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达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
“过年孩子们全回家了,学校保安在,还强制老师呆办公室干啥?”
“是要严防死守桌椅被偷,还是要在校长办公室浇花?”
这些话来自常老师。常老师是我儿时的班主任,是一位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已教授小学数学20余年。每年我都会与同学春节前看望她,吃点茶水聊聊天。
常老师所在的单位,一直是华中地区某市中心城区的重点小学。由于教学成绩突出以及年龄渐长,她早已从教学业务主干,转为了行政骨干,属于学校中层领导干部,学校领导班子与她关系都非常密切。“我们都是十几年的老同事,岗位变动不大,你也应该都很熟。”
2024龙年春节校门紧闭
报告校长:您的办公室还在
“过年孩子们放假,学校有保安值班负责消防和财务安全,我们却还接到学校和教育局的通知,要求老师春节必须轮班?”常老师对此感到十分不满,“是要严防死守、避免桌椅被偷,还是要在校长办公室浇花?”。
“我外甥女在建设局上班,他们过年要值班,我觉得是对的。”常老师认为,遇上重要的节假日,各地省市的机关单位人员留守值班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些单位承担着很多应急管理的职责,要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响应。
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小学为什么也要被纳入在内呢?很多学校不存在学生因故留校需要照看的情况,为什么还要教师值班?“这种做法就是瞎搞,没人批评不意味着它就是对的,而是大家习惯了顺从、不惹事。”
去校长办公室瞅瞅,看丢了啥没
不必要值班的根源
笔者认为,不必要的值班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当前体制问责主义的过于强势。需要特别注意,强势并不意味着处置事件就不科学、不正确。众所周知,要当人们呼吁要改革、取缔某类糟糕的旧体制、旧现象时,往往还特别需要强人或强势的集权主义来推动,否则对人民有益的重大改革就会被搁浅、失败。
真正存在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处理改革过程中的阵痛?又如何对待改革(假使成功)后的非意料后果?特别是如何再次实现秩序自身的、低能耗地平稳运转?”
“不必要值班”便是一只有待解刨的小麻雀。当前体制问责主义十分的强势,这在带来诸多意料之中利好的同时,也往往会导致人们(如调查组的问责人员)在事件进行定性分析时进行合理性解释的意愿变得非常强烈。
一位我访谈的同地区市重点中学副校长说道,“不安排值班?那真出了啥事,调查组揪着没安排值班这1%的过失不放,锅不是我的也得我这副校长背......到时候你跟他讲意外讲道理?他认结果认他的安全指标表,调查的解释权在他们。”
理解事实,有时比发现事实的分量更重。
问责主义本身需被拷问
正因领导们非常熟悉当前体制内问责主义的强势特点,所以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单位、在何种具体情况下,领导们都会追求“按你的问责指标表来,不够我就再多补充几点”。
这样一来,使用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比如安排老师在没人的学校值班,便成为了各级行政主干躲避被从天而降的“大锅”砸到的最基础的操作之一,“你去值班,我是领导我不照样值班吗,你有啥不服气的”。领导与下属一起值班,“同甘共苦”,既是上级部门的要求,也是平息单位内反对声音的基操。
因此,真正取消“不必要值班”依靠的绝不仅仅是中央管理部门某份临时性的、相同主题的文件,不是“责令”或纯而又纯的“鼓励”“支持”,而是要对我们体制中强势的问责主义进行充分的反思。
问责主义绝不是由自上而下、单方面的权力支配,而是由真实性、科学性、人民性来支配。当前问责主义本身需要被拷问,问责者的行为更需要被放在科学的放大镜下再次观察。
让“不必要值班”消失,真实的目标是让工作干部不必再为下个“锅”做画蛇添足的准备,不再担惊受怕、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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