达到100家左右，其中100名律师以上的规模所达到60家，300名律师以上的规模所达到15家，上海市律师人数达到45000人左右，万人律师比提升至万分之十五。

为实现这一目标，《规划》指出：“支持律所加快探索规范化、科学化、可持续的多元化健康发展模式，鼓励律所探索改进分配机制。鼓励律所、律师利用高校及各类优质社会资源开展管理及业务培训，引入高层次跨领域专长人才，不断优化律师事务所人才结构和层次。支持符合条件的律所改制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制。支持引导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人等其他专业人员担任律师事务所特别合伙人。”[2]

当审视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历程时，不难发现，律所管理体制改革是推动法律服务行业进步的关键驱动力之一。中国律所真正意义的市场化发展始于90年代初期，多数律所从创业伊始，管理粗放，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管理瓶颈也愈发显现。如不能突破，则面临发展停滞甚至分裂的困境；而大胆进行管理创新和改革的律师事务所，也不得不面对改革带来的阵痛，无论是实施“一体化”管理还是“精品化”发展的律所都面临着成本居高不下的压力和人才流失的风险。

“特别合伙人制度”的创新改革恰逢其时，鼓励律所探索公司化管理模式，为律师行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规模最大的律所——盈科律师事务所2023年底人数已达16205人，员工总数达到21860人，在2023 Global 200全球律师人数排名中蝉联第一。盈科在运营上已充分发挥了“非律师合伙人”和律师合伙人共同参与律所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盈科发展的核心制度。（相关阅读：李正：3000运营大军服务1.3万律师！职业经理人制度能效还在升级丨品牌运营50讲（6））截至2024年1月，盈科国内分所已达118家；盈科全球法律服务网络2023年建设迅速，在16个国家新设21家海外直营机构。（相关阅读：展望2024中国法律服务业发展趋势 看这60家优秀律所元旦献词丨律新观察）2024年春节期间，盈科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在朋友圈表示，“‘盈科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生态圈’提供全球范围的法律、会计、税务、咨询、贸易、产业、资产管理、投融资、ESG、科创、留学教育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其背后就是强大的运营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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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剂良方，解决律所管理转型的三大挑战

每个制度的出台都有其明确的解决问题导向。引入“非律师合伙人”不仅是因为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当今律师行业发展的底色，也因为已经进行的部分探索实践可以解决律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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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转换的问题

传统的律所合伙人都是从事法律业务出身，对客户和业务的重视程度往往远大于对律所内部事务的管理。让部分合伙人从从事法律业务的专业律师转变到管理律所内部事务的非律师人员，并非易事。

而随着律师行业的发展，非律师人员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业内人士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法律行业将更需要两类非律师人员——CRM（客户关系管理）与Marketing，二者将会为律所、团队和律师带来彻底的“解放”。具体而言，CRM能帮助律所完成对客户关系的稳定维系和深度挖掘，实现资源的汇集和整合；而Marketing作为律师的“眼睛”，能将服务产品精准投放到市场，并为律所与律师带来更多资源。

而“特别合伙人制度”的引入，体现了对从事运营、管理业务人员的重视，有利于让合伙人对运营、管理工作的价值达成共识，也可以从制度上使得从事法律业务的合伙人与负责运营、管理的合伙人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充分解放合伙人的生产力，让负责运营、管理的合伙人把精力用在能够产生更大效益的资源开发和管理工作上。目前，业内已经有不少律所在尝试将“非律师”引入到律所管理中，并赋予其较高的权限，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以解放律师的生产能力。

例如，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首席运营官（COO）宋佳已成为星瀚的独特品牌。她在进入星瀚时，正值律所运营在市场方面有很大的缺口，而她既是法律专业毕业，了解律师行业，又对市场和宣传很有自己的想法，担任此岗位正合适。同时，星瀚也为宋佳提供了相应的机制支持：她不做业务，完全负责中后台，而其分配机制跟星瀚的权益合伙人一样，实行点数制。（相关阅读：王凤梅对话卫新：拥抱“演化” 星瀚12年“不亦悦乎”之路丨卓越品牌之道）

此外，还有一些律所的合伙人“不得不”放弃律师业务，专职管理，以确保律所有序运转。汉坤律师事务所的“Co-CEO”模式也侧面印证了专职运营的价值，为专业律师的角色转换提供了参考范式。通过几年实践，汉坤的“Co-CEO”模式已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管理模式。汉坤的两位Co-CEO——李晓鸣律师和李卓蔚律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曾经都是非常卓越的律师，有着非常丰富的执业经验。为了汉坤，他们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管理上，使得汉坤决策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能一心扑到业务上。两位Co-CEO因为不再做具体业务，可以中立地处理所内的管理问题，避免所内的利益冲突，并从全局出发，实现管委会制定的决策和目标。（相关阅读：王凤梅对话王舒：法律思维+商业智慧，只做“顶尖”的汉坤造就“别样”精品所丨卓越品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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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

律所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但利益的重新分配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因此，改革必然遭遇阻力和冲突。“特别合伙人制度”可以解决业务律师与非业务律师或者非律师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业务律师是法律服务的输出者，也是律所的主要创收者，但是如果非业务律师或者非律师支持得更多，是否可以为律所带来更多创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管理者是否可以参与增长的分配？“特别合伙人制度”的引入，有利于督促律所重新建设一套评价体系来评估“非律师”的贡献、激励“非律师”群体，以帮助他们在律所的运作方式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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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管理技术的问题

“术业有专攻”，传统的律所合伙人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却没有系统地了解过科学化的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策略和手段、客户维护技巧、人力资源管理、行政事务、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能力都相对缺乏。而“特别合伙人制度”鼓励律所引入管理方面的专业化人才，专门从事律所的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事务，提升律所的管理能力和行业竞争力。

正如一些团队中的运营人士认为，其在团队中的工作主要是围绕运营展开，不仅包括常规的团队管理、知识管理，还包括人才梯队的搭建、品牌运营和团队客户维系等。律师是生产力，而“非律师”处在生产关系层面，二者结合，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未来，律师会偏重于专业技能和法律服务产品，而非律师人才则可以在财务、行政、市场、流程、品牌宣传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一方面协助律师打磨法律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在优势领域独立发挥自身的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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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的“特别合伙人制度”

“特别合伙人制度”的出现，有利于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增强律师事务所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有利于带来更多的创新思维和业务拓展模式，推动律师事务所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但目前“特别合伙人制度”尚处于发展初期，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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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然”增加的管理成本问题

在传统的律所管理模式下，管理成本比较低；而改变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模式，引入“非律师合伙人”，就将面临管理成本上升的问题。在当前法律服务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控制成本成了各大律所面对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很多律所已经认识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但面对改革过程中增加的管理人员的人力成本、管理设施成本、管理的时间成本、运营成本等，不少律所望而却步，而这也阻碍了“特别合伙人制度”的进一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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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律合伙人”的稀缺性

长久以来，中国律所认为非律师人员参与律所合伙并从事管理工作有利也有弊。利是其能够打破现有律所管理中松散的组织关系，建立组织文化；弊是非法律人员对律师行业的理解深度不够，很难真正担负起整个律所的管理职责，而其权威性的匮乏也很难在管理中服众。

律所组织结构和服务方式的特殊性对于“非律师”专业人士充分了解律师行业的要求甚至要超过其专业能力。而同时兼具法律背景与其他专业服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稀缺，也是造成律所“非律师”人才严重匮乏的重要原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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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配套机制的缺位

在目前绝大多数律所采取的传统提成制模式下，“非律师”岗位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以运营岗为例，当前多数律所尚未有专项资金来支持运营人员工资、运营的投入成本，也尚未制定合适的考评及晋升机制。此外，律师行业普遍追求的创收目标与运营管理团队的业绩并不直接挂钩，导致运营团队缺乏必要的激励和认可，律所也难以直观地看到运营管理带来的效益。这种“非法律”岗位激励和反馈机制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特别合伙人制度”的实施以及律所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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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理念指导下，通过引入非律师合伙人，律师事务所正逐步解放律师的生产力，推动行业向着更加专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为律师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法律行业的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新蓝图。

随着“特别合伙人”在市场、品牌、行政、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律所对引入“非律师合伙人”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升。这背后对律所的组织化运营以及产品运营的支持，必将提升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和品牌影响力，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如何引入、培养“特别合伙人”，不仅需要当前律所管理合伙人高度认知同频，还需要健全的培养引入机制，才能使这一制度真正焕发活力。龙年只是开始，但是龙头对了，腾飞只是迟早的事。

#注释#

[1]允许非律师人员成为律所合伙人、鼓励探索公司化律所管理模式……《陕西省律师条例》六大亮点解读

[2]支持非律师担任“特别合伙人”！上海规划：2025年律师达45000名，百人所60家

[3]2021年，律所究竟需要多少“非律师”？

[4]为什么要赋予“非律师”所有权？

[5]“非律师”人才在律所的发展为何总有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